禁渔期何以沦为"禁钓期"？生态保护不能异化为权力任性！

随着生态保护意识的日益强化，禁渔期制度已成为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可在实际执行中，不少钓友无奈发现，诸多地方将重点过度聚焦于钓鱼人，致使禁渔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禁钓，这一现象引发垂钓群体强烈不满。

以长江流域某地为例，一位六旬钓鱼爱好者因在禁渔期单钩垂钓，收到了2000元罚单。这样的案例并非个例，自禁渔政策实施，全国超3万名钓鱼爱好者受罚。

这反映出当生态保护政策异化为对普通民众的过度约束，不仅凸显管理智慧的缺失，更考验公共治理能力。

从政策初衷来讲，禁渔期设立是为让水生生物休养生息，恢复种群数量，维护水域生态平衡，主要针对大规模掠夺式商业捕捞，如使用绝户网、电鱼、毒鱼等对渔业资源造成毁灭性打击的行为。

但部分地区执行时“一刀切”，将休闲垂钓与生产性、违法捕捞一概严格限制。比如江苏某市扩大禁钓区域至所有公共水域，湖北某县直接全面禁止垂钓。

某地渔政工作记录显示，2023年涉渔违法案件中，87%处罚针对个体垂钓者，真正打击非法捕捞的案件仅占13%。

这种选择性执法背后，是执法部门“捏软柿子”的惰性思维，因为监管商业捕捞首要突破关系网，还有那些漂游不定、多在夜间进行的电鱼、毒鱼、网鱼行为，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相比查处固定在岸边的钓鱼人看似“高效省力”。

而且，《渔业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垂钓活动采取“规范而非禁止”原则，可部分地方出台“全域禁钓令”，明显违背上位法，是以文件代法律，背离法治精神。

何况，有研究数据表明，休闲垂钓年均渔获量不足商业捕捞的0.03%。如鄱阳湖专业捕捞船队单日作业量可达2吨，普通钓鱼人日均渔获量超5公斤很难。

此外，中国钓鱼运动协会统计，全国约9000万钓鱼爱好者中，78%养成主动放流幼鱼习惯。北京永定河钓友自发成立护渔志愿队，两年制止非法电鱼行为56起。这些都表明合理引导的垂钓群体能成为生态保护力量。

下面给有关部门几点解决困局的建议。

分级管理十分必要。可参考机动车限行制度，建立“核心保护区全年禁钓、生态修复区限时开放、普通水域规范管理”的三级体系。如上海在长江口实行的“垂钓地图”APP，实时显示可垂钓区域和配额，这种智慧化管理模式值得推广。

科技手段能提升监管效能。重庆在重点水域布设AI识别系统，自动区分休闲垂钓和非法捕捞行为，准确率达92%；浙江使用电子钓具标识系统，实现“一人一竿一码”可追溯管理，既降低执法成本，又保障钓友们的权益。

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更为重要。广东肇庆“渔民驿站”模式，邀请资深钓友参与政策制定；江苏太湖成立垂钓协会，协助管理部门开展资源监测。当垂钓者从被管理者变为治理参与者，生态保护才能凝聚社会合力。

2023年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加“公众参与”条款，彰显治理智慧。禁渔政策不应挤压钓鱼人权利，生态保护与垂钓权利并非二选一。管理者需拿出精细化、人性化方案，实现留住江豚微笑，也容得下安静钓竿的生态文明。

我是悠渔乐好，后续会继续分享有关钓鱼的所见、所闻、所感，期待钓友们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