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苏联帝国的最后一缕阳光缓缓西沉，一个曾经红遍半边天的超级大国正静静地走向历史的尽头。在这个关键时刻，苏联自身培养的干部不仅成了旁观者，更像是一群悄无声息的“催化剂”，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加速了这一切的发生。这不仅是一个关于权力和贪婪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理想与现实、忠诚与背叛交织的复杂叙事。

当苏联干部腐败到后期已经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时，他们不仅忽视了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更是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找到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路径。苏联解体，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国家消逝的悲剧，而是一个个人财富快速膨胀的机遇。

初始的清廉与团结

在苏联的早期，特别是在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领导下，国家展现出了强烈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精神。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理念深入人心，干部和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一种几乎是肩并肩的关系。干部们大多出身于平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革命前就已经是工人、农民或低级职员，这样的出身让他们与广大群众保持了紧密的联系。

这种联系不仅仅体现在共同的出身上，更体现在他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共同追求上。当时的苏联干部，他们的生活并不奢侈，生活条件甚至与普通工人没有太大差别。他们工作的动力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和对国家未来的憧憬。在这样的背景下，腐败虽然存在，但被普遍视为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行为，社会舆论和官方政策都对此持压制态度。

在列宁时期，苏联干部系统的建设就已经注重道德建设和党性教育。列宁本人就强调过，干部不仅要有能力，更要有清廉的品德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这一理念贯穿于苏联的干部选拔和教育系统中，形成了一套比较严格的干部评价和监督机制。尽管这一机制并不能完全杜绝腐败，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干部队伍的整体清廉。

进入斯大林时期，随着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集体化运动的推进，干部队伍面临的诱惑和挑战也随之增大。斯大林对于干部的要求更为严格，对于腐败现象的打击也更为强硬。在这一时期，许多高级干部因为腐败问题被清除出党，显示出苏联对于维护干部队伍清廉性的决心。然而，斯大林时期也是苏联历史上最为封闭和高压的时期，干部和民众之间的联系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疏远。

赫鲁晓夫上台后，试图纠正斯大林时期的一些过错，推动了苏联社会的部分开放和政治解冻。在这一时期，干部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赫鲁晓夫本人更是试图通过各种措施来减少干部的腐败行为，包括推动干部轮换制度，减少干部在一个职位上过长时间的积累的私人利益的机会。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制内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干部腐败问题的种子在这一时期也悄然播下。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腐败滋生

随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到来，苏联的政治风气和干部队伍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心和理想似乎开始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风潮。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反映在了干部队伍的行为和态度上。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初期，苏联经济还保持着增长的势头，这给了部分干部在物质上追求更多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国家对科技和军事的重投资导致民生领域的投入相对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干部开始利用自己的职权为个人谋取利益，腐败行为逐渐成为了苏联社会的一部分。

勃列日涅夫及其家族的腐败传闻，在苏联社会中引起了广泛关注。据传，勃列日涅夫的子女和亲属涉及多起利用家族关系进行权钱交易的事件。这些行为不仅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也破坏了苏联干部队伍应有的形象。尽管官方试图掩盖这些丑闻，但越来越多的证据和传言使得这些问题无法被完全隐藏。

随着腐败现象的扩散，苏联社会对干部的信任开始下降。原本应该是人民的服务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干部队伍中的一部分人却变成了利益的追逐者。他们在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同时，也逐渐忽视了对社会和人民的责任。

腐败行为的泛滥不仅影响了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严重破坏了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改善经济状况和提升国际地位，但干部腐败问题的存在成为了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障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否还能继续前进。

安德罗波夫的短暂纠正与戈尔巴乔夫的挑战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尽管安德罗波夫有意对这一问题进行纠正，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来清理干部队伍，恢复党和政府的形象，但他的努力因为在位时间极短和健康问题而未能取得显著成效。安德罗波夫的去世标志着苏联对腐败问题的有效控制机会的丧失，随后的领导人面临的是一个更为复杂和根深蒂固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正处于多重危机之中，其中干部腐败问题尤其突出。他推行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即“改革开放”和“透明化”——本意是为了解决苏联面临的困境，包括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在实际操作中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下，一些干部看到了利用职权进行个人积累的机会，开始通过各种手段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些行为虽然部分基于改革政策下的市场机制，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权力的滥用和对公共资源的非法占有。这种个人积累行为不仅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基础，也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的加速，苏联的经济结构开始出现重大变化。一部分人利用改革的机遇和自己的职务之便，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了俄罗斯后来所谓的“寡头”。这些人中有的是前苏联的高级干部，有的则是通过与权力结构紧密相连的商业活动获得成功的商人。他们的崛起，反映了苏联末期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和财富重新分配的复杂性。

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增加政治透明度和经济改革来解决苏联面临的问题，但这些改革措施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干部腐败问题。政治透明度的增加使得腐败问题更加公开化，而经济改革中的某些措施则为腐败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干部腐败问题开始从体制内部向整个社会蔓延，影响了苏联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腐败的极致与苏联的解体

随着苏联末期，干部腐败问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腐败不仅是个别现象的简单累积，而是已经成为了系统性的问题，深深嵌入了苏联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些干部不再是过去那种追求社会主义理想、致力于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公仆，而是变成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集团。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各种手段为自己谋取私利，加速了苏联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分裂。

苏联解体的背景下，干部腐败表现为对国有资产的掠夺，通过内部关系网络，一些干部能够以极低的价格或者通过直接的权力干预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成为了企业的主人。这些行为直接导致国家财产的流失，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和社会的不公。而在苏联解体后，这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财富和资产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得到了合法化，使得这些前干部和他们的家族成为了新时代的富豪和权力中心。

此外，这一时期干部腐败的另一个表现是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权钱交易。一些干部利用职权影响政策制定，以满足特定集团或个人的利益，而非国家或人民的需要。这种权力的滥用不仅损害了公共利益，也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有效性，加深了人民对政府和政治体系的不信任。

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这种普遍的干部腐败和权力的滥用进一步加速了苏联的瓦解。随着经济的持续衰退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和个人主义行为使得政府难以有效应对危机，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政治体制的崩溃。苏联解体不仅标志着一种政治体制的结束，更是干部道德和理想全面崩溃的体现。

苏联解体后，这些曾经的干部和他们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财富，在新的俄罗斯社会中被重新定义和合法化。他们利用在苏联时期建立的关系网络和资源，在俄罗斯的政治、经济领域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一过程不仅影响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对俄罗斯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发展前景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显忠.苏联时期的腐败及其成因[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6):14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