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甘肃天水秦安，考古发现“大地湾遗址”，其中出土了非常精美的仰韶陶器，总面积270万平米。更让人震惊的是，新世纪之后，考古发现该遗址最早始于6万年前，因此该遗址年代是6万年前—距今4800年，说明史前天水地区已经人烟密集。

距离秦安200多公里的甘肃庆阳，与周人历史密切相关，相传不窋在北豳兴周，而北豳即庆阳。发现大地湾遗址的同一年，在庆阳考古发现“南佐遗址”，是一座位于黄土高原上的都邑性遗址。该遗址高达600万平米，是商代之前中国北方最大的遗址，距今5100年—4700年。

如此庞大的一座都邑性遗址，背后必有精彩的故事，那么史书对此有无记载？随着考古不断深入，南佐遗址逐渐露出真面目，让人惊讶的是，该遗址与文献中的黄帝介绍高度吻合，“庆阳”又谐音黄帝之子“青阳”，让人不由的怀疑南佐遗址即为黄帝之都。

关于黄帝起源，史书记载比较矛盾，有说黄帝定都彭城（徐州），宋朝将山东寿丘定为黄帝生地，有说黄帝蚩尤战于涿鹿，最广为人知的是黄帝源于陕北陇东一带。其中，《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征时游览过黄帝的昆仑之丘，《山海经》记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

客观地说，周人称黄帝姓姬，估计属于追述性的记载，因为距今4700年时未必有姓氏，但周人自称黄帝后代，这一点应该不假，毕竟当时周人不太可能搞错祖先。

黄帝是人不是神，以4000多年前的交通条件看，不可能一会东部、一会西部、一会北部，只可能在一片区域内活动，因此其他地方的黄帝传说，或是误传或是层累而来。当然，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黄帝后人迁徙带去的。

甘肃庆阳位于中国西北，大致属于周人起源区域，周人自称黄帝后代，此地又恰好出现南佐遗址，更巧合的是，南佐遗址距今5100年—4700年，又与黄帝时间大致吻合。也就是说，时间、地点、后代传承上，南佐遗址与黄帝历史可谓重大吻合。

至于位于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不少学者认为是黄帝故都，但该遗址距今时间为4300—3800年，与史书记载的黄帝时代不相符。

2022年人民网上，考古学者韩建业文章《位于黄土高原的南佐都邑性遗址》中，明确指出南佐遗址是“一座远早于不窋时期的都邑性聚落遗址”，也即当时的帝都。

史书记载，神农氏衰之后，天下大乱，诸侯互相攻伐，黄帝打败各路诸侯，重新建立了秩序。600万平的南佐遗址，还有仰韶文化晚期的一座占地面积800多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式建筑等，与黄帝平定“天下”的功绩叙事，显然比较吻合。

其中，这座800多平的宫殿，使用的是夯土墙体，墙宽约1.5米、残存高度2米以上，前厅有3排柱洞，大堂有一座直径3.2米的大型火坛、两个直径1.5米的大柱。该建筑周围一二百米的位置，呈“U”字型分布着9座大型夯土台，其中有些残存至今的高度就有三四米，可见原先必然很高。

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 虽然山海经中没有说“九台”，但“九井”、“九门”或也与此有关。

上文山海经中提到“木禾”，按照古人解释，木禾是一棵像大树似的稻谷，这是古人的臆想，想象木禾可以产出吃不完的稻谷。

巧合的是，在遗址宫城的祭祀区，考古发现了数百万粒炭化水稻，几乎不见粟和黍，而宫城其他区域出土的绝大多数都是粟、黍，考古发现南佐遗址主产粮食还是粟黍。

也就是说，水稻是用于祭祀，专门给神灵吃的，应是远程贸易而来，而当地主要种植、吃的主粮还是粟黍。可见，南佐遗址一反常态的远程贸易大量水稻祭祀神灵，反映出他们将水稻神化，这与山海经中特意提到的昆仑之虚木禾，且是臆想中的木禾，显然不是偶然巧合。

至于南佐先民为何特意用水稻、而非粟黍祭祀天帝，其中原因目前还未揭开。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一谈：

首先，虽然以现有发现来看，还不能直接说南佐遗址就是黄帝之都，但南佐遗址与文献内容存在不少“巧合”之处，这应该不是偶然现象。

其次，司马迁著史记时，考证了各方史料，最终认为从黄帝开始的历史可信，于是第一篇是《五帝本纪》，而以南佐遗址来看，司马迁以黄帝为史记之首，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三，近代以来西方质疑、乃至否定中国古史，但过去百年考古与史料对照，其中却存在很多“巧合”，除了南佐遗址与黄帝，还有方城八里桥与曲烈等，都说明中国古史可信度极高。

参考资料：《人民网——韩建业：位于黄土高原的南佐都邑性遗址（考古进行时）》、《山海经》、《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