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说，鉴定古董时需要遵循基本的“辩证法”。这包括确定哪些特征符合真品，哪些特征符合赝品。如果赝品的特征非常明显，那么它无疑是伪造的。然而，当赝品特征不明显时，缺乏实战能力的人便会陷入困境，只能依靠猜测。正是这种差距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藏友们无需对专家进行“污名化”，因为鉴定一件稀有文物的真伪，不仅需要高超的鉴赏能力，还需要对历史背景和文化风俗有深入的理解。如今天所提及的五件文物，曾被部分专家误判为仿品，但随后被实力更强的专家确认为真品。这突显出即使是在专家团队中，其能力差异也相当显著。

2008年，湖南长沙周边的国王陵遗址附近，有十余处古墓遭到大规模盗掘。不久后，当地古玩界传出一则消息，称出现了一枚长沙王金印，由纯金制成，呈神龟造型。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长沙文博界的高度重视。以往汉墓出土的为玉印，而这枚汉代诸侯王玺金印则被视为稀世珍宝。此前，南京博物院仅收藏有一枚广陵王玺金印。若此被盗金印属实，其价值将等同于国宝。

经过长沙刑侦大队的严密侦查，成功逮捕了以刘胜利为首的特大盗墓团伙。经查，刘胜利已将文物出售，并经过多地辗转才追回长沙王金印等文物。此外，还意外找回一枚长沙王金玺，因此共有两枚诸侯王玺金印。

在金印、金玺首次亮相时，省内的专家们对此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专家认为是真品，而另一部分则持伪品的观点。为了确保鉴定的准确性，金印被送至北京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进行进一步的鉴定。经过专家们的评估，他们发现金印的黄金纯度超过了99%，这在汉代是不存在的技术。此外，专家们还指出了金印上的字体和刻工存在问题。因此，专家们一致认定该金印为仿品，推测它是盗墓贼调包后的产物。

在返回长沙后，经过半年的深入调查，并未发现任何盗墓贼仿造调包的证据。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与刑侦支队联合，运用技术手段对盗墓贼交易过程中的视频和图片进行了详细比对。经过确认，这些文物均为真品，不存在造假情况。因此，这枚王玺金印才得以在博物馆中惊艳亮相。

对于黄金纯度的鉴定，实际上并不准确。例如，四川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和江苏盱眙出土的18斤“西汉金兽”，其商代和西汉时期的黄金纯度分别达到了94.2%和99%，这显然超出了一般的认知。因此，对专家的水平表示疑惑。

2011年，一位程姓卖家携带一件南宋时期的文书前往北京寻求购买者。这件文书共有17卷，其历史可追溯至750多年前。尽管年代久远，但其墨迹仍保持如新的状态，完好无损。此外，其质地坚固，与现代的牛皮纸相比毫不逊色。在世界各国的博物馆中，很难找到如此完美的“绝世品相”。然而，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特性，程某经历了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

他先后与三位专家进行了交流。首先，他向某著名拍卖行的专家展示了这件文书，但对方回应称：“你用这么新的东西来骗我，当我是三岁小孩吗？”接着，他前往北京各大古玩市场的书画专家处咨询，结果对方表示：“做旧技术太差了，宋代古籍不可能如此干净。”最后，他成功以120万的价格将文书卖给了一位姓马的买家。然而，这位买家又请教了某位文博专家，得到的鉴定结果仍然是伪造品。因此，姓马的买家决定退货。

经过三次尝试，程某遭遇了连续的失败，这让他的情绪崩溃到无法自控。作为一名盗墓贼，他曾亲手从古墓中盗取的文物，怎么可能是假的？由于心态失衡，他在寻找买家的过程中不慎将文物的相关资料传播至整个收藏圈，最终才得到专家的认可。

首次发现此问题的是武义县博物馆馆长董三军。这件文物是南宋时期武义县官员徐谓礼的自述生平，为了确认其价值，董三军邀请了浙江省宋代历史专家郑嘉励一同鉴定。最终，他们确认这是一件首次发现的国宝级文物，对南宋历史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这也揭开了一起盗墓大案的真相。

为了展示这件国宝，武义县投入了2亿元资金，新建了一座博物馆。幸运的是，众多专家并未识别出其真伪。否则，若经过多次转手而流失至国外，其损失将不可估量。由此可见，对于文物，大部分专家的初步态度通常是持否定观点，担心承担风险。只有那些对历史有深刻理解的专家才能进行准确的鉴定。

“江口沉银”事件广为人知，起因是价值770万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被盗卖。因此，对沉银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总计出土文物7.6万余件。

尽管案发于2016年，但自2005年起，江口镇下江口的村民便已涉足盗宝活动。被盗的各类古钱、银锭、金饰等文物，随后流入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的文物市场。为何此事未引起足够重视呢？

其实，自2005年起就有人向文物部门报告此情况。然而，经过多位专家的鉴定，特别是对于“西王赏功”这种稀有古钱（存世量不足五枚），市场上却突然出现了数十枚，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些是伪造品。因此，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从而导致后来的盗窃团伙日益猖獗。

此钱币未得到专家的认可，原因在于其亲眼见证者寥寥无几。西王赏功分为金、银、铜三类，非流通货币，而是作为奖励军功大臣之用，因此铸造数量极少，直至清末才被发掘。1963年，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一枚西王赏功金钱，被誉为“世间孤品”。此后，总发现量不足五枚。因此，专家认为一次性出现多枚均为仿品。

1992年，山西一位姓侯的普通村民神秘暴富，牵扯出了一起盗墓大案，遗憾的是，尽管此案已被侦破，但八座西周晋侯墓全部被盗，所有重要文物都消失无踪。

那年冬天，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学家马承源先生出访香港。在参观古玩街的过程中，他发现了14件编钟，其售价高达百万港币。在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的协助下斥巨资才将14枚编钟赎回。经过文博专家的评估，他们一致认为马老看走了眼。这套编钟的腐蚀程度显得过于“新”，且铭文是后期刻制的，因此确定其为赝品。

马承源以卓越的学识，排除了众多异议，明确指出：腐蚀程度之所以“新”，是因为刚出土没多久的“生坑”。尽管铭文是后期刻制的，但并非现代人所为，而是先制作出编钟，随后才刻制铭文。最关键的是，编钟上的文字并非一器一铭，而是将整套编钟上的文字连贯解读，即可理解其含义。

他一生竭尽所能，为国家寻回了诸多宝物。马老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在香港一古玩店还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越王者旨於睗剑”、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盉”。

马承源先生，他为国家保护了无数珍贵的文物，然而，由于“上博简”的真伪问题，使他陷入了极度的疲惫和困扰。这场学术争论使马老精疲力尽。由于抑郁症和伪造质疑的风波影响，最终选择在高楼一跃而下，从此文博界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泰山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