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期，人们的头发却是披散着的。后来，黄帝发明冠冕，就把头发束了起来。冕，冠，牟和巾都属于“头衣”（帽子的说法很晚才出现）。
小孩子不戴帽，头发长了就束起来。《礼记·曲礼上》记载：男子二十冠而字。意思男子到了20岁举行冠礼后，才有带帽子的权利。古人称呼他人不直呼姓名，而习惯称“字”以示尊重。这个“字”便通常在男子行过成人礼可以戴帽子后，由家族中德高望重长辈赐予。
古代平民女子几乎和帽子绝缘。女子也有成人礼，一般等年过十五岁可出嫁时举办，叫笄礼，也就是将发辫盘至头顶，用簪子插住，以示成年及身将有所属。行过笄礼后，古代女子的头发便基本终生与簪子相伴。所以古时男女少年成长的标志，就叫“冠笄”（贵族妇女也被允许代“凤冠”，“花冠”等）。
冕属于冠的一种（冠是大部分帽子的统称），在周朝时候只有天子或王公，士卿在祭祀的典礼上才能佩戴。牟比冕低一个等级。最后一种就是巾，这是平民的专属。
黎民、百姓是古代称呼普通民众最常用的词。“黎”通“骊”，黑色的意思。古人头发挽成髻，包上头巾，而当时规定民众只能用黑色的头巾，故称为黎民。民众劳作无法时时戴冠，黑黑的头发露在外面，所以被称为“黔首”（是战国时期和秦代对民众的称呼）。
百姓：战国之前是对奴隶贵族的统称，因地位逐渐下降，融入平民之中，战国之后又成为平民的统称。《诗经·雅·天保》“群黎百姓”，郑玄笺：“百姓，官族姓也。”
庶人：又称庶民，西周以后人们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称呼。西周时期，庶人是可以被上位者封赐恩赏的。他们的身份比奴隶高。春秋时期，庶人的地位在士族之下，在工、商、奴隶之上。秦汉之后，庶人泛指没有官位的平民。
在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十分森严，普通百姓只能穿麻布的衣服，所以就导致“布衣”也成了百姓的代称。百姓又称作白衣、白士、白丁，是指没有功名的人，如刘禹锡《陋室铭》里就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因被俘虏的人叫“隶”，失去土地外来迁移的人叫“氓”。古代平民自称为草民。对民众的称呼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中国传统的重民、民本思想。“民”与“民心”向来被认为是天下之本，治国之基。那么中国古代说的民是哪种民，民心指的是哪种思想呢?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脩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是谓小康。
“大同”固民之所望，然“小康”实民之所欲：以礼义制度规范社会、构建社会秩序；君臣父子，各有其位；兄弟夫妇，不失其序；凭藉力、贤、勇、知立功建业，为己为家。建立并维护相对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使民众可以安稳地货力立功，维系个体及家庭的生活和必需的社会交往，不致发生变乱和动荡，即使“乱者得治，危者得安”，亦为民之大欲，也是民众最基本的诉求。
“国力”既包括国家掌控的、可资动员使用的（诸种人力、物力）等显性的“硬实力”，也包括统治集团的凝聚力、执政能力以及统治者与人民的精神面貌、意识形态号召力等隐性的“软实力”；“民力”是国家可以掌控、征用的人力与物力资源；“私力”虽然源自国家，但由“私”(私人、私家、私门)占有、掌控，具有相对独立性，国家未必能够有效地掌控与征用。甚至“私力”与国家产生矛盾冲突，走向国家的对立面。
站在国家立场，民间力量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上层，即世族强宗、富商大贾、士人儒林；二是中层，即贤良、术士；三是下层，即游侠、盗贼。“国家治理”包含政治控制、社会治理两个层面。前者是通过军事征服、暴力强制与威胁、行政管理等权力手段，实现对特定区域范围内诸种人群的人身控制，资源占有、分配和利用；后者则是以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为中心，通过对社会诸种力量的利用、组合，社会资源的分配，将其吸纳到社会体系中。
在“政治控制”的层面上，民间力量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中的主要部分如世家强宗、富商大贾、士人、贤良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建立并维护政治控制所依赖的力量。
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世族强宗、富商大贾、士人儒林等既是王朝国家“治理”的对象，也是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合作、利用的力量；贤良主要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所依赖或使用的力量；而游侠盗贼、僧道术士则主要是国家需要加以控制的对象。
在中国古代，著籍民户的主体是农户与工匠户，即所谓“农民”与“工民”。《春秋榖梁传》成公元年三月《经》“作丘甲”句下《传》云：“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严格说来，士、商属于编户齐民介于官与民之间，不属于普通民众的范畴。
中国历史上频见的“清议”“党议”“士论”等，往往是由“士”（或“士大夫”）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发动并主导的。至于商人群体，主要通过展示财富，借助代理人反映其意愿。既然“民意”不包括士、商之意，遂主要指“农民”“工民”之意，也就是普通民众（庶民）的意愿。可是在中国古代，普通民众散居于乡村、城镇，无法形成“广泛的群众意见”，更无法成为“公众舆论”或“社会舆论”。
民心所向
普通民众对于“国家大政”以及具体的制度、政策、事件及人物，很少能提出共同的“意见”，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更难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民意不会形成“舆论”（“公众舆论”或“公共舆论”），而主要通过民众对政策的态度及其相应的行为表现出来。概言之，总括为四种：
一是“趋从”。《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初变法，秦民多“不信”，以其令为“欺”；“令行于民朞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后来，以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则“归”意为往从之。趋、从、归三字之语义虽略有差异，但所表示的都是顺从、拥护、支持的态度，以及前往听命、追随、跟从并效力的行为，是对某种政治力量、制度、行为或事件的积极态度。从国家、官府的立场上看，这个就是正能量的“民意”。
二是“畏服”与“敬服”。《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六月下记城濮之战后晋文公“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征会讨贰。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并引“君子”之言，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畏服，是由畏惧而引起的服从，是在威胁、压迫下不得已的服从。“敬服”是建立在佩服、感谢与尊敬之上的服从，是介于被动、主动之间的服从。《史记•循吏列传》起首谓：“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良民”敬畏法令刑罚，即便官府的控制体系不完备，他们也能够遵纪守法。所以，官吏未必需要依靠暴力的压迫手段（威严），只要根据法律、遵循人情物理，履行自己的职责，也可以得到民众的尊重、听从。
三是“不从”至“亡匿”。《管子•正世》说立法定制，须“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在此基础上所立法令、所定赏罚方可实行而有效。法令要“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如果“民淫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盖“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是故陈法出令，而民不从；故赏不足劝，则士民不为用。刑罚不足畏，则暴人轻犯禁。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于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
不畏、不止、不尽力、不为用、不从，都是民众对于法令、制度表示出来的消极态度和行为。站在国家、官府的立场上，这就是负能量的“民意”。弱者想方设法应付、拖延、干扰，并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再进一步“不从”就要亡匿了，但逃人（逃户）、亡命并非反叛，只是逃避王朝国家的苛征暴敛、严刑酷法的一种手段。
四是“怨恨”及“起为盗贼”。陈胜、吴广等闾左九百人因大雨失期，据秦法，皆当斩。陈胜、吴广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逃亡不可得，既无路可走，遂造反求生。
中国古代基本没有可供普通民众表达其愿望与意志的“平台”或“空间”，普通民众也没有可供表达其意愿的手段。民意的基本诉求是“民利”，即生存和发展权（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如有可能，还想“活得更好些”。若有利于此一根本诉求的实现，民则“趋从”；无害则服之（无论是畏服，抑或敬服）；若不利于这一诉求，则想方设法“不从”（消极或躲避）；若无望实现这一诉求，生存受到威胁，在怨恨与愤怒之下，则可能揭竿而起，“拼个鱼死网破”。
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以为如此，“然后可善治也”。杨阜说：“所谓善治者，务俭约、重民力也；所谓恶政者，从心恣欲，触情而发也。”所谓的“善治”，就是节用民众的人力、物力，用之有时、有度。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民力、民财自当为国家所用，然而国家须有节制、度数，不能竭泽而渔、任情乱用；否则，就是苛政、恶治、暴政，伤了“民心”。
中国古代的民意，主要是通过民众的行为表现出来。而民意之所以展现出力量，就在求生存、求发展的意志，希望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尽可能改善生存生活条件，本能地引导民众趋向于宽仁之政，也遵从威权的辖治；当基本生存条件受到破坏，这种意志又引导并推动民众奋起反抗，为生存而反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