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陈独秀去世前，无米下炊不肯动巨款，嘱咐妻子：可从速改嫁

1942年5月的一个午后，重庆江津县石墙院内，一位瘦骨嶙峋的老者躺在床榻之上。他的妻子潘兰珍端着一碗热粥，小心翼翼地喂他。这位老者便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此时的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令人不解的是，就在家中几乎断炊的情况下，他却坚持不动用那笔数额巨大的稿费。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临终前，他对年轻29岁的妻子说出了两句令人深思的话：一是允许她改嫁，二是警告她不要靠他的名声谋利。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家，为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做出如此安排？他们夫妻之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

一、陈独秀与潘兰珍的相遇

1931年上海的熙华德路，是一条典型的里弄式街道。道路两旁的石库门房子鳞次栉比，街道上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这年春天，一位自称＂李先生＂的中年男子搬进了这条街上的一间简陋房屋。

这位＂李先生＂就是陈独秀。当时他正在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为了安全起见，他选择了这个普通市民聚集的街区。房东是一位不识字的老太太，对租客的身份并不过问，这正合了陈独秀的心意。

在熙华德路49号的后屋，住着一位年轻的女工潘兰珍。她在附近的纱厂做工，每天清晨出门，傍晚归来。这个住所是她精心挑选的，因为这里远离了原来工作的纱厂，也远离了那些不堪的回忆。

一个雨天的傍晚，潘兰珍从工厂回来，发现自己的房顶漏水。她正在院子里收拾被淋湿的被褥时，＂李先生＂主动帮她将被褥搬到了自己房间的屋檐下。这是两人第一次交谈。

院子里的其他租客都知道＂李先生＂是个读书人。闲暇时，他常在院子里的石桌旁看书写字。有时邻居们问他写信或读信，他都会热心帮忙。渐渐地，这个看似清高的读书人成了院子里的＂活字典＂。

潘兰珍经常能看到＂李先生＂独自一人在屋前的小天井里踱步。有时，她会在下工回来时，看到他正在为邻居们讲解报纸上的新闻。这个画面与她平日里见惯的粗鲁工人形成鲜明对比。

一次，潘兰珍在纱厂受了工伤，＂李先生＂得知后，主动帮她找来了药材，还教她识字，让她能看懂药方。在此之后，两人的来往渐渐多了起来。

那时的上海，租界里鱼龙混杂。为了安全，＂李先生＂经常更换住所。但每次搬家，他都会选择在熙华德路附近。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联系同志，另一方面，也让他能继续与潘兰珍保持联系。

1931年深秋，上海的天气渐冷。一天，潘兰珍发现＂李先生＂病了，正发着高烧。她二话不说，买来药材，煮了姜汤照顾他。就这样，两个孤独的灵魂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找到了彼此的温暖。

二、从邻里到夫妻的转变

1931年末的上海，虽已入冬，但＂李先生＂和潘兰珍的生活却渐渐有了暖意。每天清晨，潘兰珍出门上工前，总会给＂李先生＂带来一碗热粥。傍晚归来时，又会帮他收拾屋子，整理那些散落一地的书籍和报纸。

在一个雨天的下午，＂李先生＂开始教潘兰珍认字。他从最基础的＂天地人＂开始，用粉笔在门板上写下一个个汉字。这样的＂课堂＂往往持续到深夜，油灯下两人的身影映在墙上，渐渐地融为一体。

1932年初，熙华德路来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女童。这个名叫潘凤仙的女孩才八岁，父母双亡，靠着捡破烂为生。一次，她在＂李先生＂门前晕倒，被潘兰珍发现。两人将她抱进屋内，喂了热粥，又给她找来干净衣服。

＂李先生＂提议收养潘凤仙。这个决定让他们的关系有了质的改变。白天，潘兰珍在纱厂工作，＂李先生＂就教潘凤仙读书写字。晚上，三人会围坐在油灯下，＂李先生＂讲述各种故事，从《山海经》到《西游记》，从历史典故到天文地理。

这段时间里，＂李先生＂常常收到一些神秘的信件。有时，他会深夜出门，直到天明才归来。潘兰珍从不过问，只是默默地为他准备热水和干净衣物。她隐约觉得这位邻居不是普通的读书人，但始终保持沉默。

一天，一群便衣突然闯入院子，到处搜查＂李先生＂的住处。这时，潘兰珍眼疾手快，将＂李先生＂藏在自己房间的衣柜里。那天晚上，＂李先生＂终于告诉了潘兰珍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就是陈独秀。

知道真相的潘兰珍并没有惊慌。她说：＂不管您是谁，这些日子里您教我认字，帮我照顾凤仙，就是我最信任的人。＂就这样，他们开始了正式的同居生活。

他们的生活依然简朴。陈独秀继续在院子里为邻居们讲解时事，但话题更加深入，涉及民主、自由等理念。潘兰珍则负责打理家务，同时抽空学习进步思想。小凤仙在两人的教导下，不仅认字速度很快，还学会了简单的算术。

然而，这样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1932年夏末，国民党当局发现了陈独秀的行踪。一个雨夜，他不得不离开熙华德路，但这次他带上了潘兰珍和小凤仙。从此，他们开始了一家三口的流亡生活，在上海的各个角落辗转躲藏。

这段时期，陈独秀白天依然笔耕不辍，写作革命文章。晚上则继续教导潘兰珍和小凤仙，不仅教她们读书识字，还讲解社会变革的道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普通的纱厂女工和一个流浪儿童，逐渐成长为具有进步思想的新女性。

三、狱中岁月的考验

1932年10月，南京监狱的铁门在陈独秀面前重重关上。这座由灰色砖墙围成的建筑，将成为他未来五年的栖身之所。在他被捕的第二天，潘兰珍就带着小凤仙来到了南京，在监狱附近租了一间简陋的房子。

每月两次的探监日，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时刻。潘兰珍会提前准备好换洗衣物和一些简单的饭菜。她总是提前一个小时到达监狱门口排队，生怕错过了与丈夫见面的机会。而小凤仙则会把自己最近学会的新字写在纸上，要在探监时展示给陈独秀看。

1935年夏天，日军开始对南京进行零星轰炸。每当警报响起，街上的人们都会慌忙躲进防空洞。但潘兰珍却坚持守在监狱附近的出租屋里，她说这里离监狱最近，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她也能第一时间知道。

为了维持生计，潘兰珍在附近的一家布庄找到了工作。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赶工，晚上回来后还要教导小凤仙读书。她将每月微薄的工资分成三份：一份用于日常开销，一份存着用于探监时带给陈独秀的生活用品，还有一份则用来购买纸墨笔砚。

在狱中，陈独秀并未停止写作。他将每一张纸都利用到极致，正反两面都写满了文字。这些文稿大多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对时局的分析。每次探监，潘兰珍都会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手稿藏在衣物中带出来，然后一字一句地抄写，将原稿寄给Outside的同志们传阅。

1936年初，南京城内的空袭愈发频繁。有一次，炸弹就落在离监狱不到百米的地方。爆炸声惊醒了正在午睡的小凤仙，她害怕地问潘兰珍为什么不搬到更安全的地方。潘兰珍只是摇摇头，继续低头誊抄陈独秀的手稿。

狱中的生活虽然单调，但陈独秀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除了政论文章，他还写了大量的古体诗词。这些诗作不仅记录了狱中生活，也表达了他对家人的思念。每当收到这些诗作，潘兰珍就会找来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习，直到能完整地读出每一首诗。

1937年春，南京监狱的典狱长看在陈独秀表现良好的份上，破例允许他在狱中收到一些书籍。潘兰珍立即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件值钱首饰，买来了几本陈独秀最想读的书。这些书很快就被翻得起了毛边，书页之间还夹着密密麻麻的批注。

就这样，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这个特殊的家庭维系着彼此的联系。狱中的陈独秀通过写作和读书坚持思考，狱外的潘兰珍则在轰炸声中默默守候，而小凤仙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知不觉已经长成了一个少女。

四、流亡岁月中的相互扶持

1937年秋，陈独秀获释后，一家三口立即启程前往四川。这段漫长的逃难之路，从南京开始，经过武汉，最后到达重庆江津。路途中，他们经常要躲避日军的空袭，有时甚至整夜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在武汉暂居期间，潘兰珍发现陈独秀的咳嗽越来越严重。她四处打听，找到了一位老中医，开了一副药方。为了买药材，潘兰珍不得不变卖了自己最后一件冬衣。每天清晨，她都要起早熬药，确保陈独秀能按时服用。

1938年初，他们终于抵达了江津县。在这个远离战火的小城，陈独秀租下了一间位于石墙巷的老屋。屋子虽然简陋，但好在清净。潘兰珍很快就将这个家收拾得井井有条，在后院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些青菜萝卜，以补贴家用。

这时的陈独秀虽已年过花甲，但写作热情不减。他常常通宵达旦地伏案写作，探讨民主与革命的问题。潘兰珍则一边在附近的布庄做工，一边照顾着家庭的日常起居。每当看到丈夫写作到深夜，她总会悄悄地为他添一盏油灯，再放上一杯热茶。

1939年的一个雨夜，陈独秀突发高烧。当地的医生说需要一味贵重的药材，价格相当于潘兰珍半年的工钱。没有丝毫犹豫，她将自己积攒的所有积蓄都拿了出来。那段时间，一家人的餐桌上只有白粥和咸菜，但潘兰珍从未向陈独秀提起过家中的窘境。

1940年，陈独秀收到了一笔数额可观的稿费。这些钱足够一家人过上几年的好日子，但他坚持将大部分钱用于印刷进步书籍和资助其他同志。家里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每顿饭都得精打细算。潘兰珍不但没有抱怨，反而主动承担起了为其他同志送饭的任务。

小凤仙在这期间也渐渐长大，开始帮着家里承担一些责任。她不仅帮潘兰珍料理家务，还经常为陈独秀抄写文稿。每当有同志来访，她就主动担任起接待的工作，为大家端茶倒水。

1941年冬天特别寒冷，江津的物价飞涨。为了节省开支，潘兰珍常常自己做一些简单的衣物。她将陈独秀的旧棉袄拆洗重做，又用布头给小凤仙做了一件棉衣。晚上，她借着微弱的灯光，一针一线地缝补着全家的衣物。

这段时期，虽然生活艰难，但一家人却彼此扶持，共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陈独秀专注于他的写作和思考，潘兰珍则默默地撑起了整个家。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从未放弃过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五、生命最后时光里的陪伴

1942年春，陈独秀的身体状况开始急剧恶化。潘兰珍发现他经常整夜咳嗽，饭量也越来越小。江津的医生看过后，建议他们去重庆找更好的大夫。但当时的重庆正面临着日军的狂轰滥炸，去重庆就诊无异于冒险。

尽管如此，潘兰珍还是决定带着陈独秀去重庆。她卖掉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凑够了路费。在重庆，他们辗转多家医院，最后在一位老医生那里得到了诊断：陈独秀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

回到江津后，潘兰珍立即将家里收拾得更加整洁。她每天都要打扫三遍房间，确保不会有灰尘影响陈独秀的病情。为了让丈夫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她将后院的菜地扩大了一倍，种上了各种时令蔬菜。

1942年夏天，陈独秀的病情时好时坏。在身体状况较好的日子里，他仍然坚持写作。潘兰珍就坐在他的身边，为他磨墨、递纸。有时候陈独秀写累了，她就会轻声朗读一些古诗词，这成了他们晚年生活中最温馨的时刻。

小凤仙这时已经长大成人，在附近的一所小学教书。每天放学后，她都会立即赶回家，帮潘兰珍照顾陈独秀。她经常为养父朗读报纸上的时事新闻，让卧病在床的陈独秀依然能够了解外面的世界。

1942年深秋，陈独秀的病情突然加重。潘兰珍整整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守在床前照料。她用湿毛巾为丈夫擦拭发烫的额头，细心地喂他喝药。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她也从未表现出一丝疲惫。

这期间，不少老同志前来探望。每次有客人来访，潘兰珍都会事先将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煮好热茶等候。她总是站在一旁，仔细听着他们的谈话，生怕错过陈独秀的任何一个需求。

1942年冬天特别寒冷，潘兰珍将家中仅有的一床棉被都给了陈独秀，自己只盖一条薄被。每天夜里，她都要起来好几次，为丈夫添加热水袋，调整被角。有时候，她整夜坐在床边，数着丈夫的呼吸声。

直到1942年12月，陈独秀在江津的这间小屋里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临终前，他将一沓手稿交给了潘兰珍，这是他最后的著作。在送别丈夫后，潘兰珍仍然坚持整理这些手稿，将它们按时间顺序仔细归档。

之后的日子里，潘兰珍和小凤仙继续住在江津的老屋里。她们将陈独秀的书房保持着原样，定期打扫、通风。每到初一十五，潘兰珍都会换上一杯新茶，放在书桌上。那些陈年的手稿，成为了她最珍贵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