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天是歌

薛晓康

在西藏的那一座座神山上看天，天是湛蓝湛蓝的，真是让人觉得不真实，就像是一幅人工布置的巨大蓝色幕布似的。但那却是千真万确的自然景象，绝不虚言。当然，这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在青藏高原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景象之一。

蓝天下，有一个景象却不那么自然，是人为制造的，那就是年年度度，急驶在盘山公路上的一辆辆绿色军车。这让我想起一位叫周涛的军旅诗人写的诗句：

后来我掀开绿营帐，见到了那些士兵

看见皴裂的嘴唇上展开青紫色的憨笑

迸挤出一句“这里的空气不够吃”

仿佛感到愧对这么空阔的天空

而乘坐汽车兵铁马得有些胆量

他们从山上开下来，疯狂得像俯冲

……

尽管读起来，“疯狂得象俯冲”有些艺术夸张的意味，但我确实真的亲身经历过好几次那样的“俯冲”。

第一次是在1973年春节，甘孜炉霍县发生8级大地震（由于考虑当时的一些特殊原因，我们部队到灾区后临时将震级改为7.9级），我们师在副军长张志礼和师长白泉的率领下，连夜乘车赶赴灾区。

川藏公路的路面上已经结冰，我乘坐的电台车突然打滑甩尾，军车侧着往悬崖边上滑。这情况我从没遇到过，不由得惊叫出声。好在驾驶员的技术还算过硬，把车刹住了。我下车来看，太惊险，往右边再滑一点就是万丈深渊啊。

驾驶员是个老兵，他一脸平静沉稳，边说没事儿边给车轮上防滑链，然后叫我们上车继续前行。在结冰的盘山公路上夜间行车是很有些难度的，我紧张地注视着前方，不敢闭眼睡觉。

天蒙蒙亮时可以看到群山之间的薄雾，罩着一行行在盘山公路上蜿蜒行驶的军车轮廓。不一会儿整个车队停下来，等待前面的工兵，放炮炸掉滚落在路中间的几块巨石，我们趁机下车活动身子和方便一下。突然，只见一辆停在斜坡拐弯处的北京吉普车开始俯冲，并且是倒着俯冲，无人可挡，我们只能“啊啊呀呀”的呼喊，根本把车喊不停，眼睁睁地看着车消失到深渊。原来，是驾驶员疏忽大意了，一般在翻山的斜坡拐弯处停车，应该在轮胎下面垫个东西。幸好车上没人，人都在路边休息等待。这下我以为有了经验，叮嘱我们电台车的驾驶员，甭管在哪停车都要在车轮下面垫块石头，如果找不到石头用棉大衣垫上也可以。驾驶员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别老念叨，这样不吉利，影响我的心情，分散我的注意力，很容易就真的光荣了，你这个怕死鬼，镇静。”

怕死鬼？虽然当时我已有4年的军龄，但我才只有十多岁，哪能就这么毫无意义地“俯冲而死”呢？而且，我还想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争取“火线入党”，不能表现出贪生怕死的样子，于是很有些正能量地解释说：“我不是怕死，是怕电台被毁坏。”

驾驶员笑着斜我一眼，从鼻子里哼了两声，说在党支部研究表决我能否入党的时候，他一定会举双手赞同。

不知他是否为我入党举过手，我也记不住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为人实在。有的战友说他憨厚，更多的战友（包括我）从不叫他的名字，一律叫他的外号“憨包”。我很想念他，并且想纠正一下曾经对他的称呼，他不是憨包是憨厚，值得战友们尊重。

有的时候，汽车兵在开车时的确需要镇静。我们军区政治部车队有个汽车兵叫钟兆海，驾驶技术过硬。我在西藏的那些年里，他是随我下边防采访，为我开车次数最多的驾驶员，经常只有我们两个人四处跑，有时在边防军营住，有时在藏民家里住，没有定点定时的作息规律。一次，我去驻林芝的几个部队采访，返回时小钟开着车，在被我们称作“搓板路”的盘山路上颠簸着前行，不知怎的，汽车突然间开始向山下的道路俯冲。我提醒小钟，不要着急赶路。不慌不忙地慢点开，安全第一。

小钟并不搭理我，双手紧握方向盘，眼睛始终盯着前方。我感觉有些不对劲，问他这是怎么了？他仍不言语，脸上的表情却很平静。我有些不解，再次叫他开慢点，但他还是不说话。只顾快速操作方向盘。我急了，大吼道：“你疯啦！停车！快停车！”

车没有停，反而更加疯狂地朝山坡下的道路俯冲，直到路边有一个较开阔的地带才把车停住。车刚停，小钟打开车门，侧着身子栽下去，连翻几个滚，仰面朝天瘫软在地上，脸色铁青。我以为他这是因为在山顶上缺氧所致，急忙从车上拿了两支葡萄糖液叫他喝。他不喝，喘着大气说：“对不起，对不起，刚一下坡就没有刹车了，我不敢跟你说，怕把你吓到，只要你一慌，我就更慌了。唉，镇静，要镇静……。”

哦，原来是这样啊。如此罕见的“俯冲”，差点要了我俩的命，多亏小钟的镇静才化险为夷。我不知该如何感谢他，能做的，只是向军务部门建议把他改为志愿兵，为部队保留这个汽车兵的技术骨干。

这个技术骨干很得力，仅仅在后来辜负了我一次。当然这不能全怪他，是我催促他在月色中赶路。在去往查果拉哨所的途中，小钟把车猛开到路旁堆积的一个沙石堆上，车腾空而起，接着从空中“俯冲”落地，差点把我的五脏六腑都颠坏了。巨大响声惊动了附近的一个公路养护站，几位道班工人跑来，把车推到他们的住处去修理。小钟一脸无辜而委屈的模样，向我解释说：“以前在汽车教导队，我们是练过在月光下开车的，但今晚开的时间太久了，看见到处全是一样的颜色，就把哪里都看成路了。这不是故意的，不能怪我。”

我说：“怪我怪我，我没怪你，你看我表现的不是很镇静吗？向你学的嘛。这个经历不错，是我的意外收获。”

的确有收获。道班工人帮着修好车后，热情无比，不让我和小钟走。很快，这里热闹起来。附近的男女老幼藏族群众赶来了，还拿着青稞酒和酥油茶，以及各种藏式点心。我兴致高涨，跟他们一起载歌载舞，还倾情献了几首歌和京剧，众人的欢笑声则成为这个场景的主题音乐。

不知不觉间，我一个人就喝光了满满一瓶8磅暖水瓶装的酥油茶，还喝光了满满一铜壶的青稞酒。感觉还没尽兴似的。这是我在西藏最“豪放”的一个夜晚，一直愉快到天色放亮。出发不久，我便感到肚子绞痛发胀，拉了两天稀，但心情却是“叫我怎能不歌唱”。

另一次遭遇“俯冲”，是我带领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的摄制组去边防。为赶时间，我们分乘两辆车，向两个不同方向进行采访拍摄。我乘坐的车除了驾驶员，只有我和一个叫华越的军事记者，他抱着摄像机坐在后座，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朝昆木加的一个边防连队行进。途中，狂风骤起，我摇起车窗，遮挡住风，却遮挡不住迎着车前窗而来的铺天细沙。驾驶员的视线受到影响，车子一下“俯冲”到一个土坑，我的前额重重地撞到前车窗上，把我撞得眼冒金星。只见整个前窗玻璃显出细密的冰花裂纹，犹如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华越从后面伸出双手抱住我的头，我说没事，问他摄像机怎么样了？他也说没事。好在驾驶员也说没事，费了番功夫把车从土坑里倒出来。驾驶员苦着脸说：“这是我们军区政治部最好的一辆车，日本产的丰田越野，刚配发下来不久，要换一块新的挡风玻璃，至少需要2000多块钱，这可咋办呢？”

我安慰他说：“只要你人没事就好，换玻璃多少钱都不重要，我给你签字报销就行了。前面不远，就到边防连队了，你坚持一下，到了那儿再想办法。”

到了边防连队以后，我让驾驶员返回到县城里去换车窗玻璃，叮嘱他去县政府借辆越野车来用一下，等我们采访拍摄完后再去还车并跟他汇合。

驾驶员开车走后，我开始采访，突然间头痛无比，连连呕吐。华越慌了，说这是不是高山反应？连长和指导员很有经验，说这是脑震荡的表现，叫卫生员给我吃了些药。为赶时间我也顾不了了，抓紧接着采访。

第二天，县公安局派了一辆越野车赶到边防连队送我和华越去最前面的一个边防哨所采访。驾驶员是位叫阿旺的藏族同胞，他显得格外亢奋。由于昨晚下了场雪，视野中到处皆是苍茫的白色，一片炫目的素洁空阔景象，基本看不清路在何处。阿旺却对这里轻车熟路，知道在哪儿该直行，在哪儿该拐弯。每到一个弯道处，他便会极为夸张地边打方向盘，边将身体朝一边尽力倾斜，以此炫耀一下他的车技和他的准确识别积雪下面路况的能力。我问了一下他开的这辆车的前窗玻璃值多少钱？意在提醒他当心把车开到坑里去。他毫不在意，一会儿突然手指左方，叫道：“看！”一会儿又突然手指右方，叫道：“看！”

看什么？白茫茫一片，有啥东西好看？阿旺回答：“狼！”

我细看，果然是狼。我还从没在野外的大白天见过狼。看到瘦瘦的狼们如此艰难地踏雪觅食，不禁让人心生些许怜悯。阿旺说：“它们白天不敢伤人，但要是在晚上，那麻烦可就大大的有了。”

眼看快进边防哨所的大门，阿旺更加兴奋了，竟然唱着歌猛踩油门，只听“轰”的一声，车子俯冲到一个被雪覆盖的坑里，我的脑袋撞到右侧的车框上，玻璃没坏，但我的头巨痛，好不容易从车里爬出来，才发现这里是一个隐蔽的坑道工事入口。十多个战士拿着大木棍等工具跑过来，嘴里喊着号子，七手八脚地把车弄了出来。

这个哨所的最高领导是一位从军校毕业的年轻排长，他手里还握着一只灰色的鸽子。我很诧异，你们现在还用信鸽来通信？他说不是的，这只鸽子受了伤，一只眼睛坏了，落在雪地里，他捡回来当个宠物养着。

我查看了这里每个战士的手，他们的手指甲竟然全部呈现凹陷状，令我心痛不已，不禁泪目。阿旺和华越问我怎么了？我稳稳神，摸了摸头部右侧鼓起的一个大包说：“没事儿，真没想到从昨天到今天，我的脑袋居然被剧烈震荡了两次。”阿旺一听，赶紧边说对不起边给我轻揉头部包块。那位排长也跟我说对不起，要把鸽子送给我。我赶紧拦住，谢绝了他的好意。

采访拍摄结束后，战士们整齐列队跟我们道别。阿旺悄悄对我说：“你应该收下那只鸽子才对，那个小礼物是他们的一点心意。如果我们藏族人送礼物，要是别人不收，容易引起误会，认为这是看不起人。”

我心情难受地说：“不是这样的，你只要去仔细看看他们每个人的指甲盖，就不会收他们的任何礼物了。”

阿旺看了看战士们，点了点头，眼眶随即湿了。

我问华越拍没拍摄战士们的手，他说拍了。我说：“这一段不能编到片子里，如果让战士们的家人看了，不知会心疼成啥样。”

华越说知道了。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只见他的泪珠夺眶而出……

我此生遇到最惊险的一次俯冲，是在去亚东边防团的采访途中。当时我最喜欢的驾驶员小钟回南充探亲去了，为我开车的驾驶员是小严。经过几天采访结束后的一个傍晚，为赶时间，我决定立即启程去另一个边防点采访。白万年团长急忙拦住我说：“现在不能走，你看看这天气，等会儿你到了山上，绝对要遇到下大雪，这方面我太有经验了。”

我说：“不要紧，我经常赶夜路，早就习以为常了。”

白团长无奈地说：“那好吧，我也不敢指挥你，但千万要小心，我通知山那边的部队在那里接应你们一下。”

果然，车还没到山顶便开始下雪了。公路上很快积了厚厚的雪，我们北京213车的底盘低，一路刮出“嚓嚓”的声响。下山后的道路比较平坦，但只能在车灯的照耀下，隐约看出路面的轮廓。突然，车的右前轮滑到路边的排水沟里，小严试了几次都没法把车倒出来，反而将后轮也滑了进去。我把棉大衣垫在车轮下，小严试了几次也不行。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天还飘着雪，寒风阵阵，待在这里怎么行？好在车后备箱里有把军用小铁铲，我跟小严商量，把陷住车轮的积雪和硬土铲出一个斜坡面，然后垫上棉大衣，兴许能把车倒出来。

由于天气太寒冷，手都快冻僵了，还感觉因缺氧而呼吸不畅。只好由小严和我轮流下到车外去铲。岂料这并不容易，因为积雪下面的土已冰冻如岩石般坚硬。但不干不行，我心急如焚地猛铲，只听小严一声惊叫：“薛主任，快上车！快！”

什么情况？在黑夜里一惊一乍的？我停住手愣在车旁四下看，只见一对对亮晶晶的圆点，不知啥时聚在了车两边的雪地上。小严又喊：“快上车！是狼群！”

我急忙上车，关好车窗，喘着粗气说：“别慌，要镇静。我带了手枪，虽然只有五发子弹，但万不得已时，还是可以应对一下。”

小严紧张地说：“千万别开枪，那会引来更多的狼，你不懂。”

我灵机一动，说：“据说狼怕光怕火，你把车灯全部大打开，狼就不敢靠近了。”

小严说：“不行，时间一长，万一车上没电了会更糟糕。只能等狼一靠近，我就轰一脚油门把它们吓开。”

我认为这办法可行，只能这样，坐在车里等待救援吧。我一边注视那些一闪一闪的黄色圆亮点，一边盼着有车从这里路过，就那么假装镇静地待在车里。有句老话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终于，前方有车灯的光亮在朝这边接近，原来是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的华越和老周记者，他们在另一个边防点采访，接到白团长的电话后，立即坐越野车沿途一路寻找过来。我大松一口气，发现我握着手枪的手心竟然汗湿了。华越和老周说，他们快担心死了。我说：“别担心，你们都要像我这样，镇静。这个很重要，这是在高原上行车的老经验，一般人我还不教呢。”

华越和老周大笑：“你不教，我们还不想学呢。你要是填进狼的肚子，再有多么镇静也白搭，只能算是狼的一顿美餐，哈哈哈……”

第二天，我跟华越他们继续分路采访。小严检查了车，没问题。我以为从现在起，小严开车会谨慎许多，不会再出现什么危险状况。但我想错了，当车开上一座两边没有护栏的桥上时，对面突然急驶过来一辆挂有大拖箱的拖拉机，拖箱里有十多个藏族男女。眼看两车就要相撞了，小严往右急打方向盘，车子便一头往河里栽去。我跟小严一样，表现出非凡的镇静，没有喊叫一声，任凭车子陡然俯冲。只听“扑通”一声巨响，车子优雅降落入水。我定睛一看，河水淹没一半车身。我和小严急忙打开车门出去，趟着河水爬上岸，瘫坐在地。

藏族群众围上来，伸着双手向我们竖起大拇指。小严脸色惨白地对我说：“我们差点被淹死，他们怎么还这样嘲笑我们？素质太差。”

我说：“不是的，你误解了，这是赞扬你舍身救他们的意思。”

藏族群众从拖拉机上取来一根又粗又长的绳子下到河里，套在车尾，由一个人指挥吆喝，像拔河比赛似的奋力拉车，但再怎么费劲也拖不动。这时。一辆炮兵的牵引车恰好路过。我不由感叹：“真是天助我也，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牵引车上有制式牵引绳，不费多大劲就把车从河里拉上了岸。有个士兵对我说：“好险啊，幸好这是冬季，水不深，如果在夏季，你们的车早被河水淹没影了。这条河收了不少人的命，你们真是命大，必有后福。”

我后怕地看着河水发愣，竟忘了对那几个士兵说句感谢的话，他们已经迅速开车走了。我从文件包里拿了一叠钱给藏族群众，以表对他们帮助拉车的谢意。他们坚决不要，又朝我和小严竖起了大拇指。我只好收起钱，催促小严赶紧开车走，以免招来更多群众围观我们的狼狈模样。

命大。我还活着，这就很好。我可以继续看那阳光流金的雪山。看那头顶之上湛蓝湛蓝的天。从此，我比过去更加珍视明天，哦，还有下一个明天，再下一个明天……抚摸明天，狂吻明天都不夸张过分，因为那一个个未来的明天，实在是我心中的歌……

（本文插图由原汽车二十团团长刘正良提供）

作者简介：　

薛晓康：全国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当代军旅作家代表人物之一。生于西康军营，长在西藏军区保育院，就读于西藏军区成都八一校，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历任司号员，报务员，电台台长，副连长，干事，西藏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编辑等职。作品多次获奖，并译介到国外。

作者：薛晓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