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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底，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关于打算访问北平的请示报告，放在美国总统杜鲁门办公桌上。杜鲁门早就阅过，但仍然放着，没有及时予以处理。
这些天，司徒雷登关于打算访问北平，报告中称还有可能会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首脑人物，杜鲁门原是很感兴趣的。解放军在大陆正像秋风扫落叶似的追击国民党军，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已是不能不正视的现实；从政前，杜鲁门曾在堪萨斯城担任过八年首席法官，懂得需要正视不愿意看到的现实。但是，这份报告递到白宫正不是时候。
1、司徒雷登的请示报告差不多同一个时刻，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巴尔将军向白宫呈送了一份如下内容的报告：
“我深信军事形势已恶化到这样的地步，只有美国部队积极参加才能有所补救。自我到达以来，任何一仗都不是因为缺乏弹药或装备而打输的。我以为，他们在军事上的溃败，全都可以说是由于世界上最坏的领导和其他许多导致完全丧失斗志的破坏士气的因素。”
其实，杜鲁门觉得中国就是由于蒋介石的腐败与无能而“丢失”的。因而，他对国会里那些像威廉·诺兰那样主张“挽救中国是头等大事”的政客们极为反感。尽管如此，国务院一些正直的职业外交官曾经建议他要采取攻势，发表一个声明以说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以抵制那些“中国第一”论政客的荒唐非难。他要是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攻势，也许就会轻而易举地免除许许多多的指责。他还是拒绝了上述建议，因为它也许会成为促使蒋政府完蛋的最后一击。
不久前，他在写给有影响的国会议员阿瑟·范登堡的一封信中说：
“事情已经弄清楚，国民党中国政府是试图治理一个国家的迄今最腐败无能的政府之一。当我察觉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把武器供应他们了。共产党人的大部分武器正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为贪图报酬而缴出的那些武器。如果蒋介石一向乐于听取马歇尔将军、魏德迈将军和迪安将军的意见，那他就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在北平投降后，那里我们所供应的弹药、车辆和大炮全部落入共产党人手里，我中止对中国政府供应任何东西。可是这一点必须逐步逐步地做，因为国民党人还控制着长江一线，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就拆蒋介石的台。”
在这样的情况下，司徒雷登竟然提出要去北平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真是太不合时宜了。
杜鲁门总统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司徒雷登在报告中所列举的不利后果，从而行使了否决权。
2、张治中的“外交战略”随着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6月中下旬的中南海显得更为热闹了。过去就在这个地方，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独掌国家大权，窃国大盗袁世凯据为大总统府策划复辟称帝，李宗仁把这儿当做国民党北平行辕。如今在这里进进出出、欢聚一堂、谈论议决国是的，都是当代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物。真是天翻地覆，这儿，已是人民的中南海了。
此时此刻，在毛泽东脑海中日夜萦回思考的，就是建国的大政方略。
新中国对外政策是由他亲自掌握着的。当时，张治中主张对外方针上美苏并重，从这次筹备会议的各方发言看，有相当的普遍性；毛泽东所敬重的张表老张澜，还主张在如今世界冷战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新中国要走中间道路，主张毛泽东“要做铁托”；还有一些要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士在到达北平后，也热衷于宣传外交“向美苏两面靠”的主张。
其中，要以张治中的观点谈得最透彻。那还是4月间毛泽东在香山宴请张治中时，听其当面谈的。两人边吃边谈，菜香酒酣之中，他征询张治中对治国方针的意见。
张治中就谈出自己的主张：今后新中国最好实行苏美并重的新政策。
毛泽东问：具体怎么解释？
张说，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美也不反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以亲美又亲苏的美苏并重政策来消除美苏的对立，促进美苏合作，使中国成为美苏关系的桥梁。这对中国有利，对美苏有利，对世界和平也有利。单就从军事观点来说，如果在美苏对立之间中国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对付苏联，则美国为了支援中国，就会派部队越过太平洋到中国来，这样，中国就成了美国的负担。
反之，如果中国要是联合苏联对美国作战，苏军也会从西伯利亚过来支援中国，不仅中国成为苏联的负担，且使苏联陷于欧亚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
因此，张治中说：“在亚洲，中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的世界是美苏两雄争长，中国在中间举足轻重，是两雄争取的对象，中国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我们腰好好地利用它、珍视它。”
毛泽东已经听周恩来谈到过张治中这些观点了，这次他是亲自听张治中面述。这些观点，使他很感兴趣。
张治中在4月8日这次见面中，对新中国的对外方针又作了进一步阐述。
据张治中当年的秘书余湛邦在其回忆文章《“一边倒”争论的来龙去脉》一文中记述：“事后，张曾详细地从头到尾告诉了我，我做了速记，并整理成文字。”
该文回忆：
概括起来，张治中在谈话中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一边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孤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边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我是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但在亲苏联共的总方针下，不妨在外交策略上美苏并重，保持同等距离。
(二)战争结束恢复和平之后，就要进行全国性的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建设不可能只靠自己，还得寻求外援。光靠苏联帮助不够，还得向英、美等国去争取才行；光靠任何一国都不行。
(三)我们还要做生意。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尤其和苏、美、英等国做生意，而不能像清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
(四)我既然主张和平，既然要和各国建立邦交和做生意，那么就得注意态度，不能对别人采取敌对和刺激的做法。
毛泽东听了后，认为张治中所说的各点，在当时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因而一边吃饭，一边详作解答。据说，这顿饭，吃了好几个钟头。在解答完后，他笑着对张治中幽默地说：“文白先生，我准备为此进行一百年的辩论。”
3、“一边倒政策”的缘由其实，在渡江后，尤其是在攻占上海的前后，中共中央是曾经寻求同美英建交的可能性的。在此期间，毛泽东所高度关注着的在南京的中美之间试探性的接触中，已经基本摸清了底。美国除了在上海解放后从青岛撤走了驻军外，未做其他任何积极的反应。
美国国务院虽说让司徒雷登滞留南京，奉行的也只是“等尘埃落定”的政策。美国最高当局无意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反而，美国还致力于同西方各国就承认新中国问题结成统一战线而对中共施加压力，要新中国不能和苏联结盟，要新中国同意维护西方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殖民利益，他们才能考虑承认问题。
毛泽东要求西方国家改变过去殖民主义的态度，因而，5月29日，他在为新华社的社论稿《祝上海解放》审稿时，加写了一段话：
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他们就应该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6月25日，国民党海军在美、英支持下，开始对上海港以及解放军已经解放的港口进行封锁，试图通过封锁，用经济压力使中共在政策上向西方屈服。
毛泽东曾经愤怒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说：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旧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新中国成立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美国的封锁必须打破！
在美国维护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利益的错误对华政策所造成的双方对峙中，中国共产党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奋起反击外，别无选择。
“一边倒”就是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实行封锁政策的一个针锋相对的回答。
与此同时，在渡江胜利后，特别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5月30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命离开广州回国，标志着苏联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苏联对华的弹性政策遂告结束。苏联态度的转变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早在5月初，斯大林已经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去苏联访问，同斯大林就建国工作、技术援助和国际形势进行会谈。
6月24日下午6时，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说：
“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似不宜用新华社社论形式，而用你的名字为宜)。…请你好好排好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
胡乔木写的这篇纪念七一论文，稿子写出后，毛泽东没有决定用，他自己重写了一篇，这就是毛泽东原来曾经说过要答复张治中、张澜等观点的文章，也就是著名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宣布了当时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文章说：
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二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当时，1949年7月19日，邓小平在致华东局负责人的信中，对这一方针的制定，作了精辟的论述：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也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们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的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是极不利的。
打破封锁之道，毛泽东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内部政策强调认真地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7月7日，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各党派各团体发表联合宣言，拥护“一边倒”方针。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明白接受了这一方针，奠定了它的法律地位。
新中国当时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为新中国在对美外交的策略上赢得了主动地位，对于洗刷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污泥浊水与百年屈辱，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一贯有着独立自主的传统，仍然坚持着中华民族独立的基本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基于这种立场，鉴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在50年代中期，新中国适时地改变了外交上“一边倒”的方针，大力倡导各国人民在五项基本原则上实行和平共处。
4、司徒雷登的晚年杜鲁门否决了司徒雷登欲赴北平的请示之后，司徒雷登就于1949年8月2日登上一架美军运输机离开南京回国。当他被助手搀扶上舷梯时，他曾经于心不甘地扶着舱门，回过头来，黯然神伤地望着眼前的一切，他真不愿意相信这就是自己在中国最后的结局。
飞机飞经冲绳，他就忍不住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什么只要中共新政权保持中立，美国就会与其保持经济往来，然后会考虑给予承认。
但是，美国国务院说他多嘴。他在华盛顿刚刚下飞机，就被人接到国务院接受训令，上级给他规定了“三条不准”：不准演讲，不准谈中美关系，不准接受记者采访。他感觉到自己似乎成了犯错误的人。
当时，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极其猖獗，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来往的人，都受到监控、盘查与围攻，有的甚至被投进监牢。麦卡锡等大肆追查是谁“丢掉了中国”。谢伟思、戴维斯等一批年轻的外交官因主张支持延安抗战，而被打成“通共”分子，被从国务院除名。回国不久的司徒雷登，也被开列上了麦卡锡主义的“通共”黑名单。
但是，他另有一件偶发的不幸事使他逃过了麦卡锡分子的纠缠。
他从中国回到华盛顿不久，1949年11月，他应邀去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严重中风，摔倒在厕所里。随即被送往马里兰海军医院，受到特别护理，至次年3月出院；这年7月至9月，又因中风复发再度住进纽约长老会医院。
出院之后，已经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基本卧病在床。他的亲生儿子杰克在密西西比州当牧师，收入微薄，没有能力照顾父亲。于是，他就全靠“义子”傅泾波一家人照料。华盛顿西北区28街这幢房子，就是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购置的。得病后，他待在二楼很少下楼来。
一天，一个名叫科恩的麦卡锡分子带了几个人上门来了。科恩是麦卡锡的得力干将，此人一进门就气势汹汹地对傅泾波说了两条：一是要带走司徒雷登去“过审”，接受当面质询，交代通共的罪行；二是交出其在中国期间所记的日记。
傅泾波料到他们会上门找麻烦，早已准备了对策，就不紧不慢地说：
“司徒雷登先生年事已高，得了半身不遂，已经不怎么能说话，就是说了也听不清，加上行动不方便，大都待在二楼上，很少下楼。
你们要他去接受当面质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先得签订一个书面协议：
如果司徒雷登老人因出席听证会或者接受其他质询时，病情出现异常或者发生其他不可预料的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
科恩一听，与几个同行商量，提出说：“人嘛，我们不带走了，他的日记是要拿走的。”
傅泾波仍很客气地说：“私人的日记嘛，我就不大知道了。那是纯粹个人的事，你们上楼去问问他本人吧，只是他说的话连我都很难听懂。”
科恩一行人，碰了一个软钉子，只好悻悻地空手离开了。
尽管因跟中共有来往而在美国曾经招来麻烦，他还是没有后悔。在去世之前好些年，有一句话经常挂在他嘴边：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先斩后奏'，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径直从南京前往北平，跟毛泽东、周恩来见面，造成既成事实。遗憾，遗憾，实在是太遗憾了！”
其实，40年代末与50年代初是冷战刚刚形成的时期，中美关系是很难摆脱这个大背景之制约的，他即使能背着上级擅自前往北平，也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再说，他出生于牧师的家庭，自己也是牧师，是很害怕说谎话要遭上帝惩罚的。
司徒雷登自己对康复治疗很积极，曾经抱有一种晚年再去一次中国的想法。在傅家精心照料下，病情有所好转，可以用右手写字、吃饭，并能拄着拐杖上下楼，在院子里散步，还写了英文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
司徒雷登于1962年9月去世，享年86岁。他虽然出面筹资数千万美元，创办了燕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北大)，位居美国驻华大使之要职，调动过数以亿计的援华美元，但最后却在贫病交加之中辞世。他虽然是美国人，但是，据说来参加追悼的美国人并不多，来的大多是中国人，这些人大都是他过去在燕京大学的学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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