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太祖郭威为确保柴荣顺利即位和后周政局稳定，采取了哪些策略，这些策略又造成了什么影响？
一、郭威安排辅政格局的背景郭威于后汉末年以“清君侧”名义起兵争夺帝位时，后汉“悉诛太祖与王峻等家属”，其子郭侗、郭信及柴荣之子宗谊、越王等人皆在战乱中遇害。在此种形势下，郭威帝位继承者基本指向了养子兼侄子双重身份的柴荣。
柴荣即位前，后周内部曾出现两派政治势力围绕帝位继承者问题展开斗争，并极大影响了后周宫廷政治。一是以职业军人集团将领为代表的后周立国功臣王峻、王殷势力，是柴荣顺利即位的重要障碍。
史载，郭威立储之前，虽提出“当使澶州儿子击贼，方办吾事”，企图为柴荣树立军功、赢得威望，然而王峻“自以天下为己任”，“柴荣屡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百般阻止柴荣进京、领兵和郭威立储。
至于王殷，“太祖即位，授天雄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典军如故。殷赴镇，以侍卫司局从，凡河北征镇有戍兵处，咸禀殷节制，”其担任天雄军节度使职高权重，与五代帝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根据五代帝王任职记载，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闵皇帝李从厚、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少帝石重贵、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均担任过天雄军节度使，实则是影响政权稳定的一支重要地方势力；二是以外戚身份为代表的郭威外甥李重进势力，是柴荣继承帝位的潜在威胁。
李重进，“周太祖之甥，福庆长公主之子”，“帝（郭威）在藩镇时腹心将佐也，帝即位，稍稍进用。（王）峻心嫉之”，特别是“重进年长于晋王荣，帝召入禁中，属以后事，仍命拜荣，以定君臣之分”，显示了李重进的身份特殊性以及对后周政权稳定的重要作用。
从表象看，郭威在立储问题上表现的优柔寡断，实则是因为后周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延缓了此事的顺利进行。在“五代为国，兴亡以兵”的风气影响下，领有军队和具有军功的将帅，往往成为军士拥帝的对象，柴荣于此并非占有优势。郭威称帝前，柴荣基本无军功可言，主要依靠郭威而担任军职，很难能够在政权中得到军士的拥护。
王夫之曾评论：“自朱、李以来，位将相而狂争者，非一人也。郭氏之兴，荣无尺寸之功，环四方而奡立者，皆履虎咥人之武人，荣虽贤，不知其贤也，孤雏视之而已”，道出柴荣继承帝位所面临的不利因素和尴尬局面。因此，后周建立初期，郭威暂缓处理立储问题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二、郭威为柴荣即位铲除障碍广顺三年，“（郭威）入秋得风痹疾，害于食饮及步趋”，在其身体健康状况出现明显问题的情况下，立储问题不得不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而此时王峻“奏请以颜愆、陈观代范质、李穀为相”，控制朝政意图明显，为实现柴荣顺利继位，郭威先从诛杀王峻、王殷入手。
“枢密使、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峻，晚节益狂躁，……帝亟召宰相、枢密使入，幽峻于别所。帝见冯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尽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专务间阻，暂令诣阙，已怀怨望。岂有身典枢机，复兼宰相，又求重镇！观其志趣，殊未盈厌。无君如此，谁则堪之！’甲子，贬峻商州司马，……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犹愍之，命其妻往视之，未几而卒”。
此番记载显示出郭威决心除掉王峻的理由是为了确保后周政局稳定和帝位继承者柴荣的安全。
此后，郭威又立即着手处理两件事情：一是对王殷进行安抚，防止其借故生变；二是将柴荣召入京城任开封尹、封晋王，向朝廷内外发出确立柴荣为帝位继承者的鲜明政治信号。
王峻势力覆灭后，王殷曾多次上表请求入朝以窥探朝廷动向，郭威鉴于王殷在后周的威望与影响，遂派遣使臣制止其入朝的请求。后因开国功臣何福进“密以殷阴事白帝”，才准许王殷入朝，将其控制起来。
然而，王殷入朝后不仅部从众多，还以效礼为由，向郭威请求增加甲仗以作城外防备，在此形势下，郭威果断诛杀王殷，平稳局势。史载，“时中外以太祖婴疾，步履稍难，多不视朝，……殷有震主之势，颇忧之。太祖乃力疾坐于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执之。寻降制流窜，及出都城，遽杀之，众情乃安”。
铲除二王势力，是郭威为柴荣即位铺平道路所采取的非常时期政治手段。史言：“二王之诛，议者讥其不能驾驭权豪，伤于猜忍，卜年斯促，抑有由焉”。
事实上，郭威在位时期一直对王峻、王殷安抚有加是有深层原因的，除了二人早年拥立之功外，还要从大局出发考虑立储对后周初期内部稳定的影响。
可见“不能驾驭权豪”的评论并非全面客观，因为广顺三年诛杀二王的事实，显示出郭威是完全具备控制政局的能力，而且此时的后周已立国三年之久，无论是外部形势，还是内部形势相对趋于稳定，出于对身后政权能否平稳过渡的担忧，郭威才立即采取行动，削弱开国功臣势力在朝中的影响力，为下一步安排柴荣的辅政格局打下基础。
三、郭威为柴荣安排辅政格局在柴荣入朝后，看似帝位继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然而政局因短暂的权力真空已出现动荡现象，“时群臣希得见帝，中外恐惧”。期间，“太祖寝疾，翰不俟召，归见世宗，密谓曰：‘主上不豫，王为冢嗣，不侍医药而决事于外廷，失天下望。’世宗悟，即入侍，以府事属翰总决”，透露出柴荣虽确立储嗣身份，但仍有潜在威胁，能否顺利继承帝位在当时仍存有变数。
特别是在柴荣判内外兵马事后，禁军出现郊赏薄于唐明宗的流言，实则为军中不稳定的表现。通过对唐明宗的个人经历和夺取后唐政权的过程来看，其正是借助禁军将领身份、依靠禁军力量的拥护而称帝。因此，禁军中提到唐明宗的事情绝非偶然，而是熟悉禁军管理事务、排挤柴荣的势力在作祟。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柴荣在缺少足够威望的情况下，要确保即位后的政局稳定，必须依赖郭威安排的辅政格局。
郭威在铲除二王势力后，立即着手部署后周军政格局，对以符彦卿为主要代表的地方节度使进行了安排，给予后周立国功臣节度使郭崇、李筠等人加官，以示笼络。
特别在王殷被诛后，“即以彦卿为大名尹、天雄军节度，进封卫王”， 政治意味相当浓厚，周世宗宣懿皇后符氏为符彦卿之女，曾于后汉乾祐年间为郭威所救，“常感太祖大惠，拜太祖为养父。世宗镇澶渊日，太祖为世宗聘之”，此时郭威依靠其养女关系及政治联姻，对于确保地方稳定与相互制约、巩固柴荣朝中位置有着重要作用。
在中央方面，郭威又构建了以冯道、范质、李穀、王溥、魏仁浦等为主的中央文臣及以李重进、张永德、樊爱能、何徽为主的高级禁军将领管理系统。其中，具有外戚身份的时任侍卫马步都虞候李重进为禁军侍卫司最高统帅，具有外戚身份的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为殿前司最高统帅，形成外戚坐拥禁军保皇而又相互牵制的格局。
此外，郭威还对军中排挤柴荣的不稳定势力给予严惩，“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如此安排中央及地方人员，足见郭威对柴荣即位以及后周未来政局稳定的担忧。
郭威病逝后，柴荣在处理即位一事上的严谨态度，反映出当时政权交接时的紧张局势。史载，“壬辰，太祖崩，秘不发丧。丙申，内出太祖遗制：‘晋王荣可于柩前即位’”。
从“秘不发丧”到“宣遗制”这近四天未有任何史料记载，但原因应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妥善处理“内忧”，为柴荣控制后周内部局势提供必要的时间保证；二是考虑外患，在无法确保内部安稳的情况下，贸然宣布新帝即位恐遭北汉等方面的外部军事威胁。
事实证明，“北汉主闻太祖晏驾，甚喜，谋大举入寇”，企图借此机会推翻后周统治，而此时柴荣已顺利即位，能够利用辅政格局的作用与影响来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亲自指挥对北汉的军事防御。
四、郭威安排辅政格局的影响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后周建立初期立储问题事关政局稳定，直到郭威染重疾后才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在为柴荣安排辅政格局过程中，郭威将主要目光集中在柴荣能否顺利即位一事上。
但由于柴荣在政治上长期受到来自以立国功臣王峻、王殷为代表的职业军人集团势力的压抑，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人政治势力凋零，其即位后的六年统治期间，虽有意在政权中培植个人势力，但在维护大局稳定的前提下，无法彻底隔断与后周太祖时期政治的联系，辅政格局人员构成相对稳定。
史载，柴荣即位之初，在后周朝廷关于其是否亲自抵御北汉的争辩中，“惟王溥劝行，帝从之”，表明时刻寻求提升个人威望机会的柴荣，因受辅政格局影响，在无法确保个人安全的前提下，无法凭个人意愿获取朝廷对其“冒险行为”的支持。
其后，柴荣“违众议破北汉，自是政事无大小皆亲决，百官受成于上而已”，并“常言太祖养成二王之恶，致使君臣之义，不保其终，故帝驾驭豪杰”，说明柴荣对自己当初立储一事心存余悸，希望牢牢把持政局，有意摆脱辅政格局对个人统治的束缚。
但反观之，其之所以能“驾驭豪杰”，显然是在相对稳定的局势下进行的，包括后期推行的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也要得益于郭威临终前所安排的辅政格局。
终柴荣一朝，后周政局基本上是沿着郭威时期的轨迹前行，以致柴荣病逝前在为其子安排的辅政格局中，仍然受到郭威时期军政格局影响，中央的王溥、范质、魏仁浦以及地方的符彦卿、李筠、郭崇等人继续担当重要角色。
虽然柴荣在位期间加大对禁军系统的改革和管理力度，造成赵匡胤人势力迅速崛起，但由于受到这个辅政格局的影响，柴荣身后“主少国疑”局面形成半年之久，赵匡胤才篡周建宋，这在骄兵悍将跋扈、政权更迭如儿戏的五代是未有之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前，其言“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勿得辄加凌暴”，还是在北宋建立后，“使告诸道，东诸侯坐使者而问：‘故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从官其谁乎？’皆不改旧，乃下拜”，均表明北宋建立初期受郭威安排的辅政格局稳固框架及惯性政治影响，为确保新生政权平稳过渡，有效安抚中央、地方势力，其人事班底构成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郭威去世时的显德元年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