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木木

在1982年发现的三星堆遗址中，其中的2号祭祀坑，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经过修复后，有三株青铜树相对完好，编号分别为1、2、3号青铜树。

除此三株外，还有一批散布的树枝、树座、飞鸟、果实、树叶、铜铃等配件。足以可见古人很喜欢“雕塑植物”，它们二者之间有何渊源呢？

从先秦的古蜀国开始，四川盆地出现了“青铜树”这一罕见的雕塑形式，古蜀国被秦国灭亡后，这一传统也迅速衰落，但仍有保留，一直延续到汉代。

这些神树雕塑对形体的处理都有一个相似点，就是把树作为一个置物架来处理，树枝的作用是用来安置装饰物，比如神鸟、钱币等等。

虽然我们认为其形象是树，但是制作者完全没有按照现实中的树的形象来塑造，但却遵从了大自然中的树本身形态韵律上的美感，并且从功能性以及立体构成角度的美感来处理。

其特点就是树枝的粗细均匀，分布有规律，追求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造物的美，其背后包含着诸多功能和思想观念的内涵，借助雕塑中空间与时间的要素，对人产生心理上有效的触动。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年代大约是距今4000至3000年，中原地区处于夏朝末至西周时期，与史书中记载的蚕丛、鱼凫所开创的古蜀国相对应。

在1982年发现的三星堆遗址中，其中的1号青铜树复原后通高接近4米，是目前已知的最高的青铜器，2号树复原后通高接近2米，3号树已无法完整复原，其树高应为50厘米。这批青铜树在造型上共同的特点就是高度抽象化。

1号神树将所有树枝处理成直径接近的圆柱形，从主干上弯一个大的弧线生长出来，再在末端加装饰物，底座呈三叉形。

2号树的形态与一号树相似。3号树复原后的形态更瘦高，从根部向上并列伸出两条树干，树干呈螺旋状，由两股树枝纠缠形成。

为了将各个青铜组件结合在一起，古蜀人使用了很多复杂的工艺，比如铸接、铸铆、铜液铆焊、分段铆接等。

能够掌握这样的技术，必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树崇拜信仰下，古蜀国很可能是有铸造青铜树的传统的，就像中原地区偏爱铸鼎一样。

东汉时期，四川地区出土了一批青铜神树，被称为钱树。关于这类钱树的涵义的研究有很多争议，比如认为是社树、神树、或早期道教遗物等等，这里不做讨论，只从造型上来解读。这类树与三星堆青铜树同样对树进行了高度简化的处理，树枝的分布均匀、有规律，树枝上有钱币或人物、动物等饰物。

比如1989年11月绵阳何家山嘴核工业部二十四建筑公司驻地后山崖崖墓1号墓出土的这尊钱树，树枝明确的分为五层，由下到上逐渐变小，每层十字形出四个树枝，树枝上以钱币为主，再辅以其它装饰物。

汉代的神仙细想中还有很多神树的概念，比如桃都树。1969年，济源泗涧沟西汉晚期墓出土了一件陶制桃都树。

据《太平御览》引《玄中记》：“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随之鸣”。

这尊桃都树的造型和三星堆青铜树很像，只是要简单很多。三叉型底座上立起主干，主干上生出枝杈，再装饰零件，树顶有一“天鸡”，整个雕塑高度只有63厘米。

古代首饰中有十分丰富的植物形象，借助于金属的性能，这些植物可以被塑造得玲珑精巧，相比于青铜树，更加写实。

这些首饰对植物的处理上，可以分为团状、片状和树状三类造型。团状造型即是在各种饰品上直接制作植物形态的小型雕塑。

例如江苏省丹阳市南齐陵墓出土的一批小型头饰，在金环上塑造叶子、人物、鸟，高度不过2厘米，佩戴方式尚不清楚。

其中一件做的似乎是竹子与鹤，在一厘米见方的尺寸上营造了一个微小的环境，形态生动有趣，这也是南朝审美趣味的一种体现。

上图的宋代金饰正是如此。有了厚度，就有了更多的塑造空间，把叶片、花瓣、花蕊都都做得比真实的花更厚一点，可以增加富丽之感。

类似的还有宋代流行的莲花冠，把整朵莲花概括的处理成团状，造型简洁，突出庄重之感，男性带玉制的冠，女性带绢制的冠。

采用另一种风格的则是花冠，就是插有四时花卉的头冠。这种冠不需要简洁、厚重感，而是追求轻佻华丽。

宋人极爱花，除了使用真花，用罗绢、腊、通草、彩纸制作假花的花冠也很流行，这种假花称为“像生花”，制作工艺极为复杂，完全从仿真出发，色彩艳丽、婀娜多姿，以假乱真。

宋代甚至有专门卖这种像生花的店铺。与花冠相比，更郑重一点的是凤冠。凤冠以凤为主题，但往往用大量花木做陪衬，与花冠一样繁复华丽，但是大多使用金属、宝石装扮而成，价格昂贵。

片状造型类似于浮雕，形体平面化处理，但是往往没有底板，是完全独立的，两面图案一致或有一面空白。

这种装饰很常见，在各种饰物上都会用到，如簪、钗、花钿、腰带、香薰、荷包等等。树状造型主要是各种步摇。

“步摇”是一种头饰，将金属薄片串联起来，带在身上，具有“步则摇动”的特点，因此得名。

魏晋时期流行一种“金雀步摇”，整体呈花枝状，金枝上装饰鸟雀，使用时直接插在头发上，走起路来金枝与鸟雀随步摇动。

这种步摇可以从绘画上看到，《女史箴图》和《列女仁智图》中都有表现。“金步摇”是鲜卑族的一种饰品，用黄金做成叶片，悬挂于头冠或腰带等各种部位。

《晋书·慕容廆载记》写到：“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使建国于棘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

按书中所说，慕容姓来源于步摇的讹音。此说法虽有争议，但鲜卑人有佩戴步摇冠的习俗应该是没错的。

白居易《长恨歌》写到：“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正是此物的描写。

步摇的造型不太像雕塑，不仅造型纤细，悬挂式叶片更是与传统的雕塑相去甚远，但是这种手法却非常符合树的形态，开创了一种用雕塑表现树的新形式。

在这一点上比青铜树、钱树更高明古代首饰造型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没有宗教思想的束缚。

古代工匠充分利用了金属的可塑性，使用了五花八门的技术，实现各式各样的构想。比如用绢布、蜡、彩纸制作花束这种行为，更是带给我们一种现代感，让我们看到古代社会不只是三纲五常、拘谨呆板的，古人有丰富的审美，广阔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从雕塑的形式上来讲，植物的形态不适合雕塑表现，很多形象只能局限于浮雕上。

从精神表达上来说，植物崇拜信仰在各大文明中的衰退是重要原因，宗教性质的创作失去了土壤。

除此之外，不同物品之间的替代关系也起到了作用，植物本身是静止的、木材本身就是常见的雕塑材料，所以很容易用真的树枝代替雕塑进行祭拜活动；

在艺术欣赏上，中国人用盆景代替了雕塑的欣赏功能。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雕塑创作的惯性。

人们在创作中使用的材料、技术、题材、主体等等个方面形成的传统，一方面提供了一套成熟的语言，提高了创作的深度；

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创作的广度，这就使得很多题材很难成为雕塑中的主体，不仅仅是植物，静物、风景等等也是一样的，大多作为陪衬出现。这种情况不光在雕塑中，在各个艺术门类里面都有。

中国古代雕塑中的植物题材其实是很丰富的，散布在雕塑的各个门类。有以宗教为背景创作的，也有首饰、家具、工艺品等，也有建筑中的装饰性浮雕。不同的创作目的、文化背景，表现出来的是对植物不同的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