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性少数”电影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政治、法律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其发展是具有局限性的。

当时的“性少数”电影只能披着“主流文化”的外衣，或者将“性少数”元素作为喜剧效果进行创作。

进入21世纪后，华语“性少数”电影才在电影市场上真正占据一席之地。

豆瓣平台甚至将“同性”纳入电影类型之一。

“性少数”电影迎来多元化的发展，其内容也开始聚焦于“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现状，从而更好地传递影片所表达的文化内核。

同性恋身份认同综合了个人的自我形象认识，以及他人或社会对个人的看法。

这意味着“性少数”身份的认同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与同性产生暧昧情感的潜在“性少数”人群对自己是否是“性少数”群体的身份确立；另一种是整个社会及家庭对于“性少数”群体的认同，在于他人能否接纳并理性看待“性少数”人群。

华语“性少数”电影的主题内容，通过认同“性少数”身份来为“性少数”群体，在现实社会中争夺更多的话语权。

当个体发现自身性取向有悖于主流异性恋价值观时，往往受制于世俗偏见的局限性，对自身情感需求欲望进行压制。

在外界眼光与内在身份的矛盾中陷入无限痛苦，更有甚者不惜用自身生命歌颂同性情感的纯粹。

《面子》中的小薇和《今年夏天》的小群都是明确自身同性恋身份的女生，但她们都面临了同一个难题，即家人并不理解她们的“性少数”身份。

在家人的眼中“女大当嫁”是最紧要的任务，所以小薇和小群都必须为了应付家人，周转于一次又一次的相亲中。

在“性少数”身份仍不属于主流文化的今天，同性恋人群向家人勇敢“出柜”的并不在多数。

“出轨”意味着要公开承认自己“非主流”的性取向，并说服家人接受自己无法结婚生子的情感取向。

这样的行为在传统道德伦理的传承下与“不孝”相挂钩，因此导致许多“性少数”群体不敢面对自身“性少数”的身份。

例如《美少年之恋》中的Sam宁愿更换身份来掩盖自己曾是“性少数”的历史事实，甚至不惜选择自杀来逃避父母的失望。

《面子》《今年夏天》《海南鸡饭》等皆大欢喜的结局，表达了创作者对“性少数”群体的认同，也通过影片叙事对现实生活中的“性少数”群体给予鼓励，呼吁社会更加包容“性少数”群体，共同推动社会性别向多元化发展。

《蓝宇》中的陈捍东与电影《夜奔》中的徐少东出身高贵，两人无法摒弃世俗偏见、家庭背景等物质化标签，更无法正视内心的情感。

在几经磨难后才肯直面内心，坦白对同性爱人的情感，认同自身“性少数”身份。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陈捍东、徐少东与小薇、小群不同，他们对自己的“性少数”身份并不清晰。

在遇到同性爱人的时候不敢面对自己，而是选择利用婚姻逃避现实，最后错过了爱人却为时已晚。

陈捍东和徐少东的“犹豫”正是源自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不认同，正如徐家传出少东的绯闻后。

家族地位今非昔比，徐父更是怪罪少东坏了名声而将他锁在家中。

在以异性恋为唯一情感模式的社会规范中，“性少数”的出现是对异性恋霸权地位的威胁，因此异性恋者对“性少数”群体持仇视态度。

“性少数”者也因社会扣上的“异类”帽子而对自身性别身份产生憎恨，逃避认同个体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二者间的分歧。

世俗偏见导致真心相爱的人不能眷属、“性少数”群体不敢展露性取向。电影镜头中的戏剧矛盾反映的是边缘群体的现实问题。

如何解放“性少数”群体生存空间、摆脱性别身份的固定化，似乎只有社会环境的开放和大众的认同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

华语“性少数”电影除了上述确立“性少数”身份障碍的主题之外，还有单纯聚焦“性少数”群体情感的叙事主题。

“同性恋和异性恋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爱情，而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同性恋影片与异性恋爱情片大同小异，只是人物设置为“性少数”群体。

在世俗偏见之外更加专注描写同性之间的情感路程，突显“性少数”情感与大众情感之间并无二异，从而引发受众的共鸣。

《春光乍泄》是王家卫导演的著名作品，也是许多观众在提及“性少数”电影时第一个想起的作品。

影片讲述了同性情侣何宝荣与黎耀辉一同前往阿根廷旅游，路上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他们像所有情侣一样，不断地争吵、分手、别离，却又在黎耀辉一次次的“不如我们从头来过”中复合。

最终两人分道扬镳，将最后一次见面留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黎耀辉独自一人来到了他们约好一起去的瀑布，何宝荣一人坐在他们曾经的床上痛哭。

影片中的他们虽被打上了“性少数”的标签，但在梁朝伟忧郁的眼神及张国荣骄纵的性格中，影片淡化了主流群体与“性少数”群体之间的界限。

这是一个可能发生在任何情侣身上的爱情故事，搭配王家卫独特的镜头语言和色彩美学，每位观众都会陶醉于其中并为两人的爱情惋惜。

爱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如果说起“性少数”电影打动受众的原因，那归根结底便是“性少数”群体间冲破世俗偏见也要相爱的那一份情感力量。

由于社会默认的情感以异性恋主导，因此受众往往认为“性少数”情感是不合常理的、病态的爱。

只有通过“性少数”电影中对同性恋爱情的阐述，才可以使受众了解同性和异性伴侣之间的纽带皆源于爱情。

这一份爱情不会因为个体性别的差异而产生变化，影片中或圆满、或凄美的情感世界与异性爱情并无异，都是始于纯粹的本性。

当对于情感的选择不符合社会期待时，基于社会伦理道德的显性规范。

“性少数”群体往往会先入为主地对自身情感持悲观态度，而华语“性少数”电影突破传统规约的桎梏，提倡爱情的高度自由性，尊重个体的选择。

正如电影《刺青》也同样是一部聚焦爱情的“性少数”电影，刺青师傅竹子因为地震的意外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却被少年时曾偶遇过的少女小绿温暖心灵。

两人在相处中互相疗伤、彼此治愈，最后解开心结，成就了一段爱情。

同性的感情生活与异性恋的爱情相比，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热烈、真挚程度上看，都十分相像。”

聚焦于“性少数”情感行为的电影旨在告诉观众，“性少数”群体与大众一样，都渴望爱情。

同性间的爱情与异性间的并无分别，爱情的关键是人，而不应当被性别、种族、国家和肤色所阻挠。

影像话语所构建的对象往往是现实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因此“性少数”电影也同样是生活中“性少数”群体现实状态的缩影。

原本只能通过外部角度了解“性少数”群体的大众如今通过“性少数”电影受众可以进一步了解“性少数”群体，并借由影片中展现的“性少数”群体所遇到的困难进行反思，促进社会环境开放化，为“性少数”群体创造出更和谐平等的生存环境。

“性少数”电影还原了“性少数”群体所面临的困境。

由于“性少数”文化时至今日仍是小众的、非常态的，因此“性少数”婚姻在华语地区（台湾地区除外）是不受法律允许的，这就导致“性少数”人群无法跟异性恋一样步入婚姻，成了父母眼中的“剩男剩女”。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他们不敢表露自己“性少数”的身份，只能在伦理道德的“枷锁”下挣扎。

《面子》和《今年夏天》的主角的性取向不被家人所理解，她们只好一次次相亲，与不同男人约会来让家人满意。

即使《面子》中的母亲最终接受了女儿“性少数”的身份，也免不了继续用“生育”这一话题逼迫小薇，弄得小薇是哭笑不得。

电影《喜宴》中的高伟同已有了稳定的同性恋人，但出生在东方传统思想家庭下的他自然也遭到了来自父母的“逼婚”。

于是他通过“假结婚”来令父母开心，导致了一场“中国喜宴式”闹剧。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氛围与道德秩序，因此对待“性少数”群体态度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可以通过华语“性少数”电影来推进过程的进度，努力构建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的平等地位。

2020年的“性少数”电影《叔·叔》则将“性少数”群体的难题一一为观众呈现出来。

主角柏和海是隐瞒身份多年的同性恋，人到老年的两人不光是别人的“爸爸”，更是别人的“爷爷”。

机缘巧合下，两个“深柜”相遇了，命运使得两人在人生进度条的末端有机会做回真实的自己。

可周遭异样的眼光只能让他们在公园厕所里相见，就像海陪着圈内老大哥回家时，邻居在背后的议论纷纷，令海十分厌烦。

海希望柏跟自己加入教会，只因为信教的人在往生后也能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他希望到了那个世界后，可以跟柏无所顾忌地永远在一起。

虽然在圣经中，同性恋也是被明令禁止的存在，可海认为圣经仍有好的一面，看待事物应该看其整体而不应抱有偏见。

正如身为同性恋的他，希望社会能够尊重这一群体，而不是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一样。

“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上的弱势地位，使得他们必须对生活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去寻找美好的事物。

纵使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被信仰所接受，他仍然说服自己去相信，只因宗教说亲密的人死后能够团聚。

他们的爱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他们一辈子都活在阴影下，没有一个公开阳光的环境让他们去表达自己。

到了老年，也只能活在面对家人的愧疚中，被迫戴着面具过完一生。

因此在影片的结尾，老年“性少数”群体在议会上提议修建“同性恋养老院”使得自己能以被社会认同的方式安度晚年，同样也反映出现实生活中“性少数”群体的养老问题，引发大众思考，呼吁社会关注。

“性少数”情感是不被大众所普遍接受的，尤其是早期医学界将“性少数”群体定义为“神经病”“变态”。

法律界将“性少数”情感行为定位为“非法的”，所以“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上是饱受非议的，遭受打压的。

例如《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中高中生对同性恋学生的霸凌，《东宫西宫》中警察小史对同性恋阿兰进行言行上的侮辱以表达他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

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大众对于“性少数”群体的真实态度，在我国社会中，同性恋者的可见度还是比较低的。

2000年，台湾一名年仅15岁的中学生叶永志因为过于女性化被同学霸凌，便再也没能回到教室，他用自己的生命为这个并不那么包容的社会上了“沉重一课”。

正是因为叶永志，台湾于2004年出台了《性别平等教育法》，并于2009年通过了同性婚姻法，而叶永志的事迹也被编写成歌曲《玫瑰少年》，获得了第三十届台湾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

社会的进步赋予我们更多追求自我的机会与权利，同时也希望社会不需要牺牲更多的“叶永志”来警醒大众去接纳“性少数”群体，而是构建群体价值认知的平衡感以为他们获得更多尊重与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