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良渚论坛”青年汉学家分论坛在杭州良渚国际研学中心举办。
良渚论坛是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明对话的重要平台，而思想交流是文明对话的重要方式。此次青年汉学家分论坛旨在推动世界汉学家的思想交流，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论坛由文化和旅游部、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主办，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杭州市人民政府、浙江大学承办。
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承，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致辞，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阿迪力·卡吾肯诺夫，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作主旨发言。
在距今5000~4500年
中西文明有一个交流频繁的时期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
探源工程就要研究中华文明是何时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良渚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良渚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让我们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左右在长江下游，存在着一个稻作农业为基础、存在严重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的杰出贡献。
在文明起源过程中，中国域内的文明和域外的其他文明是否有交流，这种交流是以什么形式展开的、对中华文明或其他文明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我们有一个发现，实际上这个发现有一部分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在距今5000~4500年的时候，中西文明有一个相互交流比较频繁的时期，它的重要证据就是西亚地区原产的小麦、黄牛、绵羊经过中国西北地区，在约4500年前传入了中原地区。与此同时，在中原地区、华北地区有万年左右栽培历史的粟和黍向西传播。
比如华北地区的粟和黍、西亚地区的小麦、黄牛和绵羊。说实话，小麦是西亚原产，但是，我们长期以为黄牛和绵羊可能是本地的原产，但是通过古DNA的研究证明，在距今约4500年前出现在中原的黄牛、绵羊是来自于西亚。
所以，我认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包容开放的交流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一带一路”交流互鉴在当代的启示意义。
10000-5000-1000，浙江3个“文化密码”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
从史前万年到青铜时代，浙江拥有以上山、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良渚、好川等遗址为代表的完整考古学文化谱系。借此机会，我与大家分享3个代表浙江的“文化密码”：10000、5000、1000。
在距今10000年的浦江上山遗址中，发现了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稻作的蓬勃发展有力支撑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上山遗址的诸多柱洞和房基还表明10000年前的浙江先民已最早走出洞穴居住，在钱塘江上游的旷野建起了“远古中华第一村”。
在浙江，5000年前的良渚已拥有宫殿区、内城、外郭城三重结构的古代城市，事实上建构起了早期区域性王权国家，形成了由琮、钺、璧等礼器构成的玉礼制文明。
真正让浙江成为江南文化集大成区域的历史事件，缘于1000年前宋室南渡。由于定都今天的杭州，使浙江在其时成为了中华文明的腹心之地。
宋代上承汉唐、下启明清，是中华古代文明最星汉灿烂的时期之一，由此形成独具精神气质的宋韵文化。
从10000年到5000年，从1000年到今天，浙江始终是让世人读懂中国的一个最佳窗口。浙江也将继续以守正创新的蓬勃生机，赓续历史文脉、开辟广阔未来。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为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
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阿迪力·卡吾肯诺夫
当人们谈论“一带一路”时，常常会想起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所产生的贸易和物流效应，与此同时，丝绸之路成为东方、西方文明交流的特殊渠道和载体，为促进东西方文化和人文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种影响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局部性的，并在每个地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记。它可以让一个文明的日常消费品丝丝入扣地融入到地球另一端的国家文化中。
“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交流倡议，十年来，中国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数以万计的奖学金名额以及来华的机会，比如我们此次参加的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让学生、教授以及青年学者们得以亲身感受中国的文化、科技、教育等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成就。
我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应该继续发扬友好合作精神，扩大人文交流、科技合作、媒体和志愿者组织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为深化世界各国多边和双边的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哈萨克斯坦人说“远亲不如近邻”。我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秉承丝路精神，为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之路
考古证据最系统、最充分的就是良渚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之路，迄今为止考古证据最系统、最充分的就是良渚。
作为东亚稻作文明最高成就的良渚，自然有它的渊源和发展过程。
浙江的植物考古专家郑云飞先生通过稻田土壤当中植硅体密度的估测，估测当时良渚文化时期，稻田的亩产量将近141公斤，这个产量就非常高了。我们边上的池中寺粮仓，是一个储量达20万公斤的大粮仓，据稳定同位素初步研究，稻米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可见良渚稻作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稻作农业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影响了观念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及其他领域，稻作从育种、播种、收割等一系列作业流程，不仅培育了先民勤劳奋斗、顽强进取的精神和积累财富的观念，也大大加强了先民对大自然的依赖，天地人相互关系的宇宙观体系逐步形成，从上山、义乌桥头半个太阳在穹庐下，到天盖式的符号，最后到良渚，“天”的观念形成了。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突飞猛进，财富积累和社会分层加剧，到良渚时候，以琮为代表的宇宙观系统化以及与之伴生的全社会广泛认同和膜拜的太阳神式“祖先神”出现，良渚文明水到渠成。
稻作文明的内涵和意义是什么？被誉为“日本郭沫若”的梅原猛先生提出了包含陶器、玉器、养蚕和丝绸的稻作文化复合体，他甚至认为这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梅原猛先生还认为稻作文明对大自然更加宽容，稻作文明是欧洲文明中所没有的，是中华文明独有的生产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