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二战时期，日军发明＂烧烤＂刑罚，美国女兵听到后吓得瑟瑟发抖
引言：
世人皆知二战时期日军残暴，却不知在太平洋战场上，竟然还发明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烧烤＂刑罚。1943年，一名逃脱的美国女护士在回到军营后，整整三天都无法开口说话。当她终于能够诉说时，声音颤抖地描述了日军对战俘的残酷行径，这让在场所有人都惊骇不已。随后，日军的这种刑罚在美军中广为流传，很多女兵宁愿服毒自尽也不愿被俘虏。究竟是什么样的酷刑，能让这些英勇的美国女兵如此惊恐？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骇人听闻的故事？
一、太平洋战场的恐怖传说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爆发，这次突袭造成美军2403人死亡，1178人受伤。太平洋战争就此拉开序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日军势如破竹，相继占领了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区。
1942年初，日军在占领巴丹半岛后，美军陆战第73护理队的12名女护士被俘。这些女护士原本在马尼拉的圣托马斯大学医院工作，后来被转移到巴丹半岛的野战医院。日军占领该地区后，这些女护士成为了太平洋战场上首批被俘的美军女性。
在关岛，日军在1942年3月攻占该岛后，抓获了包括5名美国女护士在内的数百名美军人员。这些女护士此前在关岛海军医院工作，她们本可以在日军进攻前撤离，但都选择了留下来照顾伤员。
1942年4月，在菲律宾科雷希多要塞沦陷时，另有9名美军女护士被俘。这些女护士此前一直在防空洞中的临时医院工作，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坚持救治伤员。当时，她们完全可以选择随军撤退，但出于职业道德，她们选择了留下。
随着战事推进，日军在各个占领区建立了战俘营。在这些战俘营中，一种新的酷刑开始出现。起初，这种酷刑只在少数战俘营中使用，后来逐渐扩散到其他战俘营。由于施刑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烧红的铁签，因此被战俘们称为＂烧烤＂刑罚。
1943年上半年，这种刑罚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军战俘营中逐渐普及。据统计，仅在菲律宾的卡巴纳图安战俘营，就有超过20名美军女性遭受过这种酷刑。而在其他战俘营中，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战俘营，日军首次将这种刑罚系统化。他们专门设立了审讯室，配备了特制的工具，并培训了专门的审讯人员。这使得＂烧烤＂刑罚变得更加残酷和有组织性。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军女兵被俘，这种刑罚的恐怖传说开始在美军中流传。到1943年下半年，已经有多起美军女兵宁死不降的案例。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布干维尔岛战役中，一支由6名女护士组成的医疗小组，在面临被俘风险时集体服毒自尽。
1944年初，美军在新几内亚发现了一本日军军官的日记，详细记载了＂烧烤＂刑罚的实施过程。这份日记后来成为了东京战犯审判中的重要证据之一，也成为了这段历史最直接的见证。
二、＂烧烤＂刑罚的具体手段
1943年7月，在菲律宾的一处战俘营中，日军首次系统性地实施了＂烧烤＂刑罚。根据战后美军调查档案记载，这种刑罚通常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都经过精心设计，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摧毁战俘的意志。
第一阶段被称为＂准备工序＂。日军会将战俘双手反绑，吊在特制的木架上。木架高约两米，上端安装有滑轮装置。战俘的双脚离地约20厘米，整个身体呈＂Y＂字型悬空。在战俘的正下方，日军会放置一个装满木炭的铁盆。
第二阶段是＂预热＂。日军会点燃木炭，让其缓慢燃烧。热气会逐渐上升，战俘会感受到越来越强的灼热感。这个过程通常持续15-20分钟。期间，审讯官会不断询问情报。如果战俘拒绝回答或者回答不符合要求，就会进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是＂正式烧烤＂。审讯官会用长铁钳夹起燃烧的木炭，靠近战俘的身体各个部位。他们通常会选择最敏感的部位下手，如脚底、腋下或者后背。有时，他们还会用特制的铁签，将其烧红后进行点刺。
在卡巴纳图安战俘营，日军还对这种刑罚进行了＂改良＂。他们在木炭中添加了硫磺粉，这样不仅温度更高，而且会产生刺激性气体。据幸存者描述，这种改良后的刑罚更加难以忍受，因为战俘不仅要承受高温灼烧，还要忍受刺鼻的硫磺烟雾。
1944年2月，在新几内亚的一处战俘营中，日军又发明了这种刑罚的＂升级版＂。他们会在战俘身上涂抹一种特制的油膏，这种油膏遇热会产生剧烈的灼烧感。然后，他们会用温度相对较低的木炭慢慢靠近，这样可以延长刑讯时间。
在布干维尔岛的日军战俘营，这种刑罚还与其他酷刑配合使用。日军会先让战俘长时间站立或跪坐，等体力消耗到极限后再实施＂烧烤＂。有时，他们还会在刑讯过程中突然将冰水浇在战俘身上，造成冷热交替的刺激。
1944年下半年，随着战局逆转，日军开始在各战俘营中加紧审讯。在这段时期，＂烧烤＂刑罚的使用频率显著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菲律宾的三个主要战俘营中，就有超过200名盟军战俘遭受过这种酷刑。
特别是在马尼拉解放战役前夕，日军在圣托马斯战俘营中疯狂地实施这种刑罚。他们将原本需要数小时完成的审讯压缩到一小时内，导致许多战俘当场死亡。后来在战犯审判中，这段时期被称为＂疯狂的二月＂。
1945年1月，美军解放了菲律宾的部分战俘营，发现了大量与＂烧烤＂刑罚相关的工具和设备。这些物证后来被送往华盛顿，成为了战后审判的重要证据。在这些证物中，包括了特制的木架、铁签、油膏配方，以及详细的刑讯记录。
三、幸存者玛丽的证词揭露日军暴行
1943年9月15日，在菲律宾卡巴纳图安战俘营，美军护士玛丽·威廉姆斯成功逃脱。这是太平洋战场上首次有遭受＂烧烤＂刑罚的战俘成功逃脱并幸存下来。她在逃脱后的证词，成为了揭露日军这一暴行的最直接证据。
根据战后的档案记录，玛丽·威廉姆斯原本在马尼拉第二陆军医院工作。1942年4月，在菲律宾战役期间，她与其他11名护士一同被日军俘虏。起初，她们被关押在马尼拉市郊的一个临时战俘营中，主要负责照顾伤病战俘。
1943年6月，日军怀疑有战俘在秘密向外传递情报，开始在战俘营中进行大规模审讯。玛丽和另外三名护士被转移到卡巴纳图安战俘营的特别审讯区。在这里，她第一次亲身经历了＂烧烤＂刑罚。
据玛丽在战后的证词称，日军审讯官石井一郎亲自主持了对她的审讯。审讯持续了整整三天。第一天，日军使用了传统的审讯手段。第二天开始实施＂烧烤＂刑罚。石井一郎在审讯记录中详细记载了整个过程，这份记录后来也成为了东京审判的重要证据。
在卡巴纳图安战俘营期间，玛丽目睹了日军如何将这种刑罚用于其他战俘。她描述说，审讯室位于营地西北角的一个独立建筑内，四周都有岗哨把守。每天清晨，都能看到日军士兵往审讯室搬运木炭和各种工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玛丽的证词揭示了一个重要细节：日军在实施这种刑罚时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普通士兵不被允许参与审讯，只能负责准备工作。实际施刑的必须是军官级别的人员，而且往往是由特殊的审讯小组执行。
1943年9月初，战俘营中爆发了伤寒疫情。趁着日军调配医疗物资的混乱时机，玛丽和另一名叫安妮的护士策划了逃跑。她们利用给病号送药的机会，观察了守卫的换岗时间。在9月15日的凌晨，两人趁着岗哨交接的空档逃出了营地。
玛丽和安妮在丛林中跋涉了整整五天。期间，她们只能靠野果和溪水维持生命。第六天，她们遇到了一支菲律宾游击队。游击队将她们护送到美军的秘密联络点，最终安全撤离到澳大利亚。
然而，安妮在到达澳大利亚后不久就因伤寒并发症去世。玛丽成为了唯一能够完整讲述这段经历的幸存者。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她向美军情报部门提供了大量关于日军战俘营的重要信息，包括营地布局、守卫部署、以及详细的酷刑记录。
1944年初，美军根据玛丽提供的情报，开始系统地收集关于＂烧烤＂刑罚的证据。他们派出特工渗透到菲律宾各地，秘密拍摄了多处战俘营的照片，并设法与当地的抵抗组织建立了联系，获取了更多的证据。
这些证据和玛丽的证词一起，构成了后来东京审判中关于日军战争罪行的重要部分。在审判中，玛丽作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她的证词对定罪多名日军战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四、＂烧烤＂刑罚在东京审判中的定罪过程
1946年5月3日，东京法庭正式开庭审理＂烧烤＂刑罚案。该案件由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主导，检方共提交了超过2000页的相关证据，包括战俘营照片、审讯记录、医疗报告以及survivors的证词。
审判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946年5月3日至5月28日，主要审理＂烧烤＂刑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检方出示了1943年3月15日的一份日军内部文件，该文件详细记载了这种刑罚的＂标准操作程序＂。文件显示，这种刑罚最初是由第14军特别审讯部设计的，后来在其他战俘营推广使用。
第二阶段从1946年6月1日至6月30日，重点审理具体案例。检方传召了包括玛丽·威廉姆斯在内的23名幸存者作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6月15日的庭审，当时三名来自新几内亚战俘营的澳大利亚士兵，详细描述了日军如何在一天之内对42名战俘实施这种刑罚。
第三阶段从1946年7月2日至7月25日，主要审理指挥系统和责任归属。检方提交了大量缴获的日军文件，证明＂烧烤＂刑罚的实施必须经过营区指挥官的批准。特别是一份dated1944年8月的命令，要求各战俘营每周上报刑讯情况，这份文件直接证明了高层对这种刑罚的知情和授权。
第四阶段从1946年8月1日至8月30日，集中于审理医疗证据。检方传召了多位医学专家，其中包括美军第七野战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罗伯特·汤普森。他们详细分析了这种刑罚对人体造成的损害，并提供了大量的医疗记录和解剖报告。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辩方律师主要提出了三点抗辩。首先，他们声称这种刑罚是个别军官的越轨行为，并非系统性的政策。其次，他们质疑部分证人证词的可信度，特别是关于受害人数的统计。最后，他们试图将这种刑罚定性为＂强化审讯手段＂而非＂酷刑＂。
然而，检方通过大量的物证驳斥了这些抗辩。特别是一份dated1944年12月的军需物资申请单，显示各战俘营定期申请用于＂烧烤＂刑罚的特制工具和材料，这有力地证明了这种刑罚的系统性和计划性。
1947年11月12日，东京法庭对＂烧烤＂刑罚案做出判决。七名主要被告被认定犯有战争罪行，其中三人被判处死刑，四人被判处终身监禁。法庭认定，这种刑罚构成了＂有计划和系统性的战争罪行＂。
判决书特别指出了三个关键认定：第一，这种刑罚的实施是经过系统设计和组织的；第二，它的使用范围遍及太平洋战区的多个战俘营；第三，高级军官对这种刑罚的存在和使用负有直接责任。
此外，法庭还责令日本政府向受害者提供赔偿，并要求将所有与＂烧烤＂刑罚相关的档案材料移交给盟军，作为历史档案永久保存。这些材料现在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专门区域，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五、战后档案的发掘与真相的还原
1952年4月，美国国家档案馆开始系统整理太平洋战争期间缴获的日军文件。在位于马里兰州的档案库房中，一批标注为＂特殊审讯记录＂的文件引起了档案管理员的注意。这批文件共计12箱，包含了1942年至1945年间各战俘营的详细记录。
1953年6月，美军情报部门派遣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小组，对这批档案进行分类和研究。他们发现，日军对＂烧烤＂刑罚的记录异常完整。每个战俘营都保存着详细的审讯日志，记录包括实施时间、持续时长、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等具体细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箱档案中发现了一份dated1943年9月的训练手册。这份手册详细说明了实施这种刑罚的标准程序，包括温度控制、时间把控，甚至连使用的木炭种类都有具体规定。手册的存在证明，这种刑罚是经过系统化设计和规范化培训的。
1955年，随着更多战时档案的解密，研究人员在冲绳发现了第32军的一处地下档案库。在这里，他们找到了一份完整的战俘营网络图，上面标注了实施＂烧烤＂刑罚的18个特殊审讯中心的具体位置。
1957年至1960年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对这些特殊审讯中心的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菲律宾的卡巴纳图安战俘营遗址中，考古队发掘出了大量的物证，包括特制的铁钩、木炭渣以及带有烧痕的水泥地面。
1962年，日本政府应国际压力，开放了部分军事档案。在东京防卫厅的档案室中，研究人员找到了多份关于战俘审讯的会议记录。这些记录显示，＂烧烤＂刑罚的使用是经过高层批准的，并且定期有专门的会议讨论其＂效果＂和＂改进方案＂。
1965年，一位名为田中正雄的前日军军医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了一份证词。他在1943年至1944年间担任马尼拉第三战俘营的医官，亲眼目睹了大量＂烧烤＂刑罚的实施过程。他提供的医疗记录成为了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补充材料。
1970年代初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开始对所有已知的档案材料进行数字化整理。通过数据分析，他们还原出了这种刑罚的使用频率、地理分布和casualties数据。统计显示，仅在1944年一年，记录在案的案例就超过800起。
1980年，美国战争档案研究所完成了一项为期十年的综合研究。研究团队将分散在各地的档案进行了系统整合，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不仅包含了文字记录，还收集了大量的影像资料、图纸和实物照片。
1990年代，随着更多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出版，一些此前未知的细节被揭示出来。特别是1995年出版的《战俘营医生笔记》，作者是一位澳大利亚军医，他详细记录了这种刑罚对受害者造成的身体伤害。
进入21世纪后，档案研究仍在继续。2005年，在马尼拉近郊发现了一处日军遗留的地下档案室。在这里，研究人员找到了更多关于＂烧烤＂刑罚的原始记录，包括一些此前未知的审讯报告和命令文件。这些新发现的材料，为这段历史补充了更多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