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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48年，被后世称为“包青天”的包拯，因为工作表现出色，获得了两次调动，最后一次的调动，让他的职位从省一级的财政官员（转运使），调到了中央部委的财经口（三司户部副使）。
包青天刚一上任，就接了一个大活，前去侦办一起财经“大案”。
说是侦办“大案”，其实包青天当时的主要工作，其实就是去基层做调研，从而帮宋仁宗弄清一件事的真相。
那么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值得大宋的皇帝的关注，又必须要用一名中央部委的官员前去亲自调查呢？
这一切还要从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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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85年，齐桓公通过竞争上岗，赢了兄弟公子纠，从而当上了齐国的国王，齐桓公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就想开启齐国争霸天下的伟业，于是他就需要一个能帮助他实现霸业的谋臣。
当时他身边最可信的大臣是鲍叔牙，鲍叔牙自认为自己的水平不如好友管仲，于是就推荐公子纠曾经的谋士管仲。
管仲在转投齐桓公以后，就开始为后者出谋划策，在管仲当年的策略中，有一条叫“官山海”，说白了就是搞国有企业，垄断食盐等资源，然后敛收财物。
因为这条非常好用，所以后续的朝代，在国内经济不好的情况下，都会选择这么干，宋朝也不例外。
但是这个局面被突然崛起的西夏给弄乱了。
为了抵抗西夏的入侵，大宋只好派重兵镇守西北，而派出那么多兵将驻守，自然需要供给大量的粮食等物资。
而在古代，旱路运输物资是一件成本极高的事情，有可能你运到边境线上一斤粮食，就要花好几倍的成本，而当时，大宋在国内有“冗兵、冗员、冗费”，在外又有辽国和西夏盘剥，所以钱上非常不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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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既没有现钱支付运费，又不能不往前线运送粮食等物资，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聪明的大宋官员，最后想出的办法是，让民间的私企承担运输物资的任务，因为他们的综合效率要比国企高很多，而作为对私企的补偿，大宋没有现钱给，但可以给一些食用盐等国控物资的经销权。
一开始朝廷还有点担心，担心不给现钱，私企的商人不愿意真心出力，但是政策一经推出，愿意“为国出力”的私企那是要多少有多少。
而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私企的商人能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
那么商人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答案说简单也不简单，简而言之，就是压缩运送物资的成本，赚取经营国家管控物资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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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简单的地方，表面上是如何保障物资的及时运达，以及国控品的经销，而实际上，最让商人操心的地方，其实是如何和各级政府官员勾兑。
只要能拿下具体负责经办的朝廷官员，那么商人就是以次充好，也一样能换取原本等量的物资，甚至还能有商量的余地。
而且只要协调好了经办人员以后，各种物资的价格就牢牢地掌控在商人手里了，这就相当于私企的商人直接控制自己利润的权力。
这种方式一旦成型以后，看似私企中的“爱国商人”们大发其财，而大宋的边军也得到了足够的物资，好像是个双赢的局面，但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食用盐等国控物资，原本是完全掌握在朝廷的手里，那么这些被垄断的商品，能卖出多高的价格，能带来多高的利润，是由朝廷说了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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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让私企的商人也能经销这些国控物资之后，朝廷就无法在这些商品的价格上一手遮天了，而私企的运营远比大宋的国企高效，所以打起价格战来，大宋的国企根本不是对手，于是大宋原本的财政收入就逐步下降了。
大宋朝廷原本的计划是少花钱，但现在变成了，钱没多花，但收入直线下降了，这对于大宋朝廷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新的问题呢？
就在大宋朝廷上下急得直挠头时，一个叫范祥的人突然跳了出来。
这个范祥虽然在后世名声不显，但在当时却绝对算的上是一号人物，他是凭借考中进士进入的体制，而后来又在防御西夏侵扰的时候立过军功，除此之外，他在地方主持经济工作时，干的也是有声有色，算是个多边形的优秀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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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祥因为有边关工作的履历，又有经济上的实践，所以他很明白大宋的问题究竟出在哪，于是他就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推行盐票制度。
盐票制度的核心其实并不在盐，而在于商人们和边关的交易方式。
在推行盐票制度之前，商人们需要运送实物到边关，然后高价卖给边关兵将，换取经销国控物资的凭证。
但是等到推行盐票制度以后，商人们只需要把性价比更高的钱运送到边关，由边关兵将自主招标来购买性价比高的物资，而商人还是可以经销国控物资，但是钱财的运输货值比粮食可低多了，而且商人得到的实际国控物资也就减少了，而国家给边军购买物资的钱也减少了。
于是国家就开始获利了，这个获利可不是只是说说，据有关统计显示，这项制度一经推出，它带来的收入一下就达到了221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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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么好的制度并没有一开始就得到执行，因为当时部分的朝廷官员，和那些“爱国商人”强烈的反对，至于原因，自然懂的都懂。
于是宋仁宗只好派素有刚正之名，且精通经济的包拯前去调研，结果当然是真相大白，于是盐票制度就正式得以推广。
在古代，任何一项国家制度的出台，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政策的变化，往往意味着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伤害，而这帮人又往往集中在权力的周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