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箭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使用地区最广的远射兵器，而箭镞则是与之相对应的常见消耗品，在考古发掘中被大量发现。与带尖峰、有翼的实用箭镞不同，平首或圆首的箭镞在殷商时期开始出现，并在战国时期出土范围最广，占有相当比例。

学术界对异形箭镞有不同的称谓，如“平头镞”、“长身异形箭镞”、“青铜锥形器”、“非锋刃镞”等。关于其用途，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

一派认为是弋射用的“矰矢”或“茀矢”，另一派认为是习射用的“志矢”，还有人认为是练习礼仪用的“恒矢”。还有学者认为它们可能具有多种作用。

异形箭镞作为一种特殊的箭镞形制，在秦汉时期仍然有发现。异形箭镞的形状可分为五个类型：短圆柱形、花瓣形、球形、圆锥形和平头圆柱形。这些形状是由三锋或四锋聚合形成的锥形前锋。

从收集整理的考古学材料来看，异形箭镞的主要流行时代为秦代至西汉中期。这意味着在这个时期，异形箭镞被广泛使用。

结合历史文献和其他材料，可以推断异形箭镞的用途应该是非实战兵器。这可能意味着异形箭镞在军事演练、礼仪活动或其他非战斗场合中使用。

根据已发表的材料，秦汉时期的异形箭镞已发现1646件。在对其进行类型学分析之前，需要注意异形箭镞材料本身的不平衡性。

《后汉书·舆服志》记载：“诸侯王法驾，官属傅相以下，皆备卤簿。”

首先是出土地点的不平衡性，绝大部分异形箭镞出土于汉长安城武库和西汉王侯级墓葬中，中小型墓葬出土的异形箭镞数量极少。此外，由于秦代的统治时间较短，我们更多地依赖汉代的材料。

根据镞头形状的差异，秦汉时期的异形箭镞可以分为五型：

A型的镞头一般呈短圆柱形，由三锋或四锋聚合形成前锋，有铤。根据铤的有无、长短和镞头锋的条数可分为四个类型，分别是Aa型、Ab型、Ac型和 Ad型。Aa型目前已出土1154件。镞头较短，长铤，前锋由四锋聚合；

Ab型已出土4件。镞头较短，短铤，前锋由三锋聚合；Ac型已出土98件。无铤，有銎。前锋由四锋聚合，顶端微凸，銎内有朽木；Ad型已出土12件。无铤，有銎。前锋由四锋聚合，镞整体较长。

B型一般镞头呈花瓣形，锋翼向前伸。根据锋的数量和弧锋的形状可分为两型： Ba型和 Bb型。Ba型出土两件，镞头呈花瓣形，有五个锋，呈弧形。铤有残留，残长在3.75～4.8厘米之间。

Bb型已出土一件，镞头呈花瓣形，有四个锋，呈折叠形状。铤较长，通长为10.7厘米，镞头长2.5厘米。C型目前出土了92件，其镞头呈球形，铤的截面为方形。外部包覆有以铅、锡、银为主要成分的合金。通长在15～21.5厘米之间，镞头长约1厘米。

D型目前有250余件，其镞头呈圆锥形，铤呈圆柱状。曾被误认为是“锥形器”。通长在11～12厘米之间，直径约为0.8厘米。

E型的镞头一般呈前部细后部粗的圆柱形，平头。根据它的长度可分为Ea型和Eb型。Ea型目前发现有21件，镞头细长，通长在23.5～26.5厘米之间，锋长在9～15.4厘米之间。有些镞头顶部还放置了平顶圆帽。Eb型目前出土了12件，镞头较短，通长在8～12.3厘米之间，铤残长约为1.2厘米。

异形箭镞在秦汉时期的流行年代相对较短暂。各型号的镞出土地点和时代都有所不同。Aa型大部分出自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少部分出土于临淄窝托村西汉齐王墓3号器物坑。推测出现在西汉早期文帝年间，沿用至王莽时期。

Ab型出自河北满城陵山M1中山靖王刘胜墓，时代为西汉中期。Ac型出自临淄窝托村西汉齐王墓3号器物坑，时代为西汉早期，推测为文帝元年（前179）。

Ad型出自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时代为西汉中期，约在武帝元朔末年到元狩初年。Ba型出自汉长安城武库遗址，时代为西汉中晚期到王莽时期。Bb型出自河北满城陵山M1中山靖王刘胜墓，时代为西汉中期。

C型出自河北满城陵山M1中山靖王刘胜墓，时代为西汉中期。D型出自秦始皇陵K0007号陪葬坑、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时代为秦至西汉景帝前元三年。

Ea型出自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M45，时代为秦代。Eb型出自河南永城保安山M2、山西浑源毕村M1，时代为西汉早期到西汉中期。

《后汉书》记载：“似京都官骑，张弓带鞬，遮迾出入称促。列侯，家丞、庶子导从。”

由此可见，A到E型的异形箭镞大致使用于秦到西汉中期，而西汉中期以后，随葬异形箭镞的现象便从墓葬中消失了。异形箭镞与其他性质相同的武库兵器和随葬品之间存在一些关系。

Aa型镞是数量最大、出土地点最为集中的异形箭镞，主要出土于汉长安城武库的7号建筑基址。这个建筑是规模最大的武库，Aa型镞集中放置在其中的2号房间的东西两侧。与Aa型镞一同出土的还有其他兵器，如铁剑、铁短刀、铁小刀、铁戟、铁矛、铁镦、铁甲片和铁工具等。

这表明这些异形箭镞在武库中被精心分类储存，与其他远射兵器一起放置。由于长安城武库在赤眉军占领后被烧毁，现存的兵器可能是赤眉军洗劫过后的残余品。因此，Aa型镞可能是赤眉军不需要的，即没有作战实用功能的产品。

在临淄窝托村西汉齐王墓3号器物坑中，出土的Aa型镞与带有木弓朽迹的弩一起放置于随葬坑内的漆箱中。这表明Aa型镞与弩的使用密切相关，可能是弩箭。

Ab型镞共有4件，出土于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的中室南区。中室是刘胜生前王宫厅堂的象征，Ab型镞与多件弩机和其他实用箭镞一起放置在南区的角落，应该是厅堂前的仪卫兵器。

Ac型镞与部分Aa型镞一样，出土于临淄窝托村西汉齐王墓3号器物坑，与实用镞一起集中放置于坑的西北部。这些镞在出土时放置于精致的漆镞盒中，每盒约有10支箭镞，显示出埋藏者对它们的珍视。

Ad型镞出土于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的西耳室。由于西耳室多次进水，随葬品的摆放情况已无从得知。箭镞被捆放在箭箙中，与同时出土的铜兵器、铜铁工具、容器、陶器等一起。

Ba型镞共有2件，出土于汉长安城武库5号建筑基址房间内，其中一件为铜质，一件为铁质。5号建筑基址是7号建筑基址之外，发现箭镞和弩机零件的另一个集中地。这些Ba型镞可能是用于战斗的实用箭镞。

Bb型镞共有4件，发现于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的后室。与50余枚实用性箭镞和弩机一起出土。由于数量较少，我们难以确定其作用，但可以推测这种花形镞最早可能出现在燕下都，属于战国晚期。根据出土情境，可以推断Bb型镞是用于弩箭的。

C型镞出土于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大部分出土位置在墓葬中室南区的西段。其中1件出自甬道，还有1件出自南耳室，90件出自中室，都出土于弩机旁边。南耳室和甬道是车马器的主要放置区域，被称为"车马房"。报告推断C型镞可能是用于田猎的，也是弩箭的一种。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异形箭镞可能有多种用途，包括守城、车战、近射、田猎、弋射和训练等。不同类型的异形箭镞可能在不同的战斗场景或活动中使用。

《周礼·司弓矢》记载：“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诸守城、车战。”

异形箭镞在秦汉时期的墓葬和武库遗址中出土较少，出土位置多在弩机旁，与其他随葬品共出现的情况较多。墓主人的身份较高，大多出土于诸侯王一级的墓葬之中。这些特点表明异形箭镞具有珍稀性，可能不仅仅是一般战事使用的箭镞，而是具有特殊用途的箭镞。

由于考古发现的异形箭镞数量有限，我们对其具体用途的推测仍然有限。进一步的研究和发现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秦汉时期异形箭镞的功能和意义。

根据《后汉书·舆服志》的记载，诸侯王和列侯等高级官员在平时乘车时都会配备卤簿（一种箭镞），并佩戴弓箭，以展示其威仪和权势。这些箭镞可能在平时用于训练和田猎，同时也具备了出警入跸时的仪仗作用。因此，异形箭镞可能在秦汉时期的社会仪式和礼仪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秦汉时期异形箭镞共有五种形制，其共同特征是顶部无锋或多锋。这些异形箭镞的流行时代从秦代延续到西汉中期，之后并不常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箭镞种类的减少。实际上，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等时期，箭镞的种类逐渐增多，只是墓葬中随葬兵器的习俗逐渐在历史舞台上淡化。

异形箭镞在秦汉时期可能兼具了训练、田猎和仪仗等多种用途。异形箭镞的作用主要是非实战化的，不同形制的异形箭镞可能有不同的用途。随着秦汉时期社会的剧变，带有礼制属性的异形箭镞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里耶秦简》

《汉书》

《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