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爆发、要出走、要战斗，总有路。
2024年或许是女性影视元年，以《热辣滚烫》开始，《我的阿勒泰》《山花烂漫时》《出走的决心》到《好东西》，每一部都展示了女性不同的力量，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几乎所有涉及女性 “出走” 的话题，都绕不开鲁迅先生那句 “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 的追问。《出走的决心》给出了一种答案，或者说揭示了一种现状。虽然它不能在现实层面有效地回答这个问题，但却拥有了直面 “娜拉出走之后” 的决心。
《出走的决心》海报
影片故事并不复杂，完整地展现了一个女人从少年到中老年的历程。如果她未曾出走，很难想象在影片所描述的几次家庭事件之外，她还能有哪些精彩、奇特的生命瞬间。所谓 “将一天重复三万次”，或许就是未出走的李红的一生。
电影的巧妙之处在于，它自始至终描绘出女人一生所遭受的压迫与苦难。
历经数次围剿后，导演主创们以现代性的视角，为正受到围剿的女人们提供了一条出逃的道路，分享了一种别样生活的可能经验。你可以说是主创的功劳，但也不妨说是原型人物出逃的决心。
在黑白的剧本之外，是鲜活的生命；在出走之外，是出逃的决心。
影片采用交叉叙事，在现实和过往之间不断切换，完全串联起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男性人物，同时他们也是围剿女性的三支主力。
“釜底抽薪”的父亲
李红的悲剧源于父亲的背刺。
从宏观的一生来看，李红无疑因父亲的背刺而命运急转。在未经商量的情况下，父亲为成绩优异、即将高考的女儿办理退学。父亲的这个决策显然是愚蠢的。纵有万般说辞，一念之差就改变了他人的命运。知识即便不能完全改变命运，但基础的教育显然是必需的。
李红父亲因小失大，将本应自己承担的责任试图与子女平摊。后来李红试图离婚时，他又极力阻止。影片对此着墨不多，但可见一斑。这是最沉重、最暴力的围剿，李红在情感和力量上都无力反抗。透过李红的父亲，更能凸显张桂梅的现实伟大。
反抗父亲的围剿或许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在斗不赢的情况下，转身出逃确实是唯一选择。但男权的围猎不止于此。
“交浅利深”的兄弟
李红的弟弟
李红的弟弟和父亲一样，着墨不多却恰到好处。围绕 “利益” 展开，仅仅因为三万块钱，就凭一句 “我们是不是一家人” 反复纠缠。父亲给李红退学的决策也是出于对弟弟利益的考量，弟弟也试图在被父亲盘剥后的姐姐身上再次剥削，并且师出有名，名曰“一家人”。
姐弟之间究竟有多少情谊？今生的相遇，没准只是上帝掷骰子的结果。因人世间的传统观念而利益倾斜，那 “一念传统” 因何而来，显然很明了，是贪得无厌者为自己正名而来。
“开水青蛙”的丈夫
李红的丈夫，孙大勇
姜武饰演的孙大勇，不说他如何爹味霸道，还透着一股 “小丑劲儿”。
孙大勇的丈夫形象，是全片当中着墨最多的男性形象，但不可否认还是略显简单。他的生活状态，除了钓鱼和打乒乓之外，还应该更加丰富、更加荒诞。
孙大勇的无理取闹、搬弄是非甚至出手打人，还应该延伸到他与李红在更多社会环境中的表现。再者，孙大勇个人的社会交际也应该是值得展示的环节，跳开和主任、亲戚、邻居的对话，更丰富的还原这个人的真实面貌，也许可以让我们更加看清楚这个“温水煮青蛙”的丈夫形象。
岔一句，姜武形象天然的幽默感觉消减了孙大勇自身的恶意。而姜武的形象总是不自觉地与姜文相关联，姜文在某种程度上已然符号化，“倒碟醋” 在某些程度上是否与 “跟我走” 形成镜像关系，是否是换一个场景的再输出，见仁见智。
孙大勇的小丑行径在和主任的一场戏中得以体现，在爱人面前趾高气昂，镜头一转在主任面前就丑态百出。不可否认，孙大勇是体制中混得最差的那一个，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免于受到社会的批判、周遭的冷言和父母的鄙夷呢？
从孙大勇身上还原父权社会，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男人的霸道、无能已成为常态，父权社会正是在保护这种常态，而李红作为女性的 “另类”，则成为了男女矛盾最浅显的原因，即便实际并非如此。
在本片呈现的孙大勇身上还有另外一种思考。他在亲戚进家探望时，指责李红装腔作势像 “城里人”；在李红不敢杀生时，指责她 “装什么大小姐”。孙大勇为何将本具有美好生活指称的 “城里人” 视为大敌呢？
或许，这就是孙大勇在父权社会下，身为男性依旧被父权压迫的原因之一。
他拒绝现代性，拒绝权力。当然，影片并没有展示孙大勇是否参与权力的争夺，只给出了他拒绝 “城里人” 的小小线索。不能否认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的主流属性，不能否认他们在社会话语权、财产占有上的优势地位。一味地嘲讽他们，本质上是拒绝成为他们其中一员的行为。
孙大勇拒绝美好生活，贫贱夫妻又怎会不百事哀呢？志向是否实现尚且不论，主动抛弃，能称得上大丈夫、好丈夫吗？
现实的艰难之处在于，女人所经历的围剿远不止于此。
如果说男性的围剿力量是针锋相对，那么来自同性别的女人的不理解无疑是雪上加霜。父权社会的一种奇异之处在于它包容另类，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奇怪癖好，似乎都能找到 “同好”，就比如钓鱼。
但李红的“自驾游”似乎只能孤单上路，一众工友不理解、不明确支持，即便有那个跳国标的姐妹的声援，但似乎也是唱衰多过相信。女性的这一层困境是，她不得不独自的面对各路势力的围剿，在关键时刻，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未尝不可能来自同类。
女儿的依赖显然是几乎压倒李红的最后一招。没办法，为了女儿的未来，她不得不再次妥协。都说三代之中，必有兴家之人，李红显然是她母女三人中最勇敢的人。
艾丽娅作为李红的母亲，是父亲角色的帮凶，是那个釜底抽薪的策划者之一。
她那句 “从来没意见”，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那句 “从来如此便对吗”。她也有她的父亲，她也是父亲的女儿，也是弟弟的姐姐。自己所经历的苦难让女儿重新经历，在她看来或许并无不妥。放过她吧，她是时代的牺牲品。要着眼于李红作为母亲如何对待女儿，如何在这个新时代下对待女儿。
晓雪的态度从一开就坚定，不信琼瑶不信爱。但或许要指出的是，如果将相信爱就视为在性别问题上妥协，未免不妥；如果将婚姻就视为性别不幸的开始，可能更加不妥。
晓雪的丈夫是一个略显奇怪的角色。他和李红的父亲、弟弟一样，着墨不多，但象征着一种态度。
影片中，晓雪对丈夫讲 “你知道‘胡来’吗？”，或许在现实生活中极度尴尬，但你不可否认，人对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往往就是在尴尬中前行。男性可以将对某件事的利益极致追求，称之为雄心壮志，而女性对进步的渴望，都显得那么尴尬和蹩脚，最终只能沦为抽象言语的描述，诸如“价值、欲望、向往”此类。
“你知道胡来吗？” 没错，进步欲望就是如此简单，就是想知道某个酒吧、脱口秀，就是想知道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场所，这不寒碜也不丢人。
其实当全片放映结束，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已经给出了答案。她不会因缺乏物质而饿死，或沦为妓女，不会像鲁迅预想的那样无路可走只能回到丈夫家中，扮演玩偶。需要一本驾照、一辆汽车，这是通向自由的门票，更重要的是，李红始终坚持工作。
她出走的成功在于她的争取和工作。她知道这个道理，幸运的是，她的女儿也知道，时代选择这样的女性。独立工作，才支撑着出走的决心。
要爆发、要出走、要战斗，总有路。
革命如何成功？踏上长征之路，就是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