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度的产生催生了官吏考核制度，中国古代的文官考核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先秦的萌芽时期一直到明清的集大成时期，其考核的范围，考核的机构及人员，考核的标准和方式都经历了从单一到成熟的过程。

考核制度是国家政府对在职官吏实行各项管理的基础，不仅是官吏俸禄，官职升降，官员奖惩的主要依据，而且能激励官吏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及自身素质，使其更好地为封建王朝服务。通过对考核的机构及人员，考核的标准与方式的考察及研究，能够了解文官考核制度的运作方式及其深远影响。

先秦时期，文官考核制度处于萌芽时期，没有专门负责考核的机构，都是由各级地方长官向上级汇报各地的情况。秦朝文官考核权属基本上分为两个系统，一是郡县行政长官，有定期的“上计”制度，具体办法是由县上计于郡，再由郡上计于朝廷。二是上级对下级有随时检查制度。

《语书》记载：“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勃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垂。”

所谓“案行”，即郡将要对所属县在执行法律方面随时进行巡视检查。都官、郡、县对于所属各部门的工作，也要按规定时间进行考核。在西汉，“考绩功课，简在两府”。压相统领百官考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地方则由郡国守相考核属县。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三公辅政，三公分掌军政、民政、财政各官之考核。

隋唐时期的考课融合了秦汉考课的侧重面，即注意德才兼备，使道德、才能、功绩三者较好的结合起来了。如唐代考课标准“四善”德、慎、公、勤、“二十七最”。“四善”主要是道德操守，“二十七最”则是针对各个部门提出的具体要求。到这一时期，考课的制度已经完整统一。

上计，指战国封建官僚政治形成时期，出现的考核政绩的办法之一。上计最开始是剖木券为左右两半，将赋税收入书写在木券上。到了年末，官吏持左券奏上其政绩，国君持右券进行考核。秦汉以后，官吏考课虽不再使用剖券，可依然持“计簿”定期上计。此时的“上计”，多以汇报和评议相结合。

汉代郡守所遣上计吏到京汇报本郡政绩后，要公开接受朝廷列侯等官德审查，回答其关于年景、盗贼等方面的质询，还要听取朝廷的某些政令指示绷。唐代的上计评议方式有了新的发展。无论是中央诸司官和地方州县官的考课，长官对属下官吏的政绩进行评审，初拟优劣等级后，都要征求本人意见，当众宣读公布。

古代历朝官员考核的结果，主要表现方式是政绩的等级高低。而且，政绩等级规定也有一个由粗略到详实的演化过程。两汉魏晋，无论中央或地方，大多以考殿“最”为主，即确定政绩最佳者和最差者。如两汉颖川郡守黄霸、东来郡守韩延寿、丹阳郡守李忠，考科“为天下第一”而升官。

唐代考课等级已比较严明详实。当时依据流内官“四善”“二十七最”的考课标准，将应考者的“善”、“最”情况结合起来，评定为九等。唐考课九等虽有其优点，但等第过多过细，一般人多为中上，很少染指上三等，收不到劝励官吏的功效。明代考课始由九等简化为三等，即称职、平常、不称职。这样就可以获得考课易行，考者可达的双重效应了。

历代还根据考课优劣进行奖惩。奖惩形式最常见的是，行文或口头褒奖，官升降，棒禄增减，赏赐金银，赐爵封侯等。在明代，统治者注重官员的职务繁简，是不是称职以及在岗位上有无过失，将以上结合起来考核，而定升降奖惩，有相当的合理性。在运用考课督责官吏方面，恩威并施，是可以发挥一定效应的。

《尚书·尧典》记载：“三载考绩，三载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此三苗。”

文官考核制度在中国的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奴隶社会末期。据说，尧舜时期已有考核之法。但具体做法不详，仅仅是神话传说。西周时代有述职及巡狩制，一般被认为是考核制度的萌芽。“述职者，述所职也”，即诸侯定期向周天子汇报自己的政绩情况，谓以述职。巡狩，则是周天子定期视察诸侯们的工作状况。

除述职和巡狩之外，《周礼》中还提到了对官吏考核的一些具体做法，就是太宰以八法治官府，小宰以六计课群吏。述职巡狩制和八法六计，可看做是我国古代考核制度之雏形。此时，考核的权属实质上是归于周天子一人，各诸侯管理各封地的官吏，统一将他们的功绩汇报给周天子。

战国时期，考核的主要形式是上计制，年终各级受课官吏必须到上级机构中接受考核。上级机构根据备案的木券，考核评定该官吏一年的吏治，然后决定升降赏罚。战国时各国上计已较为普遍，如魏文侯时，“东阳上计，钱布十倍”；西门豹为邺令时，“居期年上计”；赵襄子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于襄子”等。上计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等方面。

“上计”制度其实是对周朝巡狩制和述职制的继承和发展，但此时，“上计”制度还并不完善，“上计”的具体标准、内容和方式没有明确，而且也缺乏相应的主管机构。因此，先秦时期的文官考核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但它却作为一个基石，为日后考核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秦朝建立以后，文官的考核制度开始发展起来，为此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具体规定了考核的标准“五善”“五失”，这可以看做是中国古代文官考核制度的确立。对于达不到要求的官吏者进行免职，而成绩优异者可以按“劳”升迁，劳绩对于当时的为官之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时至汉代，考绩制度渐趋完备，以“课计”作为主要形式，“课”是考课，“计”是上计，其特点是立法化、程序化，并与奖惩升降紧密结合。首先，考课立法化。汉初关注着考课法的创立，开始制定了考核官吏的一些律令。汉的考课律有《功令》、《上计律》、《考功课吏法》等。

汉代考课走上程序化、制度化的道路。汉代负责考课的机关，西汉时是承相、御史二府。“考绩功课，简在两府”。承相主管自中央各卿至地方郡国守令的考课，御史任务是按虚伪，察真实。时间安排上，规定每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并且形式上建立逐级考核制。

考课的目的在于更好的了解和使用官吏，中央政府常以考课的结果，作为官员升降奖罚的依据。汉朝将考课与奖惩结合，更趋制度化。考核优秀者称“最”，奖励的形式有升迁、超迁及赐金、增秩、封爵等考核，劣者称“殿”，惩罚形式有免官、削爵、减秩、左迁等。

隋唐考核制度的法律化、程序化加强。隋唐考课法的完善超过了以往历朝，表现在颁布了一系列考课法令和法规。《唐六典》中有关于官员考课的具体规定。《唐律疏议》、《职刑律》中有专门就考课违律作出追究责任的规定。隋唐时的考课法律化的特点是严法严行。一切按法办事，并按律奖惩，考课官员也严于依法而不敢询私枉法。

宋代在开国初期沿袭唐制，到了元代官吏考核由吏部掌管。对于官吏的考核也有自己独特的法律规定，考课机构也非常完备。主要考课办法为“五事三等考课升殿法”。其中“户口增、田野阔、诉讼减、盗贼息、赋役平”是谓“五事”，把考课结果分为“三等”：上选“五事”皆备，中选只成三事，罢免一件也达不到的人。

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官吏考核制度。与前代相比，明清的考核制度更加详备完善。其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即考满和考察。虽然二者“相辅而行”，但其中还是以考满为主。

我国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在历史上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严密的组织系统和以贤能德行为内容的考核标准，曾造就了一批“廉洁奉公”、“为民请命”的清官良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统治者对人民的压榨，缓和了社会矛盾。

秦汉时期，考核工作常常与监察结合，故以帝王为最高负责人，实际上由承相及御史大夫主持。压相府负责考核，御史大夫主持监察。官吏考核由承相府、御史台两大系统结合进行，分工明确。自汉武帝设中朝尚书台，汉成帝将尚书设曹办事以来，官吏考核工作逐渐转入尚书负责。东汉建立后，正式以“尚书三公曹主岁书考课诸州郡”。

秦朝对官吏的考核，分德、才两个方面。对思想品德的统一要求为忠诚清正、勤政廉能、奉公守法、政绩治行，对才的要求比较具体，职能不同的官吏其要求也不一样，开始有了分类而治的思想，秦朝的官吏考核制度是相当完备的。

唐太宗李世民曾言：“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则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

中国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向来是与奖惩制度相结合的，封建统治阶层对官吏考核制度的认识非常深刻也非常重视，这是一种“权术”，是巩固皇权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对官吏的考核，检验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的成绩，然后根据考核的结果，给予适当的奖励或惩罚，这种方式不仅能激励官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行政效率，也能给官吏提供警示。

考核与监察，是古代帝王为了国家统治机器有效运转，而采取的行政手段，早在奴隶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考核的雏形。考核和监察常常是结合进行的，直到封建王朝确立以后，才逐渐分离而各自成为独立的机构。在考核的过程中，几乎都设有负责监察的官吏，从而保证考核的过程公平、公正且合法。

官吏考核的目的是为了筛选出一批优秀的人才，更好的为封建统治服务，如果考核得不到有效地实施，就不能到达最初的目的，所以说考核过程中的监督监察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

我国文官考核制度经过了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从最初的稚嫩，逐渐发展成为一套制度严密功能完备的管理体系，但最终却随着封建帝制的灭亡而消亡。它是为巩固封建王权而建立的，制度的本身存在很多的缺陷，在实践的过程中，很难真正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实行，存在一些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的现象，在每个朝代的末期，官员考核制度甚至名存实亡。

通过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对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理性分析，可以看到，期间有过很多闪烁智慧的亮点，比如坚持德才兼备的考核原则，创立分类而治的考核方法，又将奖赏与考核结果相结合，在考核过程中加入监察程序，用立法的形式作为制度的保障等等。

这一部完整的制度体系，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使得官吏队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清明廉洁、勤于政务的良好品质，为维护封建王权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可以说，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建立，是封疆官僚政治的必然产物，也是维持稳定的政治局面的必要产物。它的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仍值得我们予以借鉴。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3]魏征.《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