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诸侯王问题分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异姓诸侯王作乱，后期主要是同姓诸侯王谋反。早在楚汉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刘邦为了笼络各方势力形成统一战线以击败项羽，先后分封了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敖等七个异姓王，这项举措成为了日后打败项羽的关键。

然而到了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疑忌心理严重，希望早日铲除后患，而此时诸侯王拥兵自重，各制一方，不想作茧自缚，逐渐成为了中央集权的大患。为了巩固汉家天下，汉高祖刘邦不得不寻找借口，消灭所有异姓诸侯王。

但在刘邦消灭异姓王的同时，出于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的考虑，在异姓诸侯王的关东旧土上重新分封了燕、赵、代、齐、梁、楚、荆、吴和淮南九个刘姓子弟为王，实行郡国并行制，以达到加强皇权、巩固刘氏家族统治的目的。

从当时看来，汉初封王子弟，既是自然趋势，也是理性选择，是当时形势下的合理选择。这些同姓国也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如在政治上平定诸吕叛乱的过程中，各同姓国充分发挥了屏藩枝辅、拱卫皇室的重要作用，保证了汉初中央政权的顺利延续。

如经济上，在汉初中央政府财政薄弱的前提下，各同姓国因地制宜，悉心发展地域经济，不仅保障了汉初经济的稳步恢复发展，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各地域间的贫富差距，奠定了文景之治的经济基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同姓诸侯王势力逐渐坐大，反而成为威胁帝国稳定的新因素。这些诸侯王占地广阔，而且其权限过大。政治上同姓诸侯王有自置官吏的权力，诸侯王可以随意网罗人才，授以高官厚禄，无疑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

在经济上，同姓诸侯王除了每年十月向皇帝觐见时，按王国户口上交每人平均63钱的献费外，全部享有封国内的各类赋税收入。这使得王国十分富有。

在军事上，王国拥有不少数量的军队，而且诸侯王有实际的发兵权。这些足以形成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政治、经济、军事权限，使得诸侯王势力膨胀，日益骄横。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是汉中央政权的腹心之患。

面对严重的诸侯王问题，有识之士多出言献策。如汉初贾谊，他提出了对诸侯软分割的策略，这是为了避免公开的武力对抗，为汉文帝所采纳，但执行得并不彻底，效果也很有限。

仅仅在文帝十六年分齐为七，淮南为三，吴、楚强国仍实力雄厚。因此发展到汉景帝时，同姓诸侯王国的问题更加严峻，致使削藩这一主张又重新被提上日程。晁错向来对诸侯王问题持激进态度，在汉文帝时就曾多次上书，言削诸侯，受到文帝赏识，迁为大夫。

至景帝时，晁错因为长期担任太子师傅的缘故，更加受到重视，被任为内史，很快迁为御史大夫，位居权力中枢，面对诸侯王问题，他向汉景帝提出，若想保障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就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削藩政策。汉景帝采纳了晁错的主张，决心大幅度削减诸侯王的封地。

其后，晁错开始推行他的削藩措施，先借诸侯王犯错之际，分别削去楚国和赵国的一个郡，削去胶西王所辖的六个县，为进一步对吴国削郡进行铺垫。晁错的削藩措，施引起了诸侯王的强烈不满。其他大臣或作为诸侯王利益的代言人，或因景帝对晁错的宠信而记恨他。

诸侯的不满和大臣的嫉恨，使晁错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景帝四年，将削吴王刘濞的会稽郡，则成为晁错身死人手的导火索。为反制朝廷，吴王串通楚、赵、胶西、淄川、胶东、济南等六国发动叛乱，发使遗诸侯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诛晁错，清君侧”之策。景帝听信谗言，误判形势，诛杀晁错，以期七国退兵。

晁错死后，诸侯王并未因此退兵。汉景帝这才下定决心出兵平叛，才使得诸侯王问题得到最终解决。平叛后，汉景帝继续落实晁错的削藩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还从制度上巩固削藩成果。

这首先表现在用吴、楚、赵、齐四国旧地继续分封，皇子十三人为诸侯王上；其次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改丞相为相等措施，削减诸侯王的权限。到汉武帝时，朝廷又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在王国内分封诸王子弟，划出许多小的侯国，以分减诸侯所控地盘。

同时，在制度上继续限制诸侯王的权力，使得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至此，自西汉建立以来产生的诸侯王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最终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