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走后，依旧车水马龙的城市在我心里有了一个无法弥补的空洞。我会时不时刻意经过外婆家楼下，只是路边永远不会再有外婆等待我回家的身影。
配图 | 《我们俩》剧照
除了我妈，外婆是我降临人世时第一位迎接我的亲人。
我出生在乌鲁木齐。我妈说，那是计划生育最严格的时期，“是个女儿”四个字对我父亲，好吧，对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男人来说都是个打击。外婆后来经常向我添油加醋地说起，我爸是如何瘫靠在产房门口的墙壁上，甚至忘记了从护士手中接过我。
对此我并不介意，因为在我八岁以前，父亲是爱我的。
距离我八岁生日还有九天的时候，父亲死于一场交通事故。我和我妈一夜之间成为了世人口中的“孤儿寡母”，等候我们的是不知怎样艰险晦涩的明天。
外婆让我们搬去与她同住，赚点房租减轻点生活的负担。没成想这一住，就住到了我大学毕业。
起初，我和外婆的关系并不好。
也许是因为我从小失去了父亲，母亲对我格外疼惜，甚至是有几分娇纵。我任性反骨、脾气暴躁，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冲外婆和母亲发脾气。外婆总是板起脸来教训我：“你脾气太大了，要改！”而既无学识又非权贵的外婆所言，对我来说，无异于过耳之风，从未被放进心里。
常言道：“一屋不住三代人”，和外婆同住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因为生活习惯的差异而争吵。比如外婆和我妈都爱养花，但外婆经常想当然地把我妈视若珍宝的花枝修剪得面目全非；比如我妈一直放在衣柜里没舍得穿的裙子，被外婆当做废弃的布料剪成了扎拖把的布条；比如外婆习惯早晨五点起床做饭，然后跟着不知哪里学来的偏方站在阳台上对自己的身体一顿捶捶打打，十次有八次都能将我们从梦中惊醒，接着便是一场重复过无数次的争执。平日里虽然我对我妈蛮横无理，但每当她与外婆发生矛盾，我就会像一条忠诚的狗站在我妈这边与外婆对峙。
我觉得所有的错都在外婆，却从没想过，是我们打扰了外婆的生活。
外婆是重庆丰都人，一成年就在媒人的撮合下嫁给了同村的农民。我妈三岁那年，她因为受不了丈夫长期的家暴和婆家一致对外的欺侮，毅然离了婚，独自一人带着我妈来到乌鲁木齐投靠亲戚，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第二任丈夫，才在这座城市了有了属于自己的落脚之地。
在第二段婚姻里，外婆又生了三个孩子，但并不幸福，她再一次遭遇了家暴甚至背叛。
从我懂事开始，外公就已经因为长年累月的酗酒躺在了医院里，脑海中有一帧已分辨不出真假的画面——外婆在那个男人临终的床前，执拗地同他签署了离婚协议。
外婆向来固执而要强。年轻时为了生存，她干过装卸工，刷过油漆，摆过地摊，这套收留我和我妈的房子就是她自己一点一点攒钱集资买来的。可年少轻狂的我似乎从未对外婆传奇的人生产生过半点敬意，甚至因为自己多念了几年书狂妄自大，如今人到中年，才醒悟自己的浅薄与无知。
高考那年填志愿的时候，一向不善于表达感情的外婆做起了说客，她劝我留在家门口读书，别去外地遭罪；她说你从小娇生惯养，呆在外面哪能和家里一样由着性子来；她说你以为南方好啊，冬天连暖气都没有，手上都长疮，哪像我们这里四季分明，冬暖夏凉。
后来我不信她的，年轻人总是觉得自己能在外面闯出一些名堂，我毅然决然地在第一志愿上填下了暨南大学，或许是老天怜惜我与外婆的情分，我的第一志愿“撞了车”，最终被本市的一所211大学录取。
录取结果出来后，一向节省的外婆慷慨出资请全家人吃了顿饭，她说我是子孙里头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光宗耀祖了。我却因为没能离开这座城市闷闷不乐了一整个夏天。
大四毕业那年，我还是不甘心一辈子留在这里，萌生了出去闯荡的想法。这一次外婆没有挽留我，她只是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手绢，把层层裹在里面的500元硬塞给了我。我看见她不知何时爬满鬓间的白发，才想起外婆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只是衰老这件事，放在外婆身上理所当然地被我忽略。
外婆看人挺准，在广州混了没多久我就因为不适应环境和气候吵着闹着要回家。爱女心切的我妈花了2000块买了从广州直飞回来的机票，我逃之夭夭，顺便把自己内心不切实际的幻想抛在了万里高空。
落地已是凌晨十二点，和妈妈一起来接我的，还有外婆。再见我这个百无一用的落魄书生，外婆却失而复得般喜悦。出租车载着我们祖孙三人行驶在乌鲁木齐盛夏的夜晚里，清凉的晚风吹在我们身上，完胜广州令人无法忍受的粘湿和潮热。那一刻我明白，自从外婆的命运被种子般播撒在这里，就注定了我妈和我无法变迁的归属。
我在广州给外婆买了一套纯棉睡衣，很便宜但还是令她高兴得合不拢嘴，因为那是我第一次送礼物给她。后来我发现，老人真的很容易满足，一百出头的老人机、几十块的毛背心，几块钱一块的米花糖，都能让她受宠若惊。
工作以后因为距离原因，我和我妈搬回了自己家。
也许是距离产生美，也许是我懂事了，也许是外婆更老了，我和外婆的关系前所未有的融洽起来。我赚了工资，给外婆买衣服，带外婆吃西餐，陪外婆去旅行。
可岁月没有等我，外婆的牙齿掉了，腿脚也不再灵便，年轻时经年累月的重体力劳动更让她整日浸泡在浑身酸痛的苦楚中。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恐惧有朝一日我会失去外婆。
同事的奶奶去世了，她说她是奶奶带大的，所以遗体告别前的最后一晚，她整夜守在奶奶身边。我想，如果那一刻无可避免的来临，我一定也会陪着外婆，趁漫漫长夜再看看她的脸。
结婚那天，说好了让外婆直接去酒店参加我的婚礼，可她执意要来我家送我出门，七层楼，她是拄着拐棍爬上来的。出发前，摄影师让外婆说两句话，一向洒脱坚韧的外婆却哭了起来，她极力克制着自己，以至于浑身都在颤抖。
闹洞房的时候，一位好友带着酒意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因为从小带大我的人还可以出席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对他而言这已是无法实现的奢望。
我的出嫁令外婆怅然若失。每一次约好回去看她，她都会搬着板凳早早坐在路边等我，城市橘红色的夕阳里，她一脸期待像个等着过节的孩子。每一次的离开，外婆总会不舍地趴在阳台上看我，一遍遍嘱咐我“要慢慢走，看着车子，有时间就回来……”，曾经有一度，我觉得扯着嗓子回应她很累，临出门时我都会特别交代外婆不必站在阳台看我，但每次走出单元楼门我还是会习惯性地抬起头，看见外婆执着探出的脑袋。
只是她的嘱咐，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虚弱无力。
我结婚的第二年，我妈确诊了卵巢癌，这是一段我不愿回顾的往事。
那时，我成天以泪洗面，外婆更是茶饭不思，跪在神像前为女儿日夜祷告。
手术后病理分析结果出来了，是透明细胞癌1C期，发现得还算早，医生说还要做6期化疗巩固治疗效果。我本打算接我妈去我家里养病，可外婆却执意让母亲回到她那里去，她说我工作忙，不像她有大把的时间伺候女儿。
有一天下班，我回外婆家看我妈，碰到了住在3楼的姓段的老太婆。她手里提着一个红色的布袋，说知道我妈生病了，特意拿了东西来看望。这个老太婆当年因为不服气我外婆这样的“乡巴佬”也能集资到这栋房子，总是有意无意给我外婆难堪，可外婆知道自己没权没势，容忍，是必要的生存法则。
尽管知道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但伸手不打笑脸人，外婆还是将她请进了屋。果然，她先是虚伪地问候了几句我妈的病情，然后就开始不怀好意地向我妈推销卫生巾，说是她女儿从德国寄过来的，国内的卫生巾大多质量不好，用多了会致癌。
我妈做的是卵巢和子宫附件全切手术，哪里还用得上什么卫生巾，何况她早知道我妈得的什么病，还故意说“致癌”这样的字眼来刺激外婆，用心何其歹毒。
年轻气盛的我正要发作，平日里逆来顺受的外婆直接火冒三丈下了逐客令，也许在她心里自己受点委屈不打紧，可绝不会容忍指向自己女儿的恶意。
老太婆滚出了外婆家，留下了那袋外婆让她提走的“礼物”。我打开袋子，发现里面是几个已经过期的面包和一堆乱七八糟的零食。
我拦下了暴跳如雷要去找她理论的外婆，告诉她这种垃圾不必劳烦她亲自处理，然后逮住时机，当众把那个袋子丢在了那姓段的老太婆面前。尽管后来姓段的又为此对她几番刁难，外婆还是对我的行为称赞不已。
《三十而已》中顾佳对钟晓芹说：“当妈是一件特别糟糕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怀孕以后，除了肚子里的孩子，我对周围的一切人和事都变得漠不关心。关系向暖了几年的外婆，就这样又被我打入了“冷宫”。
那时外婆身边已经不能没人照顾，有段时间我因为丈夫出差而又随母亲住在了外婆这家里。多年来，外婆家对我来说好像一座随时等候我光临的免费旅馆，我来去自由，从不用征得主人的同意。很久没有见到我的外婆因为我的小住兴奋不已，她围着我问这问那，不停地拿东西给我吃，可我却因为孕期各种问题的焦虑自顾自地翻着手机，对外婆的嘘寒问暖的关心疲于应付。
那天夜里睡觉的时候，外婆说还想像我小时候那样睡在我身边，我应了下来，可她几乎一夜没睡，不停地起身给我盖被子，兀自地唉声叹气。我气鼓鼓地埋怨着，然后抱着被子去了我妈房里。
第二天一早，外婆若无其事地在饭桌上盘算着我下班回来准备给我做点什么有营养的，可我似乎是为了报复前一晚外婆的“打扰”，没打招呼便回了自己家。
和我这孕妇对高质量睡眠的需求相比，外婆的好意，显得一文不值。
儿子满月后，按照“挪窝”的习俗我回到了我妈家，外婆听闻后赶忙让我舅带着她来看我，还买了三百块的羊肉让我补身体。
此时距离我出嫁那天，又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我没想过再次爬上七楼，外婆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只顾着对所有来人宣告：“碰孩子前要先洗手。”
生完孩子的头一年，我深受产后抑郁的折磨，很少有时间再去看望外婆。情绪最糟的时候，对外婆接连打来的电话，我也选择视而不见。我不知道的是，此时的外婆已是一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反正又不会死，这是我对这种疾病的认知。所以即便痛苦不堪，外婆的病也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我只知道外婆的记性越来越差，有时候刚刚发生的事情也会完全地忘记，但她却从没忘记我和我的两个孩子，没有忘记她的每一个亲人。
儿子一岁九个月的时候，我意外怀上了二胎。外婆知道后欢天喜地，说我这次一定要生个女儿，女儿好，要不是因为她有三个女儿，早就活不成了（外婆和唯一的儿媳关系不好）。
借外婆吉言，我儿女双全的心愿实现了。
但多了一个孩子，我妈不得不从照顾外婆的时间里抽出身分出一部分来帮我照顾孩子。
而此时外婆的状态也越来越差，即便服用了睡眠的药物，她也会整成晚成晚不睡觉，到处在房间里找自己的钱。她行动更加困难，即使走平路也必须有人搀扶。
她一会叫着我妈，一会叫着她自己的妈（外婆的妈妈已经去世多年），一会干脆直接打开房门痛骂偷了她存折的小偷（她一直怀疑是隔壁的邻居），令照顾她的人痛苦不堪。
有一天，我妈正在我家里看孩子，正在照顾外婆的二姨打来了电话，她说外婆早晨自己下床去上厕所，结果在门口摔倒了，头摔破了流了很多血。
老人最怕摔，丈夫的外公就是摔了一跤后不到一周就去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和我妈都吓哭了，赶紧跑去医院，那时还是疫情管控期间，住院的病人只能由一名家属陪同，自责不已的二姨主动承担了照顾外婆的任务，而我们在外婆整个住院期间，始终都没能踏入那栋楼。
所幸外婆受的是皮外伤，拍了CT没有发现颅内出血，算是虚惊一场。
一周后外婆出院了，这一摔虽然没有要外婆的命，却让她的情况急转直下，她不再找钱，不再骂人，而是成天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即便这样，外婆还是强撑着参加了我女儿的百天宴，她自己出行很是困难，全程都是家人陪着，逢着楼梯，舅舅就将她背上楼来又背下楼去。
那一天，外婆看上去很累，吃的也很少。
离席的时候已是夜里十一点，因为考虑孩子太小，我就让丈夫先载了我们我和孩子回家，第二天才知道，我妈他们扶着外婆在路边等了很久才打上车，外婆根本无法站立，只能坐在酒店外的石桩上等待。写到这里，我觉得难以呼吸，抽筋扒皮般痛苦。
那年的国庆节，我们去小姨家聚会。在小区门口碰到了许久未见的外婆，那时的她坐在轮椅上，行动已经开始变得迟缓，我忆起往事种种，羞愧得无颜面对她。外婆看见我，费劲地笑着说：“乖乖，你好吗？我很好，你不用担心我。你把自己照顾好，把宝宝们照顾好……”
聚会结束的时候已经很晚，家里的长辈们商量让外婆留宿小姨家，可外婆却像被迫害似地反抗着，她愤怒地反复申述着要回到自己家里的意愿，我们知道她又有些神志不清了。
作为缓兵之计，小姨想让她躺下休息会，外婆躺在床上带着哭腔对我说：“幺乖，我要回家，你同不同意？”我如鲠在喉，说不出任何话来。
我看见外婆衰老的身躯蜷缩在床上，不知道能为她做什么，似乎也从没做过什么。
帮外婆翻身的时候我看见从她腰间露出的纸尿裤边，尽管早已听说外婆开始失禁，但此时此刻，这白色的边还是如此触目惊心。
在我出生的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没有纸尿裤也没有洗衣机，外婆是用双手搓洗了多少尿布才“一把屎、一把尿”地将我带大，可当她老了，丧失了自理的能力，我却连一次纸尿裤都没有帮她换过……
羞愧终究没有在心中停驻太久，我不得不全身心地扑进两个孩子的养育和家庭的种种琐事中。
再次和外婆见面，是为了给二宝断奶，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在外婆家住。
彼时的我一心想着突然断了母乳供养的女儿，又一次忽略了坐在轮椅上已经不怎么说话的外婆。
回家的那天晚上外婆已经睡着，我没有打招呼就走了。没想到，这一次竟是永别。
这大概就是生活的真相，有些人，你一转身就再也见不到了。
一个月后，我们这里又一次因为疫情封闭。尽管管理得十分严格，还是不断有人被感染。
漫长的封锁令人绝望，一天晚上，睡梦中的我突然被一阵女人的哭声惊醒。隔着墙壁我判断不出这哭声来自楼上还是隔壁，只觉得凄厉的哭声在深夜有几分瘆人。奇怪的是，第二天醒来我竟分不清这是真实发生还是仅仅是我的梦境。
小姨和我妈相继发烧，我内心有了不好的预感。
深夜里我妈突然的来电更是将我抛向了恐怖的深渊。
“怎么了？孩子睡了，微信说吧。”我给我妈发去了信息，相比声音，文字的冲击来得没有那么强烈。
“外婆也发烧了，39度，你知不知道该联系哪里？”我的心猛得向下一沉，预感中的不详终究还是成为了事实。
那天外婆是被社区的工作人员抬下楼的，小姨发在家庭群里发了视频，虚弱的外婆不停地从车后座上滑下。我不愿相信这是我的外婆，那个三十五年前在产房门口满怀欣喜迎接我的外婆，那个六十多岁还能一个人扛起空煤气罐的外婆，那个无论头疼脑热都坚持给我做好一日三餐的外婆。
从“黄码医院”辗转住进定点医院已是深夜，核酸结果要第二天早晨才能出来，我只能被困在家里借酒浇愁。酒精的作用下我不再控制自己的眼泪，我一遍遍对自己说：“不会的，不会是新冠的，上天不会就这样安排我和外婆分开的。”
短暂的睡眠被心底的不安惊醒，我妈发来的微信说她们三人核酸结果都是双杠。我听见愿望希望碎裂的声响，紧接着，是趴在厕所马桶上翻江倒海的呕吐，我只觉得恶心。
医院给了一间三人病房，我妈和小姨一起照顾着外婆，我们所有其他人，只能守在家里隔岸观火。
CT显示外婆的肺部几乎全白，医生告诉我妈外婆年纪大了，基础病比较多，肺部感染严重，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让家属做好心理准备，但她们会坚持努力治疗，争取让外婆康复。
是的，至少还有“但是”，我安慰着自己。
外婆住院那些天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是靠着医生这个转折的语气词才挨过来的。
我让我妈问医生我能不能去病房里陪着外婆，得到的答案当然是拒绝。
我与外婆的连接是那样脆弱，只有手机，只有手机能把我和外婆串联在一起，可偏偏手机正是那时我最恐惧的东西，因为它随时可能把噩耗传给我。
我发语音到妈妈的手机上，告诉外婆：她之前戴的戒指已经旧了，等她好了，我带她去买个新的；等她好了，我做很多好吃的拿去她家里给她，带着重孙们去看她。
手机听筒传来了外婆游丝一般的声音：“谢谢宝宝，你是个好娃娃。”
入院的第三天，小姨突然在家庭微信群里发起了视频通话。
我是个懦夫，把手机抛给丈夫便躲进了厨房，十月的秋风在苍白的阳光中呼啸，我知道那是声声离笛，不讲情面地催促着外婆与我分别。
我歇斯底里地哭，眼中的泪水被阳光切割出不同的色彩。我跪在地上祈祷，求上天用我的命去延长外婆的命。我知道分离是必然的结局，可至少，至少，也应该有一场正式的告别。至少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我应该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
丈夫走进来，说外婆的情况不好，血氧很低，医生征求家属的意见，一旦需要抢救，是否插管。家人已经商量好，让外婆少遭点罪。
学会接受失去是我们必修的课题。
很快，外婆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氧气浓度已经开到了最大，血氧还是不停地往下掉。我妈和小姨守着病房中间那张空床，我和其他人攥紧着手机，我们都知道，外婆不会回来了。
因为床位紧张，病情好转的我妈和小姨，在医院的催促下不得不离开。医院里的人如流水般进出着、涌动着，而外婆像是一座即将沉寂的孤岛。
每到夜晚来临，我就总会望着窗外的暮色，想身边没了亲人的外婆，会不会害怕，会不会想家。
主治医生给我妈发了微信，说外婆的血氧维持的得很艰难，她们只能让她趴在床上，才能维护基本的生命体征。
而我，我在绝望之余，一遍遍祈祷着奇迹的降临。
一周后的清晨，外婆在没有任何亲人的陪伴下永远离开了这座倾尽她半生悲欢离合的城市，和几十年前她独自背井离乡来到这里一样孤勇。
我知道，为了留在我们身边，她已经尽力了。
火化距离死亡只有四个小时，家人们被允许站在远处做最后的送行。
我抬头仰望着窗外幽蓝兰的天空，想着外婆此刻正在这座承载了我们无数记忆的城市被烧成灰烬，化为青烟。这才意识到，原来那个夜晚我从梦中惊醒听到的女人哭声，来自不久后的我自己。
解封的第一天是外婆的五七，我在堆满白雪的路口给她烧了纸。
书上说，离世的人，是“我欠世人的都已还完，世人欠我的我不要了。”可不管外婆要不要，这都是我终身无法归还的亏欠。
外婆安葬于来年的春天，我站在刚刚立好的墓碑前和家人们一起被指引着完成各种仪式。渡边淳一说：“这一系列吊唁仪式，也许就是为了去赎我们曾经冒犯过逝者的罪。”，我深以为然。
外婆走后，依旧车水马龙的城市在我心里有了一个无法弥补的空洞。我会时不时刻意经过外婆家楼下，只是路边永远不会再有外婆等待我回家的身影。（许婧汐）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