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景龙|李元洛先生《诗美学》读后

小楼听雨是诗轩 2024-11-07 20:54:49

编者按:

李元洛先生是蜚声海峡两岸三地和东南亚华人文学界的诗论家,其《诗美学》2016年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修订夲后,迅即销售一空,2024年10月复由位于上海之名社东方出版中心发行再次修订之第4版。诗学专家宁源声评文题为:一部久经岁月洗礼的诗学巨著。该文并认为它是:对普通读者解读诗歌的一位卓越导师,对新旧体诗歌作者讲授诗道与诗法的一夲优秀教材,对诗评者与诗歌教学者的一个重要参照坐标。我们相信,1987年初版于江苏文艺出版社而旋即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一印再印的此书,近年与当下为国內两家久负盛名的出版社先后印行修订夲的此书,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著之《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早有定评的此书,必将历岁月而常新,行天下而不止,嘉惠学林,沾溉后世。

本平台谨向广大诗歌爱好者写作者推荐此书,除了最新第四版的书影与目录及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维樑所作万字序言的开篇之外,还在"双十一″前先行刊发《名作欣赏》今年五月号楊景龙教授对人民文学社版此书的评文,稍后再发布诗学专家宁源声评论第四版的专文。

李元洛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诗歌理论家、批评家和鉴赏家,先后出版诗歌理论、批评和鉴赏著作数十种,风行海内外,读者众多,影响深远。对他的卷帙浩繁的诗歌理论、批评、鉴赏著作进行全面的讨论和评价,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任务。所以,笔者选取他的诗歌理论批评方面的代表性著作《诗美学》,尝试作一番探讨。

《诗美学》是一部饮誉当代诗坛和学界的诗学理论批评名著,在内地和港台以及东南亚之华人地区都产生了持续广泛的影响。三十多年前,笔者就曾听闻过李先生这部名著,那时购书比较困难,虽然未能如愿购得拜读,但在心里却是不时念想。三十多年后,终于捧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诗美学》修订版,感觉真如品啜陈年佳酿,滋味醇厚,让人一读之下,陶陶欲醉。《诗美学》不仅是一部名著,而且还是一部巨著,洋洋60万言,真所谓“建章宫殿不知数,万户千门深且长”,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非寻常可以管窥蠡测。本文仅就读后所见,谈几点看法,就教于广大读者和同好方家。

一是结构宏大,体系完备。《诗美学》全书十五章,涉及了诗歌创作和鉴赏的方方面面。对《文心雕龙》的“体大思精”之评,可以移作对《诗美学》的总体评价。《文心雕龙》五十篇,包括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等方面的内容,构筑了完整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仿照龙学的体系构架,我们可以对《诗美学》的内涵进行如下梳理。

第一章“诗人的美学素质——论诗的审美主体之美”,是诗歌创作主体论,从生活与心灵、先天与后天、才华与学力、思维与感觉、想象与创造等维度,全面论说一个诗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美学素质,可以适用古今中外所有诗人,是一篇宏观、通用性质的“诗人论”。任何诗歌文本和诗美形态,都是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创造出来的,没有诗人,何来诗歌和诗美,何来诗歌美学体系的建构?所以著者开卷首论诗人,可谓直探本源。第二章“如星如日的光芒——论诗的思想美”,指出重视思想,追求诗的思想之美,是古今中外优秀诗人共同的美学主张,也是古今中外优秀诗歌共同的美学特色。诗歌的思想之美,总是与真和善携手同行,没有真和善,也就没有美。诗的思想的美与不美,因此有着正误、善恶、高下、深浅之分。而诗歌的思想美,不是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而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饱含感情的意象化的思想。第三章“五彩的喷泉,神圣的火焰——论诗的感情美”,指出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诗是一种最长于抒情的文学样式,情感不仅是诗的活动的原创力,也是诗的生存价值的主要依据之一。诗的情感是高层次的审美情感,它以真挚、强烈、深沉为特征,以善为规范,是独特的个人之情与时代、人民之情的和谐统一。讨论诗的思想美和情感美的第二、第三章,可以说是诗的本体论,一切文学艺术门类,所表现的内容无论多么丰富复杂,析出的晶体无非是“思想”和“感情”两大方面,诗歌自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诗歌和文学艺术诸门类的质的规定性。

第四章“诗国天空的缤纷礼花”,论述诗的意象美,指出意象在我国古典诗歌与诗论中,有着深长的渊源,影响及于20世纪初的英美意象派。意象类型繁多,与情景、意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是诗歌创作构思的核心,是诗的思维过程中的主要符号元素。第五章“如花怒放,光景常新”,论述诗的意境美,辨析中西艺术在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和表现方式上的异同,指出意境是中国重在表现的美学思想的结晶。意境既不是客观现实的简单再现,也不是主观情理的抽象论说,而是虚与实的巧妙结合,意与境的有机统一,是作者的创造与读者的再创造联姻的结果。第六章“云想衣裳花想容”,论诗的想象美,在征引了中西文论史上关于想象的论述之后,指出诗的想象是创作主体的一种特殊的心理活动。诗的想象的独特形态之一是比喻,可分为相似联想的比喻、对比联想的比喻、虚实联想的比喻。诗的想象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奇异性的美学特征。第七章“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论诗的时空美,指出时间与空间,既是物质及其运动赖以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艺术形象赖以存在和表现的两种基本形式。诗的时空结构,是诗的艺术形象赖以完美显示的形式和必要条件。诗的时空形态多样,有典型时空与变形时空等不同类别。诗的时空的美学作用,在于它可以使作品获得鲜明的时代感、深远的历史感与辽阔的宇宙感。第十章“五官的开放与交流”,论诗的通感美,引述西方的通感理论,结合中国古典诗歌和新诗的丰富创作实践,分析了听觉与视觉通感,视听觉与触觉、嗅觉、味觉通感等。诗中奇妙的通感,基于心理学上的“远距离联想”,是一种自觉的高级艺术思维。第十一章“语言的炼金术”,论诗的语言美,指出与绘画语言、音乐语言、舞蹈语言并列的诗的语言,是文学的最高语言艺术,因为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诗的语言美的标志是具象美、密度美、弹性美、音乐美。第十二章“严谨整饬,变化多姿”,论诗的形式美,在胪列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种体式后,论析古典诗歌在形式上具有的整齐和谐之美、参差流动之美、音韵和鸣之美。指出古体诗属于“自由体”,近体诗属于“格律体”,现当代新诗亦是“自由体”与“格律体”两种形态,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是彼此依存、不可分割的艺术关联体。诗的形式与诗的意象以及诗的语言,是诗歌艺术的核心问题。第十三章“高山流水,写照传神”,论诗中的自然美,指出山水是自然环境的主体,诗对自然美的表现,主要是在山水诗中。山水诗表现的自然美,是山水的普遍意义的自然美与山水的特殊意义的自然美的融合。当代山水诗对自然美的表现,乃是着力凸显山水之美的时代色彩。以上八章,分别论述诗的意象美、意境美、想象美、时空美、通感美、语言美、形式美和自然美,探讨诗歌美感构成的各个层面,宏观与中观、微观兼用,面面俱到,精细入微,可视为诗的文体论,也可视为诗的创作论。在这里,诗体的美感形态与创作的匠心孤诣,是体用不二、弥合为一的。

第八章“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论诗的阳刚美与阴柔美,区分阳刚与阴柔的不同美感形态,从中外艺术美学发展史的角度,缕述阳刚美与阴柔美,亦即壮美与优美的相关论说,指出阳刚与阴柔、壮美与优美,是审美的两个基本范畴,也是文艺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中十分重要的艺术课题。进而论及刚性美与柔性美交融的理想状态,实现不同的美感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的多样统一。第九章“尊重读者是一门艺术”,论诗的含蓄美,著者从文艺史的高度,指出含蓄美是中国文艺美学的民族作风和民族气魄。含蓄不是晦涩,拒绝浅薄,真正的含蓄,传达的是丰富的审美信息,有待读者的共感与交流,是对读者的理解与尊重。这八、九两章分论诗的阳刚美、阴柔美和含蓄美,可视为诗歌的美学风格论。第九章的内容又和第十五章“作者与读者的盟约——论诗的创作与鉴赏的美学”有一致之处,这两章不仅从创作主体、诗歌文本着眼,更从接受主体——读者的角度着眼,可视为诗的鉴赏论。著者在殿后的第十五章,着意强调读者在诗美创造中不可或缺的积极参与作用,在结构上呼应第一章。全书以诗歌的创作主体诗人开卷,以诗歌的接受主体读者终篇,诗美创造的完成,也是全书论题的完成,《诗美学》构建的宏大理论体系因此显得格外缜密完整。

第十四章“以中为主,中西合璧”讨论“诗艺的中西交融之美”,这是近现代以来诗歌美学面临的新课题,在现当代新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个问题在古典诗歌中基本不存在,这是开放的近现代社会给中国新诗带来“横移”的因素,这里有古人所无的世界性诗歌资源,这是一个古人不曾闻见的全新的参照系。只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李元洛先生的《诗美学》这一宏大工程破土动工于一九八五年,一九八七年竣工问世。他所建构的诗歌美学理论体系,是一个传统性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的体系,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中国诗学特色,同时又具有面向世界的时代感与现代性的体系。李元洛先生无疑是一位中国传统诗学的坚定守护者与弘扬者,他认为中国诗学那些经典的美学命题蕴含着对诗的恒定性与普泛性的质的规定性的探究,具有生生不已的艺术生命力,有待后人去充实、丰富和发展,因此,对那些激进的彻底反传统的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诗学家和批评家,他从来都绝不苟同而予以批评。但是他也绝不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他认为中西诗学有许多可以汇通之处,他以开放时代的学术精神与学术视野,以古今互证、中西互阐的辩证方法,广泛吸纳西方的文学资源,包括文学理论与诗学理论的资源,如新批评、表现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格式塔心理美学等等,他都是广收博采,融入其所主张的诗歌美学规范与美学原理之中。因此,某些极端西化的先锋新潮鼓吹者指其“保守”,某些随风趋时而无定见者目其为“陈旧”,无非是其道不同的所见有异,或是随声附和的矮子观场。后面还要谈到这一章,这里暂且打住。

二是贯通古今,参酌中西。《诗美学》全书十五章,随着每一章论题的次第展开,著者以其渊博的学识为依托,对于古今中外的诗歌作品、诗学理论,左抽右旋,信手拈来,无不运用自如,恰切惬当。著者腹笥储宝之繁富,当代的诗歌理论批评著作似罕有其匹。以《诗美学》第二章“如日如星的光芒——论诗的思想美”第一节为例,理论方面,作者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切入论题,由“志”到“意”到“气”,先后征引了屈原《惜诵》、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曹丕《典论·论文》、杜牧《答庄充书》、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葛立方《韵语阳秋》、谢榛《四溟诗话》、叶燮《原诗》、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相关论说;诗人和作品方面,则以屈原、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中国文学史上的大诗人为例,涉及他们的经典作品数十首。这就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雄辩地说明了“真正的诗人,并不仅仅是一个写诗的人,而应该同时也是胸怀博大的思想家和站在时代前列的先驱”这一深刻的道理。然后放开眼光,从中国诗歌史投注到世界诗歌史,征引分析了歌德、普希金、雨果、拜伦、雪莱、席勒、海涅、惠特曼、佛罗斯特等域外诗歌巨擘,用他们的理论和创作实践,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节的主要论点:“重视思想,追求诗的思想之美,是古今中外优秀诗人共同的美学主张,也是古今中外优秀诗作的共同美学特色。”经过这样充分论证的观点,特别令人信服。其实,真理往往就是常识,但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和场合,总有一些人背离或遗忘常识。我们认为,在当下乱象纷呈、常识匮乏、共识缺位的诗歌生态场域,重温《诗美学》中的这类是常识又是真理的观点,具有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

读罢《诗美学》,我们可以发现,该书每一章都是先提出论题,然后旁征博引,由古及今,由中到外,从理论到创作,从诗人到作品再到读者,这样一层层推扩开来,抽丝剥茧,探及本源,全方位论证,多角度辨析,在章节的最后,再加以总结、引申和适度的瞻望。据我在阅读过程中所作的大致统计,每一章涉及的古今中外诗学理论著作均达数十种,引用和提到的古今中外包括港台与海外华人诗歌作品则多至数十乃至百余篇。如第一章《诗人的美学素质》涉及的古今中外诗学和相关理论著作,计有《庄子·德充符》、曹植《与杨德祖书》、钟嵘《诗品》、段成式《酉阳杂俎》、孟棨《本事诗》、王定保《唐摭言》、刘昫《旧唐书》、欧阳修《新唐书》、严羽《沧浪诗话》、元好问《论诗绝句》、方弘静《千一录》、袁枚《随园诗话》、钱泳《履园谈诗》、毛庆善《黄仲则先生年谱》、朱光潜《诗论》、臧克家《甘苦寸心知》、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黄国彬《中国三大诗人新论》、黄炳寅《文学创作新论》、陈绍鹏《诗的欣赏》、《林以亮诗话》、《南园词评论》、荒芜《惠特曼与林肯》、姚诗煌《科学与美》、史美煊译《天才初期的心理特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李孝忠《能力心理学》、黑格尔《美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丹纳《艺术哲学》、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捷普洛夫《音乐才能的心理学》、阿·托尔斯泰《致青年作家》、《西方文论选》、《西方古典作家论美和美感》、《普希金论文学》、《别林斯基选集》、《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外国作家理论家论形象思维》等四十余种;第一章引用和提到的古今中外诗歌作品(包括诗集),计有《诗经》、《全唐诗》、曹植《七步诗》、谢灵运《登池上楼》、谢朓《玉阶怨》、王勃《滕王阁诗》、骆宾王《咏鹅》、李白《古朗月行》《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花间独酌》《峨眉山月歌》《玉阶怨》、杜甫《饮中八仙歌》《不见》《春日忆李白》《壮游》《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小寒食舟中作》、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李贺《高轩过》《杨生青花紫石砚歌》《将进酒》《秦王饮酒》《官街鼓》《梦天》《雁门太守行》《唐儿歌》、崔护《题都城南庄》、陆游《读书》《读陶诗》《秋夜读书》《龟堂独酌》、顾炎武《又酬傅处士次韵》、黄任《西湖杂咏》、黄景仁《癸巳除夕偶成》、龚自珍《梦中作四绝句》之一、宗渭《早起》、郭沫若《女神》、闻一多《红烛》、臧克家《烙印》《洋车夫》、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向太阳》《北方》《归来的歌》、余光中《蓝色的羽毛》《漂水花》、洛夫《灵河》《石室之死亡》《边界望乡》、郑愁予《梦土上》、痖弦《痖弦诗抄》、罗门《漂水花》、但丁《神曲》、弥尔顿《失乐园》《复乐园》《骑士参孙》、歌德《浮士德》、席勒《莫泽》、华兹华斯《水仙》、济慈《仿斯宾塞》、雪莱《哀济慈》、拜伦《悠闲的时光》《柴尔德·哈洛尔德巡游》、普希金《皇村回忆》、雨果《海盗》《比雅加》《冰岛的汉斯》《歌谣集》、叶芝《当你老了》、阿赫玛托娃《悼友人》、施帕乔夫《把所有的诗句连成一行》等七十余首(部)。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台港与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专家曹惠民教授在其《<诗美学>的华语美学大视野》一文中,就以现代统计学的计算方法,统计全书引用台港与海外华人诗人、学者共43人,114次,其中台湾诗人13人,学者5人;香港诗人6人,学者3人;东南亚诗人7人;北美诗人3人,学者7人。南京大学博士导师谭桂林教授在他的《愈是世界的,就愈是民族的——漫谈<诗美学>的美学资源摄纳》一文,也曾统计《诗美学》全书引述过的西学人物及其著作,并开列出一份几乎包含整部西方文学史的长达百多人的长长名册。由此可见,著者建立在众多的理论援引和文本分析基础上的观点阐发,就此具备了毋庸置疑的说服力量。

检视我们所读过的当代诗学理论、批评、鉴赏论著,论题集中在古代范围的很少言及现当代,集中在现当代的也很少上溯古典,讨论中国或外国诗歌的一般也较少互相指涉。李元洛先生的《诗美学》,可以说是打破古今中外一切疆界畛畦的一部通才、通识性质的诗歌美学专著,这是《诗美学》全书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更是集中体现在第十四章“以中为主,中西合璧——论诗艺的中西交融之美”里。正是缘于谙熟古今中西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著者才能精彩地完成对于核心观点的申说:“坚定地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同时又要以开放的心胸和眼光博采广收,以中为主,以西为辅,纵横结合,中西合璧,力求诗歌艺术的中西交融之美,力求中国新诗的民族化、现代化、多样化与艺术化。”作者在这里实际上是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无疑是所有当代诗人都应当努力校准的一个正确方向。这种宏通之论,就不是诗学视野封闭狭窄、知识结构残缺不全、美感趣味怪异偏嗜、审美心理晦暗扭曲者所能够梦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把话题稍稍说开些。由于学科设置等原因,当代学者专家多而通才少,隅见多而通识少,详于古者昧于今,通于中者黯于外,滔滔皆是,几不能免。仅就诗学领域而言,此种局限就不为鲜见。尤其是有些新诗理论批评工作者,不了解传统甚至因常识缺乏而一味轻薄否定传统,对西方则只知皮毛,却一味强调反传统而吸收西方新的美学观念和诗学原则,如此引导,有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误己而又误人。这里仅举几个古典诗学知识欠缺的例子,比如有治现当代新诗的学者,在谈到胡适、闻一多等人三句一韵的诗作时,就认为中国古典诗歌逢双押韵,没有三句一韵的先例,这种押韵方法是从西方诗歌学来的。这样的说法,暴露出的是论者古典诗学基本修养欠佳的问题。三句一韵是从《诗经·魏风·十亩之间》就使用的古老韵式,在后世的七言古体中多所运用,惜乎这位当代新诗理论批评家所见不及,致有此失。再如1980年代,一些诗论家和诗人对于意象诗、口语诗的诗艺渊源的误解;1990年代,一些诗论家和诗人对于诗歌叙事性、戏剧化、互文性现象的误解;都是缘于中国古典诗学基本修养的欠缺。具体到作品评鉴,比如卞之琳先生的名诗《断章》,其主客体关联转换的手法,在南宋杨万里的《苦热登多稼亭》诗句“偶见行人回头却,亦看老子立亭间”,清人厉鹗《归舟江行望燕子矶》诗句“俯江亭上何人坐,看我扁舟望翠微”中,早已使用过。再如李瑛先生的《谒托马斯·曼墓》:“细雨刚停,细雨刚停/雨水打湿了墓地的钟声。”钟声可以打湿,唐代杜甫《舟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里就写过“晨钟云外湿”。此外,唐诗人薛逢有“压树早莺飞不散,到窗寒鼓湿无声”(《长安夜雨》)之句,宋人黄庚有“花怯晓风寒蝶梦,柳愁春雨湿莺声”(《喻景仁相过》)之辞,明人林鸿有“苦雾沉旗影,飞霜湿鼓声”(《出塞》)之语。论者知不知道古人的相关作品,对卞诗和李诗的评鉴肯定是会有所不同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一位当代诗人,一位当代诗学理论批评家,在从事诗歌创作和评论实践中贯通古今、参酌中西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李元洛先生的《诗美学》无疑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三是持平立论,美言说诗。《诗美学》的著者,是一位真正贯通古今中西的优秀理论批评家,惟其如此,才能在纵向的古今和横向的中西构成的纵横交错的时空坐标上,找准自己演绎诗歌美学的着力点。他避免了拘墟之士的偏执和自是,视野宏阔,目光如炬,总能看清缤纷的诗美样态的本真,指明追寻、创造斑斓多彩的诗歌之美的康庄大道。他从不剑走偏锋,不故作玄虚怪异的惊人之论,不追求那种所谓的片面的深刻。《诗美学》的每一章节,都是在融会贯通古今中外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前提下,持平立论,指示诗美的鹄的和根本。著者秉持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新诗应该纵向地继承传统,横向地向西方借鉴,以中为主,中西合璧;解决好社会学与美学、小我与大我、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再现与表现、作者的创造与读者的再创造的辩证关系;力求民族化、现代化、多样化与艺术化。”这样的诗学理念,当得起“最上乘,正法眼,第一义”之评。“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欲学诗者,都应该从《诗美学》这样的著作中寻得通向诗美的坦途与方向。

当然,我们强调著者“持平立论”,这并不是说《诗美学》的观点四平八稳,《诗美学》的著者是一个好好先生。事实上,《诗美学》的著者在关涉诗歌美学、关涉中国当代诗歌健康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是态度鲜明、勇于批评的。著者在胪列剖析古今中西经典诗作和诗论的正面展开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对时髦风潮、盲点误区等时弊的针砭,比如对现代诗晦涩、病态、破碎、随意的批评,就彰显了一位真正的诗歌理论批评家的胆识与风骨。他在书中尖锐地指出:“与直白、枯燥、非诗的弊病相反,大陆和台湾许多诗作者近些年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随意运用、切割、拼凑、扭曲语言文字,常常完全不顾应有的语法规范,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盲目性与破坏性。”他还将对于普遍现象的批评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比如台湾著名诗人洛夫,是他的老朋友,但他不假辞色,直言洛夫早期名作《石室之死亡》存在“有些章句殊难索解”的问题。另有两位著名诗评家,或认为“古典诗歌的意境概念无限制地运用”,新诗“早已冲破了意境的美学原则”;或认为诗的含蓄已经过时,“古典诗词中那些田园情趣以及蕴藉含蓄的格调”,与当代社会的“高速公路、电子计算机、气垫船的流韵,已经呈现出极大的不协调”;对于这些观点,他都明确地表示反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论。

《诗美学》有破有立,以立为主,著者坦率地亮明了自己的诗美标准:“一是应有基于真善美之普世准则的对人生(生命、自然、社会、历史、宇宙)之新的感悟与新的发现;二是应有合乎诗的基本美学规范(鲜活的意象、巧妙的构思、完美的结构、精妙的语言、和谐的韵律)的新的艺术表现;三是应有激发读者主动积极参与作品的艺术再创造的刺激性(作家完成作品是初创造或一度创造,读者的非功利的主动欣赏是再创造或二度创造,任何真正的佳作,都是作者与读者乃至时间与历史共同创造的产物)。”这样的好诗标准,是真正的深造有得之言,绝非时下那类以艰深文浅陋的稗贩论者可以道出。它简约而又详明,平实而又深刻,是常识更是真理,是经过时间和历史检验、并将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进一步检验的不刊之论。

《诗美学》的理论观点是持平的,但该著的行文绝不平铺直叙,绝不是常见流行的直白干瘪或艰涩佶聱的那种论著文风。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早就说过:“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诗歌是有些唯美的文类,评鉴诗歌的文字,更应该带有一点唯美倾向,如此才不至于辱没诗歌之美。比如古代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文话著作,就都写得非常漂亮,读之颊齿生香,令人回味无穷,极大地增富了所品评的文本的美感魅力。但这个良好的传统,在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领域没有被很好地继承下来。现当代像闻一多先生、李健吾先生、李长之先生、林庚先生那样能写出漂亮的诗性浓郁的评论文字的学者,已不多见,因此,《诗美学》这部皇皇大著的文字之美,让人更觉可贵难得。李元洛先生历来就钟情于包括诗论在内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美文传统,行文注意发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并具备应有的文采,在重认个性与生命价值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写成的《诗美学》,当然就更加不仅有理论性,而且有抒情性,不仅有思想性,而且有形象性,不仅有知识性,而且有可读性。全书十五章,都是著者精心结撰而成,每一章的开头,都由一段或两三段比喻句组领起,用《诗经》的比兴体,一上来就吸引并抓住读者,激发起读者浓厚的兴趣。如第二章论诗的思想美的起始两段:“在诗歌作品中,美的思想,像夜空中指示方向的北斗,抚慰人心的月光,像黎明时令人振奋的早霞和光芒四射的朝阳。”“没有美的思想的诗作,就犹如天空中没有北斗和月亮,没有霞光和太阳,天地间只剩下一片灰暗的雾霾或者日月无光的漆黑。”正反设喻,形象地突出了诗作中思想美的重要性。再如第三章论诗的感情美的开头部分:“在诗国的天空中,为什么许多诗篇就像一闪即逝的流星,也许一刹那间它也炫耀一时,但很快就熄灭在人们的记忆里。为什么许多诗篇却像永恒的星座,千年万载也辉耀着它们的光芒?”“在诗国的大海上,为什么许多诗篇就像那翻腾不已的泡沫,尽管一瞬之间它也亮人眼目,但很快就随波而散。而只有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才像那万古不息动人心魄的波涛?”天空、大海,流星、恒星,泡沫、波涛,连环的比喻间见层出,形象生动,读来引人入胜。这样借鉴《诗经》比兴起首的文字,本身就是文采斐然、诗意盎然的,以之论诗,可谓圭璧相映,显得格外当行本色。可以说,《诗美学》全书的“理性文字”都带有程度不同的“感性血液与文学色彩”,所以,一旦你捧读此书,便会有欲罢不能之感,在且惊且喜、乍思乍悟的心理状态下,愉悦地完成对这部充满诗性的理论巨著的阅读,并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与极大的教益。

余 论

逝水流光。《诗美学》写作伊始至今已四十载,作者当时年过不惑而将近五十,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已垂垂老矣,已届夕阳西下几时回之年。然而,我却庆幸他并未人书俱老。《诗美学》1987年在江苏文艺出版社纳入“文艺美学丛书”印行之后,1990年稍作修订,即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印行而不断再版,2016年复承人民文学出版社青眼有加,作者略加增删并增写三万言之“诗的形式美”一章出版修订本,五千册销售一空。虽因种种原因,该社未能再印,但旋即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慷慨接纳,经作者再次修订后将于2024年之初印行新版。时下出版艰难,学术著作尤难,而一本虽然好读但却学理严肃而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如《诗美学》,数十年中于海峡两岸一版再版而至于三版四版,却可以说是十分难得的抗拒时光而青春作伴了。

《诗美学》出版之后,广获各方好评。作为“九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编写出版了《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在“新时期活跃的理论诗歌研究与谢冕、李元洛”一节中,对李元洛的诗学成就及特色作了专门论述,并指出《诗美学》“既是李元洛本人研究诗学的集大成的成果,也是当代诗学研究成体系的代表性著作”,此论堪称公允。

笔者在此需作简要补充的是: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学热的兴起,新时期以来,美学成为最热门的学科之一,各种美学著作包括文艺美学著作方兴未艾,李元洛的《诗美学》一书,无疑是当代“诗美学”的奠基之作;在当代的诗歌理论与批评著作中,就角度之独特、体系之完备、视野之开放、学理之充实、引述之丰赡以及文笔之优美而言,《诗美学》应该说颇为罕见而独树一帜;坚守并弘扬中国诗歌与诗论的美学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广泛吸收西方诗歌与诗论的精华,继往开来,既反对故步自封,亦拒绝全盘西化。可以说,从五四新文学发端至今,在历时百年的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上,《诗美学》应当有它重要而不可磨灭的诗学价值与历史地位。

(《名作欣赏》2024年第5期)

杨景龙,笔名扬子、西鲁、南乔,河南鲁山人。二级教授,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年度人物,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中国词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散曲研究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成果鉴定专家,搜狐教育全国分省十大最受欢迎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诗歌教学、研究工作,兼事诗歌创作。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中国韵文学刊》《诗探索》《词学》等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中国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传统与现代之间》《诗词曲新论》《不薄新诗爱旧诗》《花间集校注》《蒋捷词校注》等专著10余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等10余项。在《奔流》《河南诗人》《中华诗词》《小楼听雨》《新诗潮》等刊物和平台发表诗作300余首,编有个人诗选《餐花的孩子》《时光留痕》《与经典互文》等。论著入选“中华国学文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推荐书目”,获评中华书局年度十大好书、中原传媒好书、中国读友读品节百社联荐优秀文艺图书,多次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夏承焘词学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暨孟浩然新田园诗歌奖理论奖等奖项。

编辑/章雪芳 审核/小楼听雨 校对/冯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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