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飞机遇难，周总理坚信是阴谋，50年后一临终老汉坦白：我干的

1946年4月的一天，延安机场上人头攒动。毛主席带病亲自前来，众多党的高层领导也齐聚一堂。他们在等待一架从重庆起飞的美军运输机，机上载有刚获释的叶挺将军等重要党员。然而，命运弄人，这架满载希望的飞机却在延安上空一闪而过，消失在茫茫云层中。当天深夜，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传来：飞机在黑茶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这个惨痛的消息让周恩来总理悲痛欲绝。作为与叶挺将军相识二十多年的老友，他坚信这不是一场简单的空难事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悲剧？为何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军飞行员会在熟悉的航线上迷失方向？这些疑问困扰了周总理半个世纪，直到一位临终老人的忏悔，才让这段尘封的历史真相重见天日。这位老人究竟是谁？他又为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说出这个惊天秘密？

一、叶挺将军的革命生涯

1896年，叶挺出生于广东惠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7岁时，为摆脱贫困，他报考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校期间，叶挺刻苦学习，成绩优异，1916年以优异成绩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毕业后，叶挺被分配到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部队。1920年，孙中山先生重建军政府，叶挺受到陈炯明的推荐，被任命为孙中山警卫团第一营营长。在担任警卫团营长期间，叶挺以严明的军纪和过硬的军事素养赢得了孙中山的赏识。

1924年初，经过周恩来的引荐，叶挺认识了共产党员恽代英。通过与恽代英的深入交谈，叶挺逐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同年夏天，在周恩来的推荐下，叶挺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期间，叶挺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925年1月，叶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回国后，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

北伐战争爆发后，叶挺率领的独立团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在攻打武昌的战役中，叶挺团担任主攻任务。战斗中，叶挺亲自带领突击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攻占了敌人的重要阵地。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因此被誉为＂铁军＂，叶挺独立团的威名也传遍了大江南北。

1927年8月1日，叶挺作为前敌总指挥，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起义打响后，叶挺身先士卒，率部队攻占了南昌城。这次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开创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先河，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同年底，叶挺又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军一度占领了广州城，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起义最终失败。叶挺被迫流亡国外，辗转日本、德国等地，最终到达苏联。

在苏联期间，尽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叶挺始终没有动摇革命信念。他多次拒绝国民党的拉拢，并利用这段时间潜心研究军事理论，为日后的革命斗争做准备。直到1931年，叶挺才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重新与党取得联系。

二、新四军时期的重要贡献

1937年冬，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蒋介石为了限制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发展，在新四军军长人选上提出由国民党方面指定。经过多方协商，最终选定了已脱离组织十年之久的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

1938年1月，叶挺抵达延安，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进行了长谈。此后，叶挺正式就任新四军军长，率部开赴皖南地区开展抗日斗争。新四军在叶挺的带领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频频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38年4月，新四军在安徽泾县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根据地。随后几个月内，叶挺又相继在皖南、苏南等地开辟了多处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建立，为新四军开展抗日斗争提供了坚实的后方基地。

在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叶挺特别重视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他在新四军中推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要求部队遵守群众纪律。新四军wherever到达，都主动帮助当地百姓生产劳动，深得民心。

1939年春，新四军在叶挺的指挥下，先后在溧阳、宜兴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在一次重要战役中，新四军以巧妙的战术设伏，一举歼灭了日军一个大队，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军心，提高了新四军的战斗力。

然而，随着新四军的不断壮大，国民党当局对其的防范与限制也日益加深。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皖南事变，调集十余万重兵，围攻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叶挺带领新四军军部及9000余名指战员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殊死搏斗。连续八天八夜的激战中，新四军将士英勇顽强，但最终因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叶挺被俘后，国民党方面多次利诱威胁，企图让他投降变节。

被囚禁期间，叶挺在狱中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囚歌》：＂狱中日月长，牢房寂寞暗，囚徒饥渴思，铁窗寒霜染...＂这首诗歌充分表现了他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

从1941年到1946年，叶挺在重庆白公馆被软禁长达五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多次拒绝了国民党的收买。直到1946年初，在中共代表的多方交涉下，叶挺才得以重获自由，准备返回延安。

然而，就在叶挺即将重返革命队伍的关键时刻，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正在暗中进行，这也为后来那场惨烈的空难埋下了伏笔。

三、获释后的秘密接触

1946年3月底，在重庆谈判达成的协议基础上，国民党终于同意释放叶挺将军。周恩来立即组织了一个秘密工作小组，负责安排叶挺返回延安的接应计划。这个工作小组由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李克农具体负责，成员包括多名地下党员和可靠的交通员。

为确保万无一失，工作小组制定了三套备选方案。第一套是通过陆路秘密护送，第二套是借道香港再转机，第三套则是直接乘坐美军运输机。经过反复权衡，考虑到陆路路途遥远，容易遭遇国民党军队盘查；而香港路线则过于迂回，可能会节外生枝。最终，周恩来决定采用第三套方案。

美军飞行员的选择也经过了严密的背景调查。这位名叫威廉·史密斯的飞行员，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曾执行过多次空投任务，支援过中国远征军。他与一些进步人士有联系，对中国共产党也比较友好。但令人费解的是，在起飞前一天，这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突然被换成了另一位名叫约翰·威尔逊的飞行员。

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在重庆机场部署了多名党员，负责监视可疑人员的活动。他们发现，在起飞前的几天里，确实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frequently出入机场，其中包括几名身着便装的国民党特务。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地下党员们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他们安排了两名技术熟练的机械工人混入机场检修人员，负责检查飞机的技术状况。同时，又派出多名交通员沿途设立了联络点，以备不时之需。

1946年4月8日清晨，叶挺将军在重庆双桥机场登机前，一名地下党员注意到机场周围突然增加了许多便衣人员。这名党员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一异常情况，但当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更为蹊跷的是，就在飞机起飞前的最后时刻，有人看到两名身着机场工作服的陌生人在飞机周围徘徊。他们手中提着工具箱，似乎在进行最后的检查。但根据后来的调查，机场方面并没有安排这样的例行检查。

飞机起飞时，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按照原定计划，飞机应该先向西北方向飞行，到达一定高度后再转向延安方向。但目击者表示，这架飞机起飞后似乎并未按照常规航线飞行，而是直接向北偏离了预定航线。

当天下午，延安方面收到消息，说有一架美军运输机在航线上消失。周恩来立即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展开搜寻，但为时已晚。这架载有叶挺将军等人的飞机，已经在黑茶山区域发生了那场改写历史的惨烈空难。

四、周恩来的调查与疑点重重

空难发生后，周恩来立即成立了专门调查组。调查组成员包括军事专家、航空技术人员和情报人员。他们首先对坠机现场进行了详细勘察，发现了多个可疑之处。

第一个疑点是航线偏离。根据目击者证词，飞机起飞后不久就偏离了预定航线。正常情况下，从重庆飞往延安的航线应该沿着西北方向飞行，但这架飞机却向北偏离了至少100公里。经验丰富的美军飞行员不太可能在天气晴朗的情况下出现如此大的偏差。

第二个疑点是飞行高度异常。根据雷达记录，飞机在起飞后不久就开始不断降低飞行高度。当时的气象条件很好，没有任何理由需要降低高度。而且，飞机曾一度降至距地面仅800米的低空，这在民航飞行中是极其罕见的。

第三个疑点是通讯中断。在飞行过程中，飞机与地面的通讯突然中断。根据记录，最后一次通讯是在飞机偏离航线前不久。之后，无论地面如何呼叫，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民航飞行中也是非常反常的。

第四个疑点出现在残骸检查中。调查人员在仔细检查飞机残骸时，发现了一些异常的金属断裂痕迹。这些断裂痕迹表明，机身某些部位可能在坠毁前就已经受损。特别是在机尾部分，发现了一些不符合正常空难特征的损坏痕迹。

更令人怀疑的是，在检查遇难者遗体时，法医专家发现一些伤痕的形成时间似乎早于坠机时间。这意味着有些伤害可能发生在飞机坠毁之前。但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有限，这个发现并未能得到进一步证实。

1946年5月，调查组在走访重庆机场工作人员时，又有了新的发现。一名机场加油员透露，在飞机起飞前，确实有两名陌生人在飞机周围徘徊。他们自称是临时调来的检修人员，但事后证实，机场并没有这样的人员调动记录。

周恩来对这些疑点非常重视，多次召集调查组开会研究。他还特别关注了一个细节：在起飞前，原定的美军飞行员被临时更换。这个临时更换的飞行员约翰·威尔逊，档案记录显示他曾在太平洋战场服役，但关于他的更多信息却难以查证。

1947年初，调查组又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一名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的地下党员报告说，在空难发生前，确实有一个代号为＂春雷＂的秘密行动计划。但具体内容是什么，这名同志并未能打探到。

这些疑点和线索交织在一起，让整个事件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50年后，一位临终老人的坦白，才让这个谜团出现了转机。

五、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1996年夏，一位名叫张明远的老人在北京某医院病重临终前，向来访的调查人员道出了一个尘封半个世纪的秘密。这位老人生前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名技术人员，曾参与＂春雷行动＂的部分准备工作。

根据张明远的口述，1946年初，国民党特务机关确实策划了一个针对叶挺将军的秘密行动。这个代号为＂春雷＂的行动计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设法更换原定的美军飞行员，其次是在飞机上动手脚，最后则是确保行动不留痕迹。

张明远回忆，在行动前两周，特务机关通过在美军服役的华裔特工，成功说服了原定飞行员请假。随后，他们安排了一位经过特殊训练的飞行员顶替。这位化名约翰·威尔逊的飞行员，实际上是一名精通航空技术的特务。

在技术处理方面，张明远透露了更为惊人的细节。特务机关专门研制了一种特殊装置，可以在飞行过程中远程干扰飞机的导航系统和通讯设备。这种装置被伪装成普通的机载设备，在起飞前被秘密安装在飞机上。

1997年，另一位参与者刘德山也打破了沉默。据他回忆，在空难发生的当天，确实有两组特务分别潜入机场。第一组负责安装干扰装置，第二组则负责在燃料系统上做手脚。他们利用例行检修的机会，完成了这些秘密操作。

2001年，一份尘封已久的电报终于被发现。这份发自重庆的加密电报显示，在飞机起飞后不久，确实有人启动了地面干扰设备。这与张明远之前的供述完全吻合。

2005年，随着更多档案的解密，新的证据不断涌现。在一份特务机关的工作报告中，清楚地记载了＂春雷行动＂的全过程。报告显示，特务机关不仅安排了地面干扰，还在沿途设置了多个监视点，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2008年，一位退休的美军档案管理员提供了新的线索。在整理二战后期的军事档案时，他发现了一份关于约翰·威尔逊的异常记录。这份记录表明，真实的威尔逊早在1945年就已经退役，而接替他的那个人很可能是冒用了他的身份。

2010年，专案组在重庆郊区一处废弃仓库中，发现了当年用于干扰飞机的部分设备零件。技术专家经过分析认定，这些设备确实具备干扰航电系统的功能。这个发现，为整个事件的调查画上了句号。

经过多年考证和研究，历史学者们终于还原了这场空难的真相。这不是一场单纯的飞行事故，而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行动。特务机关通过更换飞行员、安装干扰装置、破坏燃料系统等多重手段，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