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方法、材料和研究对象的增多，国内外学者针对文化史的学科理论、方法范式和研究专题展开了讨论。由于文化史研究的内容涉及范围较广，本文主要围绕其中的前沿议题，结合近年来具体研究中的争论焦点作一探讨。
一、学科定位和理论建构的反思
2009年翻译出版的英国学者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20年再版，隐然象征着关于文化史的新一轮理论回顾已趋兴盛。李振宏、张昭军、周兵、王晴佳、梁景和、张仲民、王笛、李剑鸣、余新忠、何晓明等分析了文化史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特点与趋向，其中以针对文化史本土体系建构、文化共同体理论建构及碎片化现象的争论至关重要。
（一）本土体系与全球视野的互洽
20世纪初，西方“文化”概念成为整理传统中国历史遗产的重要工具，吕思勉、柳诒徵等学者的中国文化史著作层出不穷，且在研究对象、时代分期、价值判断、研究方法等方面颇受西方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新史学、新文化史理论与方法的不断译介和引进带入了诸多有益的学术视野，然学界也逐渐意识到，他山之石虽可攻玉，但若削足适履，亦不足取。王晴佳《新文化史的兴起与史学的转向》（《河北学刊》2017年第2期）、杨华《二十年来新文化史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影响及实践》（《史学月刊》2022年第4期）等论文已指出，中国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不可盲目跟从西方，而要保持自身的原创性。
理论和实践相辅相成，“话语”“建构”“想象”“场域”“社会记忆”“大传统—小传统”等西方话语已成为当下研究中的常用概念。如海外汉学家陈靝沅《逍遥与散诞：十六世纪北方贬官士大夫及其曲家场域》（周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借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采用“文学场”“位置”“占位”“符号资本”“文化资本”等概念，探讨“曲家圈子”作为基本主体是如何创作、传播及使用“曲”,避免了对单个作家的孤立研究。显然，这些概念为综合性的研究对象提供了有效的文化分析工具，但外来理论是否能完全贴合于本土经验还需进一步考察。
一方面，为解决外来理论与本土经验的隔阂，已有学者尝试建立本土性的话语体系来审视中国文化史的本土化展演，如杨念群提出“中层理论”以构建本土理论分析工具。该理论虽是挪用默顿的“中层理论”,但在中国自身传统资源中提炼出“道统”“政教关系”“大一统”等古典概念作为依据，避免盲目套用西方概念以作出错误的解释。另一方面，不少海外史学概念已然成为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带有标志性的理论方法，并以其背后的学术思维推动着学术的整体进步。张昭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之检讨与反思》（《河北学刊》2021年第3期）认为，中国学者既要进行国际对话，保持全球化的视野，也要确立本土问题意识，反对西方中心论。
若要建立本土学术话语和理论架构去和国际学界达成有效对话，就需明确中西文化史研究范式的构建特征。西方文化史尝试反叛旧范式，而中国文化史热衷于补充原有范式，使之与新范式得以并存和互补。也正因如此，当下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虽然得到重视，但文化因素仍被大多数学者视为基于经济的“上层建筑”,而文化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则被相对冲淡。所以，只有正确地理解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确立文化史在历史研究体系中的准确定位，才能真正走出西方中心论，建立起本土性的话语体系，实现与国际学者的对等交流。
（二）微观研究和整体观照的互补
常利兵《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本土化审视》（《文史月刊》2021年第4期）指出，套用外来概念而切割本土化史实“正是淡化中国大历史导致的‘碎片化’现象”。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和第5期，有10余位学者参加了“碎片化”问题笔谈，多是将“碎片化”与微观史学相联系，其中可分为三种观点：罗志田主张“非碎无以立通”,认为片断是创新的机缘，提倡从零散的表象考察出隐伏的体系；王学典、郭震旦等学者提出纠偏碎片化问题，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章开沅认为，宏观和微观研究并无高下之分，但后者也要“因小见大”,这实际仍将宏观话语视为“真知灼见”。那么，碎片化是否为微观研究的必然结果?整体观照是否为微观研究的应然之途?
近年来，碎片化已被视作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弊病之一，不少学者对此采取了扬长弃短的包容态度。张仲民《理论、边界与碎片化检讨——新文化史研究的再思考》（《复旦学报》2016年第5期）表示，新文化史和碎片化不存在必然的关系，碎片化只是“拙劣模仿”的结果，但琐碎的选题可侧重于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教育和地方社会，并获得与大历史研究相一致的视角和结论。陆启宏《微观史学观照碎片背后的宏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3日）等文章也体现了见“微”知“著”的追求。
由此，诸家的论述视角可分为选题的“碎”和结论的“碎”,前者主要指研究材料，后者涉及研究的问题、思路和答案。罗志田、章清等人鼓励以碎片化的材料来反映整体，但并不提倡研究结论的碎化；王学典、郭震旦、张仲民等尊重宏大叙事，却不抵触采纳琐碎的材料。综合来看，学者们的观点大体一致，都要求摒弃细碎的结论而愿意接受零碎的证据，只是在论述方向上各有侧重点，造成了有关碎之利弊的二元论的假象。
但随着学界对碎片化问题的批判愈烈，一些学者开始怀疑微观研究的材料和方法。胡成《“后现代”之后的史学“长时段”——关于超越“新文化史”的反思》（《史林》2020年第1期）等论文提出了重回“长时段”的研究范式等具体建议。这些思考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忽视了文化史研究“以小见大”的长处和特色，恐将使学科陷入失其本质特征的危险之中。结合国内学者多将文化视为“上层建筑”的观点，这类操作或许还将导致文化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别无二致。
与上述观点相左，郭震旦《后现代之后如何重启宏观史研究——从三种“大历史”谈起》（《文史哲》2021年第4期）质疑了从微观进入整体的设想：“认为不研究完微观史就不能研究宏观史，无异于说不研究完微观经济就不能研究宏观经济。”他提出超越微观和宏观的对立，建立起多层次时空框架，而臧婧婧《宋代政治文化探析：以两宋皇帝罪己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等宏观和微观并用的论著证明了此两种方式可达到齐头并进的互补状态。
鉴于国内的微观研究远未达顶峰状态，实现整体观照的追求固然值得发扬，但微观史学的核心优势却不应被舍弃。此类研究摆脱了单一宏大叙事的纠缠，关注被传统研究所忽略的人群或主题，展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对历史的整体观照更加立体而有温度。如汪小虎《历史文本创作的微观过程：以“杨士奇举三事”故事衍生史为例》（《史学月刊》2020年第1期）、冯贤亮《晚明乡村士人的科举生活与社会交往——以魏大中的坐馆与举业为中心》（《古代文明》2020年第4期）、魏静《新文化史视角下的“神湫”信仰——以陇东南地区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等论文都体现了这一点。此外，通过对日常生活和边缘群体的深描，微观研究使社会史、科技史、地域史等领域出现文化转向，其价值尤其在近年来的灾害史、医疗史、记忆史等研究中得以突显。
诚然，文化史学的广阔领域造成该学科成果缺乏统一性和整体性，微观研究成果的良莠不齐也使文化史的研究内容显得不成体系，但这类研究正在推动学科活态成长，且还不至于使学科陷入研究困境。王笛《西方新文化史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认为：“要避免碎片化，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有对大问题的思考，能否上升到对个案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此而言，“非碎无以立通”作为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仍有其学术意义。
（三）文化共同体理论建构
文化史研究推动着对文化共同体理论的建设思考，主要表现为文化共同体的意识溯源、内涵厘清、功能发掘和建构途径四大方面。
由于文化共同体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学者们考察了其生成的不同文化阶段。从短时段看，苏航《从价值同构看北朝的文化变迁和民族凝聚》（《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认为民族与文化并不存在对应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共同体意识建基于高阶价值形态趋同的多元一体化。在长时段上，严庆、平维彬《“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认为从中国古代的“华夷一统观”到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观”,再到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贯穿着“大一统”的脉动。
中国的多种传统可以共存于同一社会，例如农耕传统和贸易传统、礼教传统和民俗传统等；中国的多个民族可以共存于同一地域，文化中的同类元素会遵循趋同与和谐的原理而相互吸引。学界早已避免造成文化同质性的假设，强调“异质共存”与“和而不同”的关系形态，如史金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背景和当代价值》（《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和李宝刚与张新南《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社科纵横》2018年第11期）等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培养文化共同体意识，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引导公民认同、维护价值原则等方面均有价值。沈桂萍《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认为，中华民族认同的核心是中华文化认同，使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共享历史文化记忆和现实文化形式，可提炼出全体社会成员的一般共识，为全体社会成员打牢认同基础和抬高文化自信。
为了堆筑扎实的学理基础，需要以实证研究深入分析文化传统的重要元素、内部结构、生成机制、传承路径，比较辨析各地文化传统的特征及其文化多样性。陈野《建构文化传统：中国方志的深层功能》（《浙江学刊》2021年第1期）指出，方志是形塑和维系地方知识体系、地方文脉传承、地方文化认同、地方生产生活秩序、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基层社会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有效途径。
二、研究的视域亮点和方法检讨
自从诸学科出现“文化转向”的趋势以来，跨学科的实践使每样东西都有了它自己的文化史。近年来，文化史研究不但包括器物文化、观念文化、仪制文化等专题，灾害文化、医疗文化研究也日渐兴起。广义的“文化”概念使文化史研究包罗万象，故而挖掘其研究亮点不仅要关注对象，更要考察方法和视角。
（一）文化史研究的问题亮点
1.跳出“器物”的文化深描。
刘中玉《从形象学到形象史学——郭沫若与古代史所的形象史研究传统》（《郭沫若研究》2020年第1辑）呼吁跳出“器物”,不仅梳理器物表面的形象和价值，还要追迹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在瓷器、服饰、建筑等研究热点中，已有不少学者将微不足道的器物置于一系列的背景之中，展现出从文化选择到文明进阶、从日常生活史到总体史的史学维度。扬之水《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二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接连出版，通过观展各地博物馆所得的材料，对古代家居用器、文房用具、金银首饰等各类器物作出细致考察，展现出名物背后的知识和诗意。顾年茂《德国迈森瓷器与中国文化》（《国际汉学》2021年第3期）发现大航海时代以后的全球物质流动是有目的地进行跨文化和跨政治边界的交换，而瓷器对西方社会构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2.文化与政治、经济史研究相融合。
陈锋《区域文化史与区域经济史的研究理路》（《湖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指出，中国的区域文化和区域经济具有共性和差异，早期社会的三大经济带对应着三大文化区，此后又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文化区。虽然目前学界主要是用政治、经济来剖析文化事象，但也有一些学者尝试用文化来解读政治、经济现象。李正君《魏晋故事：西晋德制的确立与正朔服色问题》（《史林》2017年第2期）发现西晋通过正朔服色制度，有意制造“禅让”神话，企图消减魏晋鼎革过程中武力胁迫的因素，从而形成了南朝时期禅代的独特政治文化。
3.群体心态的文化阐释。
在传统观念和思想体系以外，文化史的研究特色是关注微妙的心态或情感，并以此对文化现象作出独到的解释。
罗希《唐代胡乐入华及审美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发现胡乐以其对自由的追求和无限的生命感，与唐人情感产生了共鸣，使唐代的不同文明间发生了情感同构，不同地域间产生了情感融合。于赓哲《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中华书局，2020年）通过医巫关系、神医形塑、疾病认知等现象，揭示出疾病背后隐藏的文化态度。如史料话语权的过分夸大造就了南方的瘴气、蓄蛊、卑湿等污名，而这一观念又进一步成为横亘在南北方之间的心理边疆。夏炎《唐代石刻水旱祈祷祝文的反传统表达及其在地方治理中的功用》（《史学月刊》2021年第5期）认为唐代石刻所载水旱祈祷祝文片段运用“毁庙”“责神”等反传统表达，是地方官的一种治理焦虑心态的极端表现形式，但祝文的受众却从文字中体会到地方官的“德政”,反而达到地方治理之目的。
（二）多学科的交叉视角和新学科的拟建
跨学科的互动使文化史研究的视角多样，例如在练春海主编《制器尚象：中国古代器物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中，学者们采用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研究等多种学科方法，对整个古代历史时期的礼器、庸器、兵器、乐器、食器、明器、行器、权衡器等器物种类进行了全面的解码。
在多学科的立体视角下，一些研究专题得以提升为成体系的专门之学。自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出版至今，服饰史已成为融合考古、历史、戏剧、民俗、艺术等多重门类的新学科形态。黄强《褒衣洒脱博带宽——六朝人的衣柜》（商务印书馆，2021年）、蒋玉秋《明鉴：明代服装形制研究》（中国纺织出版社，2021年）、赵丰总主编《中国古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赵德云《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白化文《汉化佛教法器与服饰》（中华书局，2015年）、贾应逸《新疆古代毛织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等一系列著作均为服饰史学建构的代表性成果。
（三）史料形态的拓展与运用方法的改进
多维立体的跨学科研究之路使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异彩纷呈，如范子烨《“女娲作簧”:四重证据视域下的一个古史传说及其礼乐意义》（《艺术学研究》2020年第3期）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结合口述史料与活性态口簧艺术遗存来阐释“女娲作簧”文化意义。但为适应文化史研究的新形势，方法在接受之余更需要检验、调整和改进。
以二重证据法为例，成祖明、赵亚婷《重新检视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走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8期）主张“将考古归于考古，文献归于文献”;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认为“二重证据法”虽是古史研究的特色，但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是互补关系，若不加区别地结合会产生问题。史料和考古材料都是历史的产物而非历史本身，应采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各自范式进行多学科交叉与信息提炼、整合和阐释。这些观点说明任何证据都不能滥加使用，各类证据也尚有独立发展的空间，但多重证据并用的手段似尚不能完全否定，只是在来源上需要更加谨慎并遵循各自的学科规范，在按照各自学科规范得出科学结论后，才能进行有效整合。
就证据形态而言，作为文字材料的拓展与补充，图像在史料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图像证史等新的方法。贺西林《读图观史：考古发现与汉唐视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邢义田《画外之意：汉代孔子见老子画像研究》（三联书店，2020年）等著作，以及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孔令伟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等译著反映出以图证史的风潮益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代文化史研究室创办的《形象史学》刊物则带动了学术共同体的建立。扬之水《关于“形象史学”》（《形象史学》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认为形象史学是一种改换视角的阅读，在目前的研究中尚未被充分利用。
（四）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加入
新技术对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蔡大伟《古DNA与中国家马起源研究》（科学出版社，2021年）对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北甘青宁地区的11个早期青铜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遗址的98匹古代马进行了DNA分析，结合世界各地发表的古代马DNA数据，重构了中国家马遗传结构演变的时空框架，揭示了中国家马的起源。王子初《碎金风华：音乐文物的复制、复原研究》（科学出版社，2021年）总结了考古学界应用电子计算机X线断层扫描及3D打印技术、精密铸造工艺等现代科技方法复制、复原曾侯乙编钟、贾湖骨笛及西汉江都王刘非墓仿玉玻璃编磬等重要古代乐器的过程。
2015年海昏侯墓出土的5200余枚竹简和170余版木牍，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为学界提供了这批重要资料的初步整理及研究成果，书中的多数竹简、木牍及孔子衣镜等材料均为首次发布。此外，陕西西安江村大墓被确认为西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河南“许昌人”遗址出土的一座距今13500年的微型鸟雕像、河南洛阳发现的2600多年前戎人王级大墓、浙江余姚发现的大规模史前古稻田等新进展，均为制度文化、史前艺术、民族融合、丧葬习俗、社会经济等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五）文化史写作中“人”的回归
在学科交叉的视角下，由于学者的兴趣点、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不同，又受到不同时期学术风潮的影响，表述方式多有不同。近年来，在文化史的微观研究中叙事的比重逐渐加大，并且在“事”的基础上日益关注“人”,以此连接起了制度史、物质史、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使得对历史的整体观照更加立体、更有温度。加以大众文化史贴近时代、贴近民众、贴近日常生活，具体生动的叙事书写也与研究内容相符合。但在具体描述时，应防止对人的活动仅做平面化的记述，而要加入理论分析和意义阐释，以此为鲜活的叙事赋予独到的内涵。廖宜方《王权的祭典：传统中国的帝王崇拜》（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陶晋生《宋代外交史》（重庆出版社，2021年）等著作均将历史事实雕塑出故事的形貌，把分析和解释巧妙地融入叙事之中。
三、反思与展望
文化史研究的广阔内涵既带来了海量的研究对象，也提供了复杂的方法路径。近年来的研究趋势促使着愈来愈多的学科发生文化转向，但定位宽泛、理念模糊和方法叠用的问题亦需进一步解决。从学科理论来看，如欲建立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完善体系，树立本土概念和方法体系自是重中之重。微观研究和整体观照可达到共存互补的关系，文化共同体理论建构带动了学科增长点。从研究视野和方法来看，在文化史学如恒河沙数的问题域中，跳出“器物”的文化深描、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互动、群体文化心理研究成为了研究的新亮点；跨学科的视角带来了交叉研究，引发了将服饰史升级为新学科的尝试；多重证据虽能互补，却不可贸然叠加；新技术和新材料给文化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学术写作回归写人叙事避免了平面化，加强了阐释的可读性。
展望文化史的未来，如下三个方面或许是值得注意的发展方向：
一是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结合。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不同学科的差异以及史料保存多寡等不同问题的存在，其他国家、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概念难以被简单移植。在保持全球视野的前提下构建本土性的话语体系，在厘清学科边界的前提下合理借用方法，根据研究内容来选择和活用理论，或许是生成中国文化史学独立理论体系的有效途径。
二是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的交融并进。学界所批判的“碎片化”弊端，实在于结论之“碎”而非材料之“碎”。一些优秀的微观研究成果业已证明，这种积弊不应被归咎于微观史学本身。因此，如何避免造成琐碎无用之结论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尽管我们不能保证微观研究定然能通达整体性认识，但碎片与整体总呈相对的关系，一个较大的碎片就是其下的各个小碎片的整体。要之，宏观史学串联起了历史的脉络真相，微观史学则填补了宏观史学顾及不到的缝隙，为宏观史学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在正确评价两种方法的基础上，依据目标来选择和使用相应的方式或许才是正确的态度。
三是促进新兴子领域的成体系发展。文化史学擅于互通有无、择善而从，与传统门类相结合，阐扬文化意义是其一大特色。目前，在起步较早、基础扎实的文化史子领域，如器物、服饰、音乐等方面已发展形成势头健劲的研究专题，成果亦颇有新意。但在传统门类相对强势的领域，相关文化史研究还在新兴阶段，有待于积累出深邃的问题域，其切入方法抑或阐释路径亦有待于与旧有研究作出更清晰的区分。加强传统门类的文化史研究，将相关研究串联成链条化的体系，或许是文化史发展的又一增长点。
相信随着研究体系渐臻完善、研究方法日益进步、研究领域逐步拓宽，文化史的研究将不断站在新的起点上，迈向更加广阔的研究天地。（节选自《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