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 谌旭彬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钱穆先生在其著作《国史大纲》中，以“贫弱的新中央”和“对外之积弱不振”等标题深刻揭示了宋代的困境，从而诞生了“积贫积弱”这一精准概括。随着现代对古代中国的深入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宋朝文化的辉煌，它汇聚了千年的智慧，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史学巨匠陈寅恪先生曾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经济和科技的卓越成就，若以GDP衡量，宋朝无疑是当时世界的领头羊，其文明的先进性在全球范围内无出其右，甚至展现出近现代资本主义的早期迹象。这一发现激发了现代人对“李约瑟难题”的反思，他们开始聚焦宋朝，提出了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宋代能够持续其发展势头，中国是否可能在欧洲仍处于中世纪时就迈入资本主义社会，从而避免了后来的衰落与屈辱？
宋代就是这样矛盾，它被动挨打，但却创造经济奇迹，它割地求和，但却文化昌盛，不同的评价同时赋予宋代，这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这也反映出了人们对宋朝不同的历史记忆，宋朝到底是繁华还是贫穷？宋代的传言究竟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历史学者谌旭彬的新作《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解读人们对宋朝的矛盾认识。
对历史的解读，人们不能破除现下思想、社会意识、生活环境对过去历史的影响。宋史就是典型的例子，20世纪初国破家亡百废待兴时的中国，人们读宋史着重于政治军事以及对忧患意识的解读，而近年的潮流则是聚焦于其物质与文化的兴盛。现在提到宋朝人们脑海中第一个闪现出来的不一定是“杨家将”“靖康耻”，大有可能先想到的是“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这种文化自信的重拾，或许让人们觉得“弱宋”只是在说军事政治，而宋朝的社会和文化还是繁荣昌盛的，然而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书中从双向视角出发，解读两宋三百年间留下的各类史料，重新审视一个繁荣的社会表象之下，更加符合历史逻辑的宋朝另一面。
谌旭彬由下而上地聚焦在历史中的底层群体，这些人往往成为其他群体标榜功绩的陪衬，他们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苦难中的被拯救者、国家大事的默默执行者，同时也是在历史长河中被忽视的沉默者。谌旭彬通过生动的笔触，呈现了他们真实而又残酷的生存状态，揭露了两宋时期“以九千万贫弱者，供养一千万食税群体”的残酷现实，颠覆了人们对于古典中国黄金时代的传统印象，为全面理解两宋王朝体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深刻的启迪。
书中讲到了宋人与纸的故事，或许从这个点可以观察宋代的繁荣与贫瘠之间的矛盾。宋代文化的昌盛与出版业的繁荣有着直接关系，而出版业繁荣的前提是造纸技术的发达，这种发达从文化出版辐射到了宋人的民生。
现代人的常识中，纸张的功用主要还是书写与记录。但是在宋代，纸张还是宋人日常防寒取暖的必需品，纸张被宋人做成衣服或被褥，成为宋代底层人民的生活用品。穿纸衣的习惯源自五代十国时期，军阀的残暴统治让人们穿不起绢布衣，只能用纸来代替，这个社会现象也延续至宋代。
王安石形容边境战士吃不饱穿不暖，就提到了很多人只能穿着纸衣戍边。宋代政府救济穷苦百姓时，也常发放纸衣。政府还会收集各地的废纸，由官府统一化浆重新制作纸袄，以便帮助各地灾民御寒使用。同时，纸被子也应运而生，尤其是南宋时期，人们不像是在北方需要抵御严寒，南方的冬天，普通百姓大量使用纸被子保暖。可见纸衣、纸被子并非暂时的物品，主要还是其制造廉价，所以才被生活困苦的广大民众使用，以至于官方也会大规模制造这种产品。
南宋戏文《张协状元》中，出身贫寒的主人公赴京赶考，随身携带的也是廉价的纸被子。而主人公在路上遭遇强盗被洗劫一空，幸好得到贫女救助，然而贫女能拿出来的东西也只有米粥和旧纸被子。要知道布与棉的价格被炒到万钱，普通百姓哪里买得起，也得亏有纸保暖，不然就是“路有冻死骨”了。
纸衣、纸被子在宋代被广泛使用，市面上有很多生产制造这些用具的商家。这并非说人们真的喜欢纸做的衣服或者被子，但凡能用布的，人们绝不会用纸。宋代纸衣与纸被子的流行，绝不是什么生活习惯，或者是文人雅士口中的苦中作乐，主要还是生活在贫困线上的民众太多了，他们为了活为了不被冻死，只能用纸做的生活用品。
那么民众穿纸衣盖纸被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在宋代之前，造纸技术差成本高，老百姓无衣可穿的记载很多，那是因为穿不上纸衣。宋代之后，依旧有很多百姓无衣可穿的记载，但穿纸衣盖纸被未再成社会现象。在作者看来或许是棉花的引入和广泛种植，淘汰了纸衣、纸被。可以说以纸蔽体是宋代特有的现象，一方面宋代的记载中布帛锦缎极其丰富，宋哲宗时期政府的绢帛收入达到了2445万余匹之多，是盛唐峰值的3倍有余。另一方面，老百姓却用不起，打仗需要绢布，打败了更需要，皇家、士大夫、富户哪个不需要绢布，官府贷款给穷困百姓让他们养蚕织布，等到收税时百姓再缴纳相应的绢帛抵销贷款。所谓的朝廷采买，其实也是强制性的买卖，市场涨价了但官府不管这些，还是给你贷这些钱，让你交那么多布，老百姓只能倒贴完成任务，最后就是谁参与谁破产，到头来可能连纸衣都买不起。
从纸衣我们便能发现，所谓大宋的繁荣，是统治者的繁荣，是吃上红利者的繁荣，当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时，汴京城外、黄泛灾区、乡间村野那些焦点之外的地方却是另一番景象。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洪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