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一期间，弥补了一下年初没有聚会的遗憾，一群十几年没见的大学同学，在美丽的星城长沙再聚首于岳麓山下，重温大学时代，同时对各自的现状“点到为止”。

在闲聊期间，有好几位官二代没有追随父辈的脚印，要知道那时直系亲属里就有省级官员，其他人“处级”以上的应该不少。

有几个善于交际的老同学，把同学圈的职业都摸清楚了，据他们反映，除了少数人选择在体制机关就业外，大多数人原本以为要“子承父业”的人并没有进入体制内。

记得在打篮球认识一个哥们，他爸当时是他们市的常委，他当时的专业是本硕博连读的临床医学，据说后来还到韩国进修。

如果按照他的学历，进入体制内应该是科技副县长起步，几年内升正处还是很有希望，但是他却没按照这样的剧本往前走。

这哥们现在在深圳一民营企业，专门从事医美工作，据说还是个小股东，每年除去正常的生活花销，能存下个两三百多万。

其实，像他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大家从事的行业还比较分散，但共同的特点就是挣得多，很少见到有年收入百万以下的。

相反，那些父辈是体制外的朋友，进入体制当中人数还比较多，但目前还没有行政级别超过正厅级的，主要以副处级为主。

毕竟是985的研究生，还有选调生身份。

这样的就业现象，主要集中在比较有权力体制领导中，他们能够看到体制里面的变化，比如责任越来越大了，用权越来越规范，自然也不会把子女限制在体制里面。

那么，他们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县城机关里的二代三代自己有想法，而父母更门清。

比如，体制内很稳定，但一眼望到头。

这里面，原本已经通过了一两代人的努力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就是人们口中政治资源，但是这些资源拥有者的聪明才智，简直就是像一块璞玉，在那里都能够发光。

选择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体制只能给普遍的保障，但社会对于精英却没上限，不仅可以在海外生活，而且允许有多种可能。

又如，责任变大，被裹挟着走。

不论在哪个位置，都会裹挟着前进，谁的人生都会有些无奈，社会上，要是干得不爽了，还能换个老板，而体制内这样的却很少，明知是形式主义却还要去做。

官大一级压死人，服从安排不是说说而已。

再如，时代进步，用权更规范。

权力被限制了，就没有操作的空间，甚至感觉有点“缩手缩脚”，那些灰色地带变得非黑即白，都被党纪国法占领，而不是某一个人就想如何就如何的。

现在是终身追责问责制度，基本上是没有时间的追溯期限，想有权任性也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