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迪华，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从事城市生态学、景观社会学和景观规划研究与教学；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景观学与美丽中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生态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

新一轮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展开的规划体系转型背景之下，“景观规划”作为“空间规划”的别称，应当承担起更主要的责任。城乡规划专业应当在过去的基础上转向区域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当下中国的景观规划与城乡规划专业角色错位，相应的人才培养存在严重短板，导致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转型面临严峻人才挑战。转型过程中应当更加深化对落实“生态文明”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的理解。不断丰富和明确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需要的知识体系、理论支撑与实践经验。要避免因操之过急而走向过度在乎规划成果的表达形式，忽视因地制宜的规划成果内容与公共政策性质。应当赋予景观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事业转型过程中更加广阔和重要的作用空间。

Q=城市中国 A=李迪华

Q

您曾经在文章中提到过，“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修复的关系，二者无法分而论之。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国土空间生态保护，而国土生态保护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国土生态修复”。您认为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修复目前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解决？

A

首先，生态修复是有“尺度”概念的。常见的生态修复对象包括流域、石漠化土地、矿区废弃地、建筑施工等。它们之间存在巨大的尺度上的差异：流域，可大至上百万平方公里；集水区，可小至几十到几百平方米；一条大河，需要开展生态修复的可能是全流域，也可能是其中某一段河道，或一条支流。需要修复的对象可能是一个生态系统，也可能是不同生态系统的复合体，即景观或区域。生态系统有明显的尺度效应。就是说，理解尺度是由规划对象本身决定的，这是规划做到实事求是的前提。

如果不考虑尺度的作用，国土生态修复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比如，植树造林是重要的生态修复手段。笼统地说，植树造林是好事，但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到草原甚至荒漠地区去植树造林。荒漠之所以被称之为荒漠，是因为它缺水。不少干旱半干旱地方把有限的地表水甚至抽取深层地下水、或者远距离调水浇灌人工林。这样做得到的是脆弱的“小老树林”，还可能造成更大范围内地下水下降，加剧土地荒漠化等问题。这样的“植树造林”就是把“尺度”概念给弄错了，把一个小尺度的现象或概念用到了更大尺度上面。荒漠化地区偶尔会发现戈壁或沙地上长出树来，并不因此证明那个地方可以大面积植树。比如这几年特别红火的“蚂蚁森林”。一位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牧民和我交流她的困惑。她家受到“蚂蚁森林”资助在草地（推测为“荒漠”或“半荒漠”）上植树。在她的努力下培育出一片梭梭林。近年来她发现梭梭林下土壤更加干燥，沙化明显，草本植物覆盖度明显降低，老鼠洞增加。梭梭是一种沙质荒漠环境中适生植物。出现上述现象，应该是人工种植的梭梭导致地下水被过度消耗而下降所致。

其次，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和国土生态修复，一定要尊重科学。要做好某地的规划与生态修复，必须掌握这个地方的地质、土壤、水文、气候、地貌、生物以及文化传统。特别反感，一谈“生态修复”就是种树，就是“绿化荒山”。考察西南某石漠化地区的植树造林工程，大概每100棵树只有几棵成活。当地降雨充沛，气候分干湿两季。经常可以见到成片的茂密林地。仔细观察很容易发现阴坡和半阴坡，以及沟谷植被特别茂盛，阳坡通常都是光秃秃的。问计村民，如何让阳坡长树，村民说“修沟（保土截水）”和不让牲畜上山。村民还告诉我，只要牛羊不上山，用不了十年山上就会长满火棘（Pyracanthafortuneana）。村民所说的“修沟”就是用海绵国土的方式让自然做功来实现国土生态修复。

然后，最关键一点，专业的事情一定要交给专业，并由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央在2015年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与之相对应的是，却缺乏对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履职的生态责任要求。规划和设计是一项严谨的创意事业。严谨，体现在做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国土生态修复需要掌握丰富的多学科知识，并能够将这些知识与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相结合，开展相关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应用于解决场地的实际问题。创意，指的是每次项目都需要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规划解决方案，规划设计完成的成果永远是个案。事业，指的是规划设计机构和设计师/规划师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和环境责任，接受职业伦理的约束。保持规划师/设计师工作相对的独立性至关重要，是实现国土空间规划和国土生态修复“严谨的创意事业”定位的前提。

Q

是不是该像有些国家（例如美国）那样，规划和设计二者分立？其中景观规划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A

必须这样区分。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里，它经历了从Landscape Gardening（景观造园）的转型到120年前景观造园的现代化，进而发展为现在意义上的Landscape Architecture（中文翻译包括景观学、景观设计学、风景园林学、风景园林，包括landscape planning景观规划和landscape design景观设计两个方向），同时开启了现代意义的景观设计教育。这一发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中的到加强和普及，并以美国哈佛大学等为中心，衍生出了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专业。我国现代意义的景观规划与设计教育萌芽和尝试并不晚，已经有七十年历史了，和大多数国家基本同步。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20世纪历经了“几走几停”学科发展历程，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进入新千年迎来大好发展机会，进程中仍然面临各种困难。

首先，中国城市规划（现在叫城乡规划）专业先于景观设计学发展，他们把景观规划（landscape planning, 或空间规划spatial planning）纳入自己的专业范畴。城市规划专业在中国变成了典型的“画图专业”。通过一整套在实践中形成的从城市总体规划到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工作体系，把“画图”作为核心专业技能，不断地被强化直至僵化和饱受诟病。城市规划职能在国家宏观管理体系中的重大调整，应该和这个有很大关系。和国际接轨的城市规划，一般叫“区域与城市规划”，其主要职能是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和规划，空间战略规划和公共政策等。空间规划一般属于景观设计学专业，即现在目录中的“风景园林学”专业来承担。

其次，景观设计专业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遇到自身的问题，学科的现代化转型阻力重重，在服务国家需求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无论是70年前（1951年正式办学），37年前（1984年出现“风景园林”名称）还是10年前（2011年设立风景园林学一级学科）三次园林教育起步，我们的教育观念都基本上是与世界同步的，某些方面的观念和实践甚至是超前的。前行过程中受到来自传统园林文化理念、园艺植物的强势干扰，始终未能轻装前行直击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对规划与设计人才的需求，令人痛心和焦虑。

总而言之，城市规划专业长期“不务正业”，景观设计专业抱残守缺实力不足，一起造就了目前围绕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继续的城市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规划、城市设计和城市治理人才严重不足。国家宏观层面的规划体制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城市（乡）规划和景观设计的专业边界到了非清晰不可的时候了。

Q

高校应如何应对规划转型期间出现的人才缺口？具体到风景园林专业或城乡规划专业该有哪一些课程设置的变动，或者其他改革措施？

A

人才缺口很大，能满足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要求的人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空白”。服务好国土空间规划事业，应该是多专业和跨领域协作：第一个是“土地管理”，过去多承担城市之外的国土规划的指标控制，有一定专业局限。从“指标控制”向“空间控制”，所需的规划专业技能不具备。第二个专业是城市（乡）规划，长期局限于做建设规划，一时还难以很好地胜任国土空间规划任务。第三个专业是“风景园林”，本应该是国土空间规划事业的主导者，它的专业理念与办学指导思想在艰难的现代化转型中，导致这个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同样难以适应新的市场要求。国土空间规划事业不应该是某一个专业来独占，而是要跨专业深度协作，具体项目中谁可能做得更好就由谁来统领。

坚持呼吁清晰化城市（乡）规划专业和风景园林专业的边界，以回应国家需求。这样的专业教育前提下，规划设计市场上开展专业协作，各行其职，才是正常的专业关系。城市规划专业不应该深入对方的专业领域抢容易的事情做。风景园林专业因该主动革新，尽快实现现代化专业转型，将景观规划、空间规划、景观设计和生态修复作为当仁不让的专业核心。问题在于，风景园林专业不去“抢”，人家凭什么让给你？现在状态，二者都是不负责任的，社会可能会因为没有足够的专业人才而付出沉重代价。

不能寄希望于通过一两门课程的变动来实现国土空间规划人才的培养。人才成长首先是观念的改变，观念变了，他自然而然会去获取所需要的知识，而不是等人来教。然后才是有利于个人职业发展的知识结构。这里强调的不是学生为了谋生需要的全部知识，是学生在学校构建起来的知识结构有利于他需要时知道要自学什么，要和谁合作。面对实际项目时，通过自学和共同体成员一起，每次都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

师资严重不足，人才体制对引进能够教好规划于设计的老师的存在障碍，学生因此只能学习些王顾左右而言他的东西。很多高校风景园林专业没有改革的动力，实际上是师资的知识结构、知识储备难以顺应时代要求，难以理解国家人才需求，因此只能自言自语。引进合适的师资又受制于高校僵化的人事体制。一个对人才培养特别利好，对城乡规划专业和风景园林专业有胁迫性的信息是，南京大学、北京大学这样一些有强大地理学传统的综合性大学已经开设“国土空间规划专业”。既然旧瓶装不了新酒，那就干脆造一个新瓶。未来中国的规划人才的缺口，通过综合性大学的地理、生态、环境科学延伸出来的空间规划专业来弥补，很可能成为一种趋势。国家需求在，市场人才需求在，那就一定会有人想着去弥补。如果这些高校的办学不能坚持人才培养的专业要求，忽视跨专业、跨领域协作的需要，认为推出个新名字就可以为所欲为，重复之前发生过的“套路”、“拣容易的做”、“赚快钱”做法，那就真的很不幸了！

Q

在当下的国土空间规划中，景观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关系是怎样的？二者如何更好地结合？

A

景观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皆由19 世纪的三大运动（公共卫生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与城市美化运 动）发展而来，可谓是同根同源。通常，我们认为最早的景观规划实践是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于1864年制订的加利福尼亚州约塞米蒂谷规划，还有他在1891年完成的波士顿平原与河道规划。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景观规划缘起于人文主义规划大师帕特里克.盖迪斯（Patrick Geddes）的区域环境规划。1915年，盖迪斯在大尺度规划分析中提出基于“调查-分析-规划”的方法，强调把自然地区作为规划的基本框架，这显然可视作对贯穿景观规划理论始终的“适宜性分析”和叠图法的溯源。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景观规划、城市规划范式各自朝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景观规划与生态规划合流，而城市规划逐渐抛弃了理性主义规划范式，更多转向一种公共政策和城市治理工具。

进入新世纪，景观规划与城市规划越来越多的视角交叠和价值共识，例如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生态城市主义》（Ecological Urbanism）表达了对当代城市化需敬畏自然的谦逊态度，“世界是唯一的，维系人类生存的环境一直存在，人与自然的二分法始终只能是一种错觉”。而“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则唤醒了建筑师、规划师与景观师共同的热情与想象，他们都认为景观能够提供一种丰富多样的‘媒介（medium）’来塑造城市的形态”。

因此，站在我所接受的城市规划专业教育和景观规划教育的中间地带，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跨过藩篱，从生态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二择其一”的思维向“二者及其它”的多元思路跃迁。

回到国土空间规划转型的话题，即忘记“规划以何为名”，新的国土空间规划要服从一个简单的“元规则”，即自然资源保值增值，希望能激起更广阔的思考。

文章来源：城市中国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