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丽华、易梅等 纵横杂志
1966年3月，大众哲学家艾思奇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他的后人在整理其遗物时，在他的大办公桌中发现了他珍藏多年、从不示人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中除了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其父李曰垓记录朱德在护国战争时期军事活动的手迹、一本他写于30年代一寸多厚非常黄旧的竖排版著作《辩证唯物主义讲授提纲》外，还有一张特殊的照片，照片背面记录了当时的事件：“在上海看到好友聂耳去世的报道。”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当噩耗传来，艾思奇和郑易里（聂耳和艾思奇共同的好友）是怎样的震惊和悲痛。
1935 年，艾思奇（右二）和郑易里（右一）在上海看到好友聂耳去世的报道
艾思奇的后人说：“自从我父亲离开上海，在数十年辗转中丢失了无数珍贵的照片和书籍，而这张照片他整整保存了30年，由此可见他对青年时代的挚友聂耳的感情是多么深沉。”而聂耳能走上音乐创作道路，和艾思奇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比聂耳（原名聂守信）大两岁，两人都是云南人。
幼年时，他们在昆明住得很近，且两人都自幼接受音乐的熏陶。聂耳喜爱民族音乐，艾思奇则因为受家庭的影响，喜爱西洋古典音乐。相仿的年龄、共同的爱好和两家很近的距离，使两人结为好友。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两家祖上都有少数民族血统，且有过侨居海外的历史。聂耳的母亲是傣族人，艾思奇的祖先黑斯波是蒙古色目人。
艾思奇和聂耳都诞生在山清水秀的云南，那里孕育了他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和对华夏灿烂文明的满腔热忱。
两人去世后，也都魂归故里，长眠在七彩云南的青山绿水之间。他们创作的“一首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和“一本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中国几代青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左为聂耳，右为艾思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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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内忧外患的时代中一起成长
1910年3月2 日，艾思奇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后水碓村。他的祖父李德润是滇西华侨儒商，常年往来于家乡腾冲和缅甸（英国殖民地）之间做生意，他的“双文化”（中、西文化）教育观对儿孙们的成长有很大影响。云南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母亲把两岁的艾思奇从腾冲带到昆明与父亲李曰垓团聚。
幼年艾思奇和妹妹李贤贞
李曰垓是同盟会成员，1911年西南地区辛亥革命和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脍炙人口的《讨袁檄文》就出自他手。李曰垓集文人、武将身份于一身，在云南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都督府中历任军政部次长、秘书长、民政司司长、司法司司长以及西藏宣慰使等职。
所以，艾思奇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实际上是在云南民国革命军政领袖圈子的熏陶之下度过的（包括他的义父蔡锷）。从幼儿阶段到小学，他的整个教育在当时都是新（西）式的。而在家里，父亲李曰垓精通先秦诸子学说，对老庄墨子钻研尤深，推崇墨子的“兼爱互助”，主张“兼爱”“实践”。他的学问、思想及做人品德对童年的艾思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23—1925年间，李曰垓作为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驻香港代表，负责联络西南各省势力。在任驻港代表期间，13岁的艾思奇随父亲来到香港，在香港的广州岭南大学香港分校小学部高年级读书。
1925年春孙中山去世后，李曰垓辞去大元帅府驻香港代表职务，后来相继流寓于上海、南京、苏州等地，艾思奇亦离开香港。
1916 年1 月，护国军将领出征誓师纪念照。左起：第一军秘书长李曰垓、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总参议殷成瓛、第一军总参谋长罗佩金
聂耳1912年2月14日出生于云南昆明，是聂家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关于聂耳的生平，冯素陶（艾思奇大哥李生莊的同班同学、“新滇社”成员）回忆说：“聂耳，云南玉溪人，原名聂守信，家道清贫，早年考入完全公费的昆明师范学校，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10个玉溪人，9个能唱灯”，聂耳的母亲彭寂宽是个唱灯的高手。聂耳还在襁褓中时，母亲就会唱着玉溪花灯哄他入眠，那些优美动听的旋律可以说是聂耳最早的音乐启蒙。聂耳虽然家境贫寒，但他从小就显露出对音乐的爱好和天赋。
大家都说，只要能从耳朵进去的，都能从聂耳的嘴里唱出来。童年的聂耳先后向家人及邻居学习过竹笛、二胡、三弦、月琴等民族乐器，还接触过滇戏、花灯、洞经调等当地民间音乐。音乐梦的种子在聂耳内心深处悄悄萌芽。
8 岁开始学习吹号的聂耳
聂耳的小学时代是在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和求实小学（高小部）度过的。在求实小学期间，他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利用课余时间自学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担任学校“儿童乐队”指挥。勤奋好学的聂耳还被选为学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并荣获该校第一号学生奖状。
1924 年求实小学音乐团与教师合影，前左持三弦者为聂耳
上中学期间，聂耳还表现出对英语的极大兴趣，曾每晚参加由法籍教师柏希文开办的英语学会，进行英语补习。补习英语的同时，他也向柏氏请教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的弹奏。
除了积极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活动之外，聂耳还主动投入到进步学生运动中，参加了“五卅”惨案后援会等。
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平日的实践锻炼让聂耳开始思考人生道路，他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并在作文课业中表现出对时事的关注及鲜明的同情劳动人民的观点。
2少年相知的战友
1925年，艾思奇从父亲流亡地苏州回到昆明，进入云南省立一中做插班生。回到昆明的艾思奇和幼年旧友聂耳重逢。
由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此时的艾思奇已经相当成熟，跟同龄的少年很不一样。在时任云南共青团创始人和领导人、云南省立一中老师（图书馆主任）李国柱的介绍下，艾思奇和聂耳都加入了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并很快成为昆明进步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也是在学生运动中，两人从童年时代的朋友成为真正的知交和战友。
艾思奇知道聂耳喜爱音乐，便多次在音乐上帮助他。聂耳在学校成立了一个以简单的民族乐器演奏为主的小乐队，曾经风靡一时的流行乐曲如《梅花三弄》等是他们最爱演奏的曲子。一中举行文艺晚会，艾思奇也常邀请聂耳的小乐队参加。
但艾思奇曾对聂耳说，像《梅花三弄》这类的乐曲容易使人意志消沉，不能使人振奋，没意思。
1925年，“五卅”惨案的发生震惊全国，各地学生和民众情绪激化，纷纷站出来声讨，昆明也不例外。
云南省立一中是五四到“五卅”时期云南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最活跃的一所学校，教职员中有不少人都是中共党员，包括图书馆主任李国柱、教员楚图南（艾思奇的老师）和陈小航（又名罗稷南）等。他们有意识地联络一批学习勤奋、思想进步的学生，组织他们成立学生自治会，并创办了进步刊物《滇潮》。
艾思奇作为省立一中的学生，思想极其活跃。他为校刊《滇潮》写稿，主张反帝反封建，抨击云南军政领导者唐继尧，并参加了昆明市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声援大革命的示威游行。他还是共青团外围组织“娱乐会”的成员，曾男扮女装登台演话剧。他组织发起“青年读书会”，在校内外征寻“思想进步、爱好读书”的同伴，一度有40多名会员加入。
聂耳也是“青年读书会”的成员，是个读书迷，裤包里经常装着书，一有空就随手掏出来读。艾思奇和聂耳经常就读书内容在一起探讨交流。艾思奇喜欢把当时许多刊物，如《学生杂志》《东方杂志》《小说世界》《生活知识》《世界周刊》，还有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书刊借给聂耳。
艾思奇还参与了一所职工子弟夜校的工作，既管理教务，也担任教员，学生是附近工厂的工人和街道穷苦人家的孩子，经费由学生自治会提供。艾思奇和同学们白天一起在一中上课，晚上在夜校当“小先生”，整整坚持了两年。
可以说，少年艾思奇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思想是与大革命的脉搏息息相通的，他参与政治的热情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在这时已经打下了基础。
“五卅”惨案发生后，云南省立一中为声援上海的反帝斗争，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音乐晚会。聂耳率自己学校的乐队参加了演出，演出节目是《梅花三弄》《悲秋》之类大家熟悉的乐曲。散会后，聂耳找到了艾思奇，向其征询对演出的意见。艾思奇神情庄重地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写曲子呢？你要搞音乐，想成为音乐家，就应该自己作曲。你一定能够自己作曲，不会作曲，最多只是个吹鼓手。”这番语重心长的话，就像一个大哥哥对弟弟的忠告，是一片肺腑之言。13岁的聂耳听后，兴奋地挥着双手说：“对！我一定要做个为中国人争光的音乐家！我要谱写振奋中国人的曲子！”相同的志向、相近的兴趣爱好，让两位少年越走越近。
1926年，滇军首领唐继尧以“革命元勋”身份称霸西南，自称“联帅”，欲做“东大陆主人”，李曰垓与之彻底决裂，并撰《讨唐檄文》。在省立一中读书的艾思奇因为参加进步革命活动遭到当局的抓捕，唐继尧扬言：“抓不到老子（指李曰垓），就杀掉他的儿子! ”
在一位英国牧师的帮助下，艾思奇离昆经越南至香港，又从上海赴苏州，到了父亲的流亡地。在苏州期间，父亲不仅亲教他读《老子》《庄子》《墨子》、佛教因明学和西方哲学等，还时常带他与李根源、章太炎等先生相聚研谈国学。
在父亲及周边饱学人士的引导和熏陶下，少年艾思奇逐渐步入中西哲学的奥妙殿堂，形成了抽象思辨的爱好和能力，也树立了忧国忧民的世界观。
政治上失意的李曰垓希望艾思奇走“工业救国”的道路，于是1927年3、4月间，艾思奇到达日本东京，准备投考工业学校。在那里，他还结识了李葆华、廖承志和黄鼎臣等人。
好友艾思奇离开昆明后，聂耳内心也萌生了到外省探索真理、寻求出路的想法。他1927年夏初中毕业后，从当年秋天至第二年冬天，历经三榜考试，终于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外国语组，主修英语。
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音乐教师的张庾侯，开始跟他学习小提琴。课后，聂耳与三哥聂叙伦等人经常在家里进行民乐合奏活动。
1928年，聂耳正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及进行有关刻印、张贴传单以及参加示威游行等活动。11月底，出于实际斗争的需要，他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滇系军阀范石生所招收的“学生军”，秘密离开昆明，经越南、香港等地到达湖南郴州，接受所谓的新兵训练。
1929年3月，他随军南下广州，同年4月8日被该部队遣散，流落广州。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艾思奇与其他留日学生一起，为抗议日本的暴行而罢学回国。这时父兄已回到昆明，艾思奇将在日本购买的日文、英文、德文、俄文哲学著作秘密运回家中，藏在楼上檐下的夹层里。
在这次离日回昆期间，艾思奇研读了大量的哲学经典著作，认真思考了宇宙人生的问题。他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人生的科学真理，但古代哲学都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感到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
读书的艾思奇
艾思奇从此重新考虑人生的道路。在日本时他就曾给父亲写信说：“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他进一步确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1929年5月，心灰意冷的聂耳从广州重回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插入原班继续学习。回到昆明后的艾思奇和挚友聂耳有短暂的相聚。
艾思奇将从日本带回的一些欧洲作曲名家的传记如《贝多芬传》等赠给好友，还将《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河船夫曲》等译成中文教聂耳演唱。之后，聂耳又在音乐会上将这些曲子教给别人，使这些乐章很快在群众中流传开来。
在广州的挫折并没有使聂耳消沉，他开始尝试以文艺的方式参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他先是与张庚侯、廖伯民等友人一起组织九九音乐社，10月又参加了该校戏剧研究会举办的一系列中文话剧的演出活动。他还积极参与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年救济团的各项针对反动派的斗争，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
1930年毕业前夕，家人在得悉聂耳有被捕的危险后，于7月10日帮助他随云南一商人匆匆逃离昆明，绕道海防（属越南）、香港，到达上海。
同年春，为了不再遭敌人暗算，艾思奇再一次赴日本求学，并考入福冈高等工业学校冶金专业。
3艾思奇在上海写出《大众哲学》，聂耳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
1930年7月从昆明抵达上海后，聂耳投奔了“七叔”郑易里。
郑易里原名郑雨笙，也是艾思奇的好友（曾与艾思奇、李公朴一起创办《读书生活》杂志)。郑易里在上海替他二哥郑一斋照顾着一间专卖云南土特产的批发商店，做生意的同时也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并介绍聂耳也加入了“反帝大同盟”。郑易里利用做生意的有利条件为掩护，营救、帮助了许多革命同志。
到达上海后，聂耳先在云丰申庄采购站工作。云丰申庄于1931年3月倒闭后，聂耳于4月报考了“明月歌舞剧社”。主考人黎锦晖慧眼识英才，破格录取他为乐队练习生，师从乐队首席王人艺、外籍教师普杜什卡刻苦学习小提琴。在这里，在黎锦晖等人的建议下，聂耳在自己的姓氏后加入“耳”字，正式将名字由聂守信改成了“聂耳”。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相继被日军占领。21岁的艾思奇抛弃了在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籍，和廖承志等人愤然同船回国。他对大哥李生莊说：“我要努力学习，用手中这支笔作武器，从理论上对敌人进行战斗！”
艾思奇回国后，先到上海，后回到昆明。当时昆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他仍然受到监视。他想继续出国留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故乡德国去，但官费私费都无路可通。他的父亲这时已在云南当上殖边督办，搞实业救国，希望艾思奇去做助手，但艾思奇认为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是“为虎作伥”，根本不愿去。
于是1932年初，他来到上海，开始陆续用笔名“艾思奇”发表文章。他将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东方的哲学精髓相结合，开创了一条前无古人的哲学（唯物辩证法）大众化之先河。
聂耳和艾思奇来到上海后相继改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聂耳原名聂守信，“信”是仁义礼智信的“信”，李生萱的“萱”带草字头，古人常以香草来比喻人格的高洁，二人改名之举表示了一种与过去生活告别的决心，也是其世界观、人生观转变和形成的标志。聂耳的“耳”字，有让音乐充盈于人民之耳之意，表现了要倾听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心声的决心；艾思奇的“思奇”，表示出对新事物、新思想的渴求，他要用新思想去启发唤醒大众。
在上海，云南同乡的圈子很小，但彼此关系都非常密切。聂耳和艾思奇之间也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往来频繁，这在友人的回忆和聂耳的日记里都曾提到。
冯素陶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说：“聂耳借路费到上海开拓前进的道路，经人介绍到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团工作。对明月歌舞团的台柱女歌星徐来的靡靡之音，聂耳很反感。参加了进步的文艺组织之后，他就到与地下党有关系的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创作了一系列革命歌曲。聂耳在上海的这段时期，工作很勤奋，争分夺秒地工作和学习。为了创作《大路歌》，他成天成夜在外滩码头工人中体验生活。他的创作不单来源于书本知识，也来源于现实生活，现实社会的苦难使他的思想与艺术同步提高。聂耳的学习亦很刻苦，下班后就在他租借的霞飞路附近的小楼上作曲或练琴，提琴、钢琴都练。每月微薄的收入，支付房租、钢琴租后所剩无几，生活困难，艾思奇对聂耳也时有帮助。”（冯素陶《艾思奇逝世三十周年祭》，收录于《缅怀与探索——纪念艾思奇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版）
聂耳在练习小提琴
当时为了抵制国民党对国统区实行的文化“围剿”，中共地下党组织认为有必要把进步的作家团结起来，共同对敌，1930年3月“左联”因此成立。很快，左翼组织成员就不光是作家了，还吸引了社会科学界、电影戏剧界、美术界、教育界、新闻界、音乐界等大批左翼文化青年的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和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相继成立。1930年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1932年到上海后，艾思奇开启了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
1932年发生的“一·二八”事变对聂耳的思想产生了很大震动，促使他再次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这年4月，他结识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以下简称“剧联”）负责人田汉，通过田汉介绍加入了剧联及其剧评小组，开始了他在剧联的活动。聂耳参加剧联后认识了不少文艺界的朋友，他们大都是年轻人，一到节假日，聂耳就带着一帮年轻人到郑易里家里聚会，吹拉弹唱很是热闹。
1932年8月初，由于和黎锦晖在明月歌舞剧社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有分歧（聂耳一派希望面向大众，黎锦晖一派还是坚持所谓香艳的节目），聂耳宣布退出明月歌舞剧社。之后他来到北平，住在宣武门外校场路1号的云南会馆里（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来北平时也住在这里），希望在这个城市谋得一份新职业或者找一所大学完成读书的愿望。他参加了当地左翼剧联和音乐家联盟的活动与演出，并于次月报考北平艺术学院音乐系。但参加了文化公共课的笔答初试后，未能通过。
兴味索然的聂耳见身边有人去日本发展，便也萌生了去日本的想法，他随即写信征求郑易里的意见。聂耳在1932年10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算望到雨笙（郑易里）的来信了。生萱（艾思奇）转交的信，被他（郑易里）六哥先看过便随便丢了，他最近才发觉。”郑易里在回信中给聂耳分析了现在去日本的种种不合时宜，并附上 30元钱，聂耳便又回到了上海。
同年11月，聂耳进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一厂工作。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剧联音乐组“苏联之友社”的活动，并组织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
在和聂耳的交往中，郑易里也发现聂耳有着从生活中感悟音乐旋律的极高天赋，便启发他自己作曲。再加上艾思奇之前也给过他建议，聂耳茅塞顿开，开始找一些与作曲有关的书来看，练习作曲。他在联华影业公司干得越来越顺手，才几个月工夫，就从场记做到了音乐股主任。
在这期间，聂耳十分勤奋，创作出一批振奋人心的歌曲。1933年，他为电影《母性之光》创作了插曲《开矿歌》。这是他的处女作，受到导演和观众的好评，也极大地鼓舞了他创作的信心。
聂耳在进行创作
这一年，聂耳还由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艺术才华也得到进一步发挥。
在此后的两年里，聂耳的音乐天赋开始充分释放。他于1934年4月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中国唱片厂前身），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初进“百代”，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工作助手，但是很快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他为电影《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创作了音乐作品，还在百代国乐队进行了一系列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方面的改革试验，并根据云南等地民间乐曲改编完成《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四首民乐作品……他的音乐作品不断涌现，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唱。
1934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员的艾思奇开始撰写“哲学讲话”专栏（后结集成《大众哲学》）。
李公朴之女张国男曾回忆：“1930年11月，父亲（从美国）回国（到上海），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介绍父亲认识了《申报》创始人史量才先生。1932年12月《申报》创刊60周年时，父亲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全力支持和资助下，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1933年，图书馆成立了‘读书指导部’，受到各方的支持……社会科学联盟派来艾思奇，作家联盟派来夏征农。接着，《申报》开辟了‘读书问答’专栏。1934年11月，《申报》‘读书问答’栏被迫停办，父亲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出版。《读书生活》半月刊由父亲任主编，柳湜、艾思奇、夏征农任编辑，艾思奇还负责撰写‘哲学讲话’专栏。”
上海时期的艾思奇
艾思奇在上海近6年，这是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段时期。他还为“反帝大同盟”起草了宣言，领导成立了由一些文化工作者参加的“哲学研究会”，定期组织讲座，自己曾主讲西洋哲学。
1935年初，刚任联华影业公司二厂音乐部主任的聂耳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这本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因为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抓捕名单，迫不得已，聂耳于4月15日离开上海，拟途经日本赴欧洲和苏联考察学习。离开上海前，他曾在艾思奇家里避难。
同年5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临去日本前，聂耳把自己暂时不用的物品，包括日记、信件、照片等都交给自己最信任的长辈郑易里保管。但是郑易里和艾思奇谁也不会想到，这次与聂耳的分别，竟是诀别。三个月后，传来了聂耳于7月17日在日本藤泽市游泳不幸溺水身亡的噩耗，聂耳时年只有23岁。
报纸上刊登的聂耳去世的消息
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为聂耳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很多群众自发前往吊唁，艾思奇和郑易里都参加了追悼会。
8月底，聂耳的骨灰由郑易里的六哥从日本护送回国，放在上海云南货栈的仓库里，后由聂叙伦从上海带回昆明，埋葬在风景优美的西山美人峰。而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因为契合了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年代青年人的爱国情感，鼓舞了全国人民奋起抗争、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前进的勇气，一炮而红，逐渐传唱开来。他用作品实现了少年挚友艾思奇对他的真诚鼓励和殷切期待。
聂耳的突然离世对艾思奇打击沉重。可以想见，聂耳去世后，每当听到《义勇军进行曲》，艾思奇是种怎样的心情。
4友谊因心灵相通而永续
聂耳去世后，同年10月，艾思奇加入中国共产党。选择在此时入党，显示了他非凡的勇气与坚定，因为此时上海正处于极度的白色恐怖之中。
此时，艾思奇已开始了《大众哲学》的写作，虽然还没结集成书，但通过每期在《读书生活》半月刊“哲学讲话”栏目连载（从1934年11月连载到1935年10月），已经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36年，《读书生活》半月刊转成“读书生活出版社”，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成为该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当书出到第四版时，为了躲过反动当局的查禁，艾思奇将书名改为《大众哲学》。
这本通俗的哲学著作一经面世，就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很快销售一空。当时，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在青年中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不满与焦虑，国将不国的危险与日俱增，因为精神无法安顿，很多青年开始读“禁书”、求“新知”。恰在此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与读者见面。有读者说，当读到书中的内容，就像在“闷热的气候下畅饮甘泉”，甚至有精神极度苦闷的青年因为读了《大众哲学》而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艾思奇当时的想法是：“我们这个国家能有机会受教育的人不多，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我们写文章、做工作一定要把这些人当作我们的对象。”他始终关注民众的切身利益，坚持和提倡在文化启蒙运动中走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这点和鲁迅先生不谋而合。鲁迅先生曾经呼唤：“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而艾思奇就是这样一位真心向着广大“荒寒者”发温煦之声、伸至诚援手的“精神界之战士”。
毛泽东对《大众哲学》非常欣赏。1941年，他托人给在苏联的两个儿子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籍，其中就有《大众哲学》。
对于《大众哲学》的“威力”，连蒋介石也毫不讳言。从台湾回来的马璧老人说，蒋介石反思败给共产党的原因时，不止一次地自认为非输于中共之军队，乃败于艾思奇之《大众哲学》，他要求蒋经国和台湾军政要员都要读这本书。
马璧为艾思奇纪念馆题诗，上书：“‘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一九四九年蒋介石检讨战败原因，自认非输于中共之军队, 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一九五七年时，蒋经国尚提到《大众哲学》思想之威力。特写此诗七言绝句一首书赠艾思奇先生纪念馆留念。马璧 1984.7.10. 北京”
与艾思奇一样，聂耳的作品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他去世后更成为其生命的延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聂耳在他短暂的一生里，共创作了42首音乐作品。如1932年创作的《进行曲》《圆舞曲》《天伦之爱》；1933年创作的《开矿歌》《饥寒交迫之歌》《卖报歌》；1934年创作的《走出摄影场》《一个女明星》《雪飞花》《牧羊女》《新女性》《小野猫》《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苦力歌》（后名《前进歌》）《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飞花歌》，民族器乐曲《翠湖春晓》《金蛇狂舞》《昭君和番》《山国情侣》；1935年创作的《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逃亡曲》（后名《自卫歌》）《塞外村女》《打长江》《采菱歌》《铁蹄下的歌女》等。这些作品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卓越的艺术性，更重要的是具有严肃的思想感情和高昂的民族精神。
尤其是《义勇军进行曲》，一经诞生便迅即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呐喊出中国人民谋独立、求解放的心声。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爱国人士和支持中国的国际友好人士在集会或游行时都演唱《义勇军进行曲》。
1937年淞沪会战开始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八百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
同年7月31日，因主张抗日救亡而被捕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救国会七君子获释时，他们和数百名前来迎接的群众也一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0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该曲，并在1941年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其撰写了序言。
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后，同盟国在集会时，《义勇军进行曲》也被选为代表中国的歌曲。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1982年1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直到今天，当雄壮的国歌声响起时，人们都不由得燃起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民族自豪感。2009年9月，聂耳也因为自己的贡献，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本文选自《纵横》2022年第6、7期，文字有删改。作者聂丽华系聂耳侄女、《聂耳传》作者；青山系聂耳侄外孙、电影《为国而歌》编剧兼导演；李兵系四川大学哲学教授、聂耳远亲；易梅系艾思奇之女；黄思昊系艾思奇外孙；郑璀系郑易里之女。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