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许琪发现，与男性相比，老年人才是提升女性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如果丈夫多做家务、多带孩子，并不一定能提升女性生育的可能性。真正能起作用的是老人，因为他们是夫妻之外的‘外部力量’，他们的参与才能真正缓解小家庭的压力，保证双职工家庭的工作能力和收入都少受影响。”
但新生育时代的来临，也伴随着“新老人”的产生。天伦之乐似乎不再具有那么强的吸引力，“比起带孙子，喝茶才是正经事”。
“老人不帮忙带娃”，这是整个社会和家庭需要共同面对、解决的综合性问题，而不只是老人或女性独立面对的困境。
题图 | 《川流不“熄”》清晨，刘阿姨轻摇折扇，走在通往公园的小径上。每走几步，就有熟人跟她打招呼。这是刘阿姨退休后常来的公园，每天8点，她会在这里和拳友一起打太极，享受晨练时光。与此同时，公园里也不乏推着婴儿车遛弯的老人。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刘阿姨，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拒绝带孙的她，决定把退休生活留给自己。如今，有越来越多像刘阿姨这样的退休老人，在传统观念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中，尝试与后辈在育儿问题上达成平衡。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指出，基于教育、养老、医疗、生育、托育等多方面压力，部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有所下降。他建议：“（他们）应抓住有效的生育期，借助亲友之力解决暂时的困难，以免错过最佳生育期。”
郑秉文所指的“亲友”，通常指年轻人的父母。在国人的传统认知中，父母理应帮助子女，照顾孙辈，并形成一种传承。但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里，老年人更倾向于摆脱照顾孙辈的责任，享受退休生活。他们正在以行动树立一个新标签——“新老人”。
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1962—1975年）出生的人，是“新老人”的主体。民政部、全国老龄办2024年10月发布的《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9697万人。这些“新老人”的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实。他们向年轻人学习，积极适应数字化时代。大部分“新老人”表示自己很忙，这与公众对老年人退休生活的刻板印象——普遍清闲、孤独——有所不同。除了体育锻炼、旅行等线下活动，超过半数受访者表示，自己每天忙于在线交流；还有超过20%的老人忙于上网学习，平均在线时长为每天2小时。他们也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退休后，不用帮子女带孩子吗？”
刘阿姨生于20世纪50年代，每月退休金有上万元，加上没有房贷，生活相对宽裕、放松。退休后，她的生活依然丰富：在老年大学上舞蹈课，参与书画协会的展览活动，组织老同学、老同事聚会，与朋友定期结伴旅游，等等。退休这几年，她去过西藏、新疆，冬天去东北滑雪，夏天去云南避暑。
刘阿姨的想法很有代表性：退休后就应该享受生活，而不是自愿承担照顾孙辈的任务。与此同时，刘阿姨的独生女儿李楠正在陷入“丧偶式育儿”的局面：公婆以“退休后还需工作”为由，拒绝帮忙；丈夫则忙于创业，经常早出晚归，育儿重担落在李楠一个人身上。李楠曾请母亲帮忙照顾孙子。尽管心疼女儿，刘阿姨还是婉拒了：“我年轻时是职业女性，吃了一辈子食堂，连饭也不会做。让我带孩子，比带项目还难。”刘阿姨建议女儿去月子中心坐月子，之后如果要请专业的育儿嫂，她来出钱。“照顾孩子方面，专业人士比我有经验。如果有经济困难，我可以提供一定的资助。我认为，老年人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儿女提供帮助，而不是无条件地全力以赴。”
（图/《出走的决心》）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多样化的退休生活，而不是绕着孙辈转。他们身体尚属健康，拿着退休金，正是有钱又有闲的时候，学习新技能，参与新活动，人生有无限可能。刘阿姨说：“退休后才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始，老年人的自我实现同样有价值，我们没有义务为子女照顾孩子。”卢奶奶的情况和刘阿姨相似，她认为，“老年人带孙应该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义务”。61岁的卢奶奶是一名纺织厂退休工人，居住在广州。退休后，卢奶奶加入一个老年舞蹈队，每天和同伴一起排练，还受邀上过央视。
她称自己的退休生活“非常忙碌”。卢奶奶的丈夫是本地人，有一些可稳定收租的房产，爱好钓鱼，一出去就是一整天。而卢奶奶每天上午8点准时去珠江边和老姐妹们跳舞，10点半“收队”后再一起上茶楼喝茶。像卢奶奶这样的广州师奶，喝茶是她们每天最重要的行程之一，甚至可以说，“比起带孙子，喝茶才是正经事”。为此，她经常坐40分钟的公交车，从海珠区到荔湾区跟老姐妹们碰头：“那里的茶楼平靓正，很抵食（划算）。”
（图/《郊游》）在子女眼中，卢奶奶生活清闲，身体也不错，帮忙带孙似乎理所当然。但儿子提出请她帮忙照看2岁的孙子时，卢奶奶仔细考虑后拒绝了：“带孙太累了，我一怕带不动，二怕带不好。人老了应该享受自己的生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老年人不参与隔代抚养，这种情况在广州绝非少数。通常，这类老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并不与子女同住，只有周末家庭聚餐时才有机会见一见孙子、孙女。在帮助子女分担育儿压力时，他们更愿意“出钱”而非“出力”。这一代“新老人”对个体自由和退休生活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同时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诉求，而不再是牺牲自己的后半截人生。
小麦夫妇都是85后，在上海生活。他们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也是“421”家庭结构中的夹心层。
小麦今年年初生了二胎，夫妻二人的生活更忙碌了：丈夫每天早上8点前把大宝送去学校，再以最快的速度在8点半前赶到公司。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没有给大宝报小学托管班，小麦负责大宝中午、下午的接送，与此同时，她还得把刚刚学会爬行的二宝带在身边。二宝才半岁，如果请一个育儿嫂，每月需要额外支出7000—10000元，这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小麦和丈夫也考虑过几家早教中心，希望找到合适的托管服务，但被一年10万元的高额费用劝退。即将结束产假的小麦，正在为无人照顾孩子而发愁：“我们这一代人，要养4个老人和孩子。看似家里有6个大人，但因为和老人分开住，事实就是，两个孩子只有我一人来照顾。”育儿问题往往成为夫妻争吵的由头，小麦是否应该成为全职妈妈这件事，也被反复提起。如果没有老人帮忙，普通家庭的女性生育二胎后成为全职妈妈，似乎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这背后，透露出深深的无力感。
（图/《全职》）生育女性的困境一再重演，促使小麦进行思考：“什么样的家庭能让女性在生育后回归职场？一是经济条件允许，请得起保姆的家庭；二是有老人帮忙照顾孙辈的家庭。如果没有能力请保姆，又没有老人的帮助，双职工家庭可能需要牺牲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来照顾孩子，而这个人往往是女性。”最终，为了支持小麦重返职场，小麦的母亲离开家乡，来上海帮她带孩子。小麦的母亲姓张，今年70岁，退休前是一名教师。张老师说：“我的两个外孙都是我带大的。现在上海的家庭流行外婆照顾孙子，奶奶是几乎不参与的。”张老师对老人不帮忙带孩子的原因也有清醒的认识：“婆媳关系大都存在问题，隔代教育的差异和矛盾是很难避免的。婆婆照顾孩子往往吃力不讨好，现在许多老人不愿意做。”
（图/《再见我们的幼儿园》）社交媒体上，关于“老人带娃”和“老人不带娃”的讨论，两种观点势均力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育儿经。在一线城市，职场压力大，保育系统不完善，房价和育儿成本高昂，年轻人不得不寻求老人的帮助，以减轻经济压力。如今老人们从以往的“无限连带责任”转变为结合实际情况的“有限度的帮忙”，从理所当然的奉献到有商有量的配合，是一种进步。“如果这时候老人说‘谁的孩子谁带’，我会非常沮丧。”小麦说。孩子出生后的头几年，对小家庭来说是个挑战。年轻人要适应自身角色的转变，更要面对因无法表达需求而哭闹的婴儿，这种慌乱，有孩子的人才能深刻体察。如何避免失衡，是每一个当代家庭都难以避免的命题。
因为担心老人不愿帮忙，越来越多年轻人将“是否有老人帮忙带娃”作为生育决策的重要考量。许多人因为难以承担育儿的重担，选择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面对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应充分利用老年人口和女性人口的红利”，有专家如此建议。
然而，“新老人”并不愿意成为“红利”，而是用行动摆脱传统的规训，做出自己的选择。固然有人愿意为儿女分忧，但也有人渴望拥有自己的生活和空间，过上体面且丰富的退休生活，而不是陷入为子女无条件付出的轮回。年轻人和老人的难处，都应该被看见、被理解。老人不愿意在卸下社会角色后，重新被嵌入一套忙碌的系统；年轻人则需要老人帮忙照顾孩子、分担家务，不但能省下保姆和托儿所的费用，来自老人的退休金还可以作为补贴，减轻家庭的整体经济压力。
（图/《川流不“熄”》）“老人不帮子女带孩子”，从来就不是个体问题，而是社会系统性问题。现代女性生育后都希望重返职场，一来避免与社会脱节，二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老人希望摆脱劳碌、被束缚的生活，在晚年找回自我；而作为家庭中受益最多的男性，应该看见并体察两代家庭成员的诉求，共同协商，形成更合理的家庭分工。社会则应予以整体性支持，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而不是抱持“抱怨—对抗”“投诉—无视”的二元立场。
复旦大学教授沈奕斐在《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一书中指出：在城市双职工家庭中，祖父母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配合儿子、儿媳及孙辈的生活工作安排，隐藏自己的喜好，压抑自己的需求，扮演着完美“妻子”的角色。中国一直有隔代养育的传统，祖辈承担了年轻家庭中第二个“妻子”的责任。在传统观念中，老人帮忙带孩子可以加深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否则，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沈奕斐发现，这种影响分为两方面：一方面，老人不带娃，会影响他们与子女的关系。子女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确实分身乏术，需要理解和支持。如果老人不帮忙，他们可能会对老人产生怨恨，导致关系疏远。另一方面，这会影响老人与孙辈的关系。老人如果不参与孙辈的成长过程，后者与他们不亲近，他们也容易产生失落感、孤独感。
（图/《郊游》）沈奕斐认为，当代年轻女性在家庭中获得的权利和地位并非来自男性，而是来自上一代老人的让渡。她们从繁重的育儿和家务劳动中解脱，是因为家庭中的老年女性承受了这一切，但后者的牺牲、困境，鲜少被提及和重视。南京大学社会学学者许琪在题为《性别公平理论在中国成立吗？》的调查报告中发现，与男性相比，老年人才是提升女性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如果丈夫多做家务、多带孩子，并不一定能提升女性生育的可能性。真正能起作用的是老人，因为他们是夫妻之外的‘外部力量’，他们的参与才能真正缓解小家庭的压力，保证双职工家庭的工作能力和收入都少受影响。”许琪指出，要想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国家与社会需要分担一部分生育压力，如提供能保障3岁以下幼儿基本安全的育儿托儿服务，出台分担由于女性职工生育造成的企业成本升高的措施，等等。这将有利于缓解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困境，也有利于提升生育意愿。
“新老年人”选择不带孩子是个人权利得到重视的体现，也是社会进步和个体自我实现需求的反映。没有什么是理所应当的，也没有一蹴而就的共赢方案。社会应提供更多支持，满足年轻人的育儿需求和期望，帮助老人追求自我价值。张老师说：“等到孙子上小学，我就把抚育孩子的责任还给他们（子女），他们则把自由生活的权利还给我们。老年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父母辛苦大半辈子了，应该有闲适自在的晚年生活，不必再为儿孙操心费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