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上海解放时，国民党大员纷纷弃城而逃，却鲜有人知在这场历史大潮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将领。他出身西北军，是个不受重用的杂牌军将领，甚至因为抗战时期的特殊经历而被人另眼相看。在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即将易手之际，他却阴差阳错地接管了整个上海守军的指挥权。更令人惊讶的是，就在国民党高层纷纷乘船逃往舟山群岛的关键时刻，这位空头中将做出了一个影响上海命运的重大决定。他究竟是谁？他为何能在乱军之中脱颖而出？他最后的选择又为何能让上海免于战火的洗礼？
一、杂牌将领的坎坷经历
说起刘昌义的从军经历，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可谓颇为特别。年仅16岁的刘昌义就投身西北军，在冯玉祥麾下当了一名普通士兵。那时的西北军，虽说在北洋军阀混战中占据一席之地，却始终被奉系、直系视为＂杂牌＂。
冯玉祥倒向蒋介石，西北军被打散重组。刘昌义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一步步从连长做到了旅长。可是在国民党军中，这样的履历却让他处处受限。那些出身黄埔、保定的将领，总是对这个＂杂牌＂出身的军官另眼相看。
抗战爆发后，刘昌义被派往江苏常州一带驻防。他所在的部队突然遭到日军的重重包围。在弹尽粮绝的危急关头，刘昌义不得不带领残部向日军投降。这段经历，成了他军旅生涯中最大的污点。
然而，刘昌义并未甘心做一个汉奸。在日军的控制下，他暗中组织起抗日力量。他抓住战机，率部突然袭击了驻地的日伪军。这次行动歼敌6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破例给这位＂曾经的汉奸＂颁发了三级云麾勋章。
但是，这枚勋章并未能真正为刘昌义洗脱＂污名＂。他虽然被提拔为中将，却一直是个＂空头司令＂。在第一绥靖区担任副司令期间，他既没有直属部队，也没有实际军权。就连出身北洋军阀的丁治磐，对他这个西北军出身的将领也是处处提防。
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刘昌义跟随部队撤往长江以南。此时的他，已经是个名存实亡的副司令。驻扎在常州的第一绥靖区被打散重组，他却连个正式的职务都没有了。就这样，这位功勋卓著却不受重用的中将，在上海的新亚饭店里过起了＂养老＂生活。
谁也没想到，正是这样一位看似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将领，竟会意外重获重任。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最终的选择，竟然改变了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命运。
二、历史的机遇与转折
已经笼罩在一片山雨欲来的氛围中。自南京解放后，第三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上海推进。解放军调集了40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对上海发起总攻。
此时的上海城内，局势已经混乱不堪。汤恩伯虽然号称集中了12个军的兵力，但实际上这些部队多数已是残缺不全。一些部队甚至只剩下空壳子，连番号都保不住了。驻守崇明岛的丁治磐部，更是不等上级命令就擅自撤退，使得上海北面的防线彻底崩溃。
在这个危急关头，上海守军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权力真空。原本兵力最为雄厚的第37军军长罗泽闿，虽然手握4个满编师，却因为与汤恩伯关系恶劣而无法获得全军指挥权。罗泽闿仗着是蒋经国的亲信，经常对汤恩伯阳奉阴违，甚至多次当面顶撞。
情况急转直下。解放军已经占领了上海外围的重要据点，包括南翔、安亭、南汇等地。连接海上通道的吴淞口岌岌可危，守军已经无法固守。就在这一天，汤恩伯带着5万余中央军仓促撤离，但市区内仍滞留着数万残兵。这些部队群龙无首，急需一位统帅来接管指挥权。
就在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选浮出水面。正在新亚饭店＂养老＂的刘昌义，突然被任命为第51军军长。这支原本是东北军主力的部队，此时已经损失惨重，只剩下数千残兵。原军长王秉钺在川沙地区被俘，部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更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汤恩伯准备撤离的前夕，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在自己家中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将苏州河以南的第54军、第75军和第37军残部全部撤至河北岸。在这次会议上，刘昌义被提拔为淞沪警备副司令兼北兵团司令，实际上掌握了整个上海残余守军的指挥权。
这个任命可以说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转折。就在几天前，刘昌义还是一个无权无势的空头中将。而现在，整个上海的残余守军竟然都落入了他的掌控之中。更令人玩味的是，在委任刘昌义之后，陈大庆立即赶往吴淞口，随汤恩伯一起撤离了上海。
这样一来，刘昌义从一个闲散将军，一跃成为了上海最高军事长官。然而，此时的上海守军已经成了一盘散沙，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解放军进攻，成为了摆在这位临危受命的将领面前的严峻考验。
三、权衡利弊的重大抉择
作为上海残余守军的最高指挥官，刘昌义面临着一个关乎数十万军民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这一天，解放军已经突破了上海外围的最后防线，准备对市区发起总攻。
在刘昌义的案头，摆着两份截然不同的命令。一份来自南京行营，要求他率部坚守到最后一刻，必要时实行焦土抵抗。另一份则来自远在台北的蒋介石，命令他带领部队撤往舟山群岛，与海上其他国民党军队汇合。这两道命令，都意味着要在上海城内展开一场惨烈的巷战。
根据当时的情报显示，解放军已在上海外围集结了近40万大军。而此时的上海守军，除了刘昌义直接指挥的第51军残部外，还包括第54军、第75军和第37军的部分残余，总兵力约3万余人。这些部队大多已是疲惫不堪，士气低落。
在上海的各个要塞中，守军的情况更是令人担忧。吴淞炮台的守军已经开始零星撤退，宝山要塞也出现了士兵逃亡的现象。就连市区内的军需仓库，也被一些散兵游勇哄抢一空。
更棘手的是上海的民生问题。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当时有居民近600万。如果在市区展开巷战，不仅会造成巨大的平民伤亡，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粮食危机和治安问题。就在5月23日晚，市区就已经发生了多起哄抢商铺的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刘昌义连夜召集了各部队主要将领开会。会议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期间多次传来解放军已经突破某处防线的报告。第51军参谋长带来的最新情报显示，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通往市区的几条主要道路，守军已经失去了向外突围的可能。
与此同时，上海地下党也通过秘密渠道向刘昌义传达了一个信息：如果守军选择和平解放上海，不仅可以保全将士性命，还能获得优待。相反，如果坚持抵抗或者实施焦土政策，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权衡了各方面的因素后，刘昌义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既没有选择死守，也没有带兵撤退，而是决定与解放军谈判。他派出了以第51军参谋长为首的谈判代表，与已经推进到市区外围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取得了联系。
这个决定，显然违背了来自南京和台北的两道军令。按照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惯例，这种行为足以被以＂通敌叛国＂的罪名处决。然而，刘昌义还是毅然选择了这条充满风险的道路。也正是这个决定，为上海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四、谈判桌上的周旋与较量
在上海郊区一间普通农舍内，一场关乎这座特大城市命运的谈判正在进行。刘昌义派出的谈判代表刚一落座，解放军代表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三个条件：立即停止抵抗、保护市政设施、维持社会秩序。
谈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第一个分歧点出现在军队整编问题上。解放军方面要求所有国民党军队必须原地待命，等待整编。但守军代表提出，部分部队急需调动，以维持市区治安。双方为此展开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讨论。最终达成妥协：允许少量部队在指定区域内机动，但必须事先报备。
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军械移交。当时上海各处仓库中储存着大量武器弹药，价值连城。解放军要求全部如实登记、集中保管。守军代表则表示，由于之前的混乱，很多军需物资已经被哄抢，一时难以准确统计。经过反复协商，双方同意组建联合清查小组，对剩余军械进行登记造册。
最棘手的是军官处理问题。守军中不少高级军官担心被清算，要求获得安全保证。解放军代表明确表态：只要不负隅顽抗，一律既往不咎。但对于部分军官提出的携带私人财物撤离的要求，则予以坚决拒绝。
在谈判进行的同时，上海市区内局势也在急剧变化。有些部队已经得知谈判消息，开始自行放下武器。但也有一些死硬分子，扬言要负隅顽抗到底。第75军一个团的团长甚至率队占领了外滩的一座大楼，声称要死守到最后一刻。
面对这种情况，刘昌义立即派出联络官，向各部队传达谈判进展。他下令所有部队严守纪律，不得擅自行动。同时，他还派出精干人员，严密监视各处军需仓库，防止军械外流。
当天下午4时，双方终于就停战协议达成一致。主要内容包括：守军立即停止一切抵抗行动；所有部队就地等候整编；保护城市设施和人民财产；维持社会治安等。协议还特别强调，对于起义将士一律不予追究，并给予妥善安置。
晚上6时，刘昌义正式下令所有部队放下武器。随后，他派人通知了上海地下党，请他们协助维持秩序。当晚，解放军先遣部队已经进入市区，开始接管重要设施。
整个谈判过程中，刘昌义表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一方面，他及时传达谈判进展，稳定军心；另一方面，他严格约束部队，防止意外事件发生。正是这种审慎的态度，为上海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刘昌义始终没有为自己谋求任何特殊待遇。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妥善安置起义将士。这个要求得到了解放军方面的充分尊重。
五、和平解放的实现
上海街头一片寂静。在前一天晚上签署的停战协议生效后，这座曾经喧嚣的大都市仿佛按下了暂停键。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市区，但并未急于全面接管。
上午8时，解放军指定的五个接管小组分别前往各个军事要地。在外滩的国民党海军司令部，一支由20人组成的接管小组到达时，发现守军已经按照命令列队等候。双方代表核对了武器装备清单后，守军有条不紊地交出了武器。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未发生任何冲突。
与此同时，在位于静安寺的陆军总部，情况却略显复杂。由于事先未能及时通知，部分基层军官对缴械存有疑虑。解放军接管小组展示了刘昌义的手令后，这些军官才同意配合。当天中午前，陆军总部的接管工作全部完成。
在军需仓库的接管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意外发现。位于杨树浦的一处仓库内，除了登记在册的军需物资外，还藏有大量黄金和外币。经查明，这是某些高级军官准备潜逃时私藏的财物。解放军立即派人严格看管，并将这批财物移交给了军管会。
下午2时，解放军开始接管各个警察局。上海的警察系统规模庞大，光是分局就有20多个。为了避免出现真空状态，解放军采取了＂逐步接管，稳妥过渡＂的方针。他们保留了大部分基层警察，只是撤换了关键岗位的负责人。这一做法确保了治安工作的连续性。
在接管过程中，上海地下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事先已经在各个重要部门安插了工作人员，熟悉情况。这些人员及时提供信息，协助解放军了解各单位的具体情况，使接管工作能够有的放矢。
晚上6时，解放军正式接管了上海广播电台。这是当时上海最重要的宣传机构，也是向全市发布命令的重要渠道。接管小组保留了大部分技术人员，但更换了播音员和节目编导。当天晚上，电台就开始播出解放军的布告。
第三野战军主力开始进驻上海。他们没有采取常规的列队行进方式，而是分散进入，以免造成交通拥堵。部队进城时，不少市民自发走上街头欢迎。一些商铺甚至搬出茶水，供解放军指战员饮用。
当天下午，军管会正式成立。他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稳定物价。由于战争影响，上海的物价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军管会立即组织人员清查粮库，并在重要地段设立平价商店，遏制了物价飞涨的趋势。
上海的接管工作基本完成。整个过程平稳有序，未发生一起重大冲突。这座拥有6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就这样实现了和平解放。原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将士，也按照协议得到了妥善安置。有的编入人民解放军，有的转入地方工作，还有一些年龄较大的直接遣散回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