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居一品》是我相当喜欢的一部作品，作者挑选了嘉隆万这样一个复杂又充满机遇的时代，加入了一个拥有现代经济发展思路的变量，从而主导时代的发展；总的来讲，沈默这个变量的加入，是符合其时代背景的，是符合历史，经济，政治的演进逻辑的；超然的知识水平造就了超越古人的政治眼界，作者对政治逻辑的理解也使得剧情平缓而紧凑的推进；整本书由于是穿越性质的，作者不可避免的在一些地方犯有错误，但是我认为瑕不掩瑜；我希望借我第三次读完此书的机会，写一写我对其中各派系成败的理解；

把文章发在这也是希望借此机会抛砖引玉，希望各位斧正。

全书有以下七个政治局面结构，三类政治集团；本文将着重先分析各个集团的内部结构和演变的内外因，再统一阐述各个局面下的角力逻辑

政治局面：

嘉靖朝

1. 严嵩严世蕃时期：严党，李默，徐阶时期

2. 夺嫡/后严党时期：严党，景王，徐党，裕王时期

3. 徐阶时期：徐阶，杨博时期

隆庆朝

4. 后徐阶时期：徐阶（张居正，沈默），高拱，杨博

5. 高拱时期：高拱，沈默，张居正，杨博

6. 后高拱时期：高拱，沈默，张居正/冯保，张四维

万历朝

7. 沈默时期：东南帮，晋党

政治集团：

第一类，跟主角相关的，以地方/统一经济体为后盾的政治集团；其中包括沈默的东南帮，和前后以杨博和张四维为首的晋党；其团结性由其经济结构决定，利益由下而上，组织性在三类当中最强；其政治决策必服从于其经济发展前景，这既是助力，也是掣肘；当领袖将政治纲领于经济方针统一时将会得到最大支持，反之亦然

第二类，是源于圣眷核心的政治集团，其中包括严嵩，高拱的政治集团；该集团团结性和利益分配都由其得圣眷的派系头领决定，利益由上而下，组织性次强；但是其本质上是君主制下皇帝独大的体现，所以该派系的性质将直接体现帝王的性质；这也是严嵩政权和高拱政权为何会有决定性区别

第三类，则是根据时局应运而生的政治集团，其本身不会自发构成，而是依靠在某种现状下未参与到利益分配的人临时构成的；这其中首先包括看似庞然大物的徐党，我们从其运作方式和倒台情况中其实并不难看出；其余如李默，冯保，唐如楫领衔的景王党和包含陈以勤，殷士詹支持的早期裕王党都表现出在特定政治环境下，众人因主动或被动选择进行的政治投机的思想

一、我们一派一派进行分析

（1） 东南帮

首先来看东南帮，东南帮看似以地理为出发点，实则以海外贸易和新兴工商金融业为其共同利益的根本；其成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开放海外贸易，鼓励工商业，人们从土地中解放，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迫使其寻找对于这种新生经济秩序的政治庇护；而其显性的浮出水面，也是在苏州府学的申时行，王锡爵等人成长起来踏入官场之后；

为何把苏州府学的人称为东南帮的核心力量，而非早已成为首辅，尚书的诸大绶，孙鑨，孙铤等人，我们从沈默的政治力量表现可以分析得出；嘉靖朝及隆庆朝沈默的政治行为一共分为三类，第一类，圣眷型；让沈默游离于徐阶的核心之外是嘉靖有意为之，所以沈默竭尽可能直接从圣眷得到帮助，一句话放倒赵文华，和黄玉如意都是例子；陆炳也是在嘉靖的授意下与沈默成为师兄弟，后期锦衣卫的帮助不可忽略嘉靖的推动；第二类，合作型，其合作对象包括了在对严党的攻击上，依赖徐阶狐假虎威，先斩后奏；在夺嫡战明向华亭，暗结新郑；一直到胡宗宪案和冯保案和杨博进行合作；沈默一直无非摆脱所有动作都需要以小博大，借力打力而凶险之极；其麾下党羽如琼林社，陆纲等人在关键时期基本都被送往南京和九边冷藏，不但无法提供帮助，而且需要沈默为其他政党提供更大利益而得到保存，这也是沈默不得不不断跟进各朝政治斗争的理由之一

到万历朝，正是因为苏州府学派系的成长，徐阶无法解除矛盾的“三还”政策才真正被贯彻，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下层的向心力量成型；这种向心力同样促就了徐阶和沈默在下野后，对朝野的控制力的区别；“三还”政策的具体问题将留到局面分析；所以应当讲，东南帮是由沈默为领袖，琼林社，唐如楫，沈京等人奠基，以新生代东南士族作为核心力量的政治集团

除此之外，九大家在东南帮中地位是值得商讨的；显而易见的，九大家作为横跨新旧两个时代东南经济寡头的代表，虽然有许多士族子弟，但是在对东南帮的政治支持上却明显不足，而在经济利益的分红上却绰绰有余；在严嵩时代，九大家中五家是严党成员；严党倒台以及后续太仓王家的崛起都使得九大家在长时间内政治力量上有所换血，所以不能以政治中坚力量来看待九大家在隆万的主要身份，而应以资本寡头的先发驱动者来看待；从九大家我们可以窥到东南帮经济发展的动因

早在嘉靖朝，以九大家为首的东南豪强就已经萌发了新的经济运作模式：海外走私贸易和苏州的股票证券雏形；从政治上来看，九大家最早的政治动作在于扳倒朱纨和张经，其目的也是摆平海外走私的障碍，而对于饼票的挤压和买空卖空，都是对早期股票证券的控制；倭寇，尤其是伪倭，的形成凸显了东南地区朝堂利益和资本利益的冲突；

沈默在打赢苏州保卫战后，市舶提举司，汇联号，苏州交易所的形成给新型的经济链提供了两个保障；其一是合法性，朝堂利益和资本利益不再有本质冲突；其二是自发性，经济秩序一定程度上开始进行自发维护，而不需要，同时也开始排斥，政治力量的介入；这一点在商业法的制定后进入一个新的层面，而其最终导向的就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经济；

东南帮和晋党虽然都为商业政治集团，其本质区别就在于东南帮推行自由经济，而晋党一直依赖于特权经济；晋党的发展方向稍后再做补充；那么为何包括九大家在内的传统特权经济会向自由经济转型呢？其原因一是，合法海外贸易带来了更为广大市场，同时降低了入市门槛；二是，规模化的轻工业取代传统的作坊模式；在此影响下，产业链开始发展，不同类型轻工业开始进行合作；最终使得扩大生产的需求超过市场争夺的需求，产业协作的需求大于垄断吞并的需求；所以需要规则来保护协作，从而催生了自由经济

而自由经济天然的反对政府的介入，即便是正常的税收，大小资本家们也是不乐见的；所以东南帮崛起后的必然诉求即抑制皇权和政府对于商业利益的损害；其基本表现，就是拒绝商税，同时要求沈默作为政治强权长期保持对皇权的压制；而东南帮作为自由经济党派，权利更加的由下而上，沈默推动商税改革造成了无法逾越的阻力

其经济交互对政治力量的推动也反映在了东南晋两党实力的对比上；东南帮在经济上团结了东南五省，而非像晋党一样限于一城一地，所以人才培养和储备也优于晋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学术上的交互，在思想上南直，苏湖浙闽赣乃至两广都更加统一，为东南帮的基层提供了跟强的向心力；所以在后期两党直接对峙的情况下的，东南帮除了申时行，王锡爵尚且有一众中层干部；对比晋党，在张四维和王崇古等老一辈下野后，朝中便只剩王家屏尚有战力

（2）晋党

讨论晋党就必然无法避开和东南帮的对比，晋党作为老牌的政治集团，在嘉隆万三朝中一共有两个领袖；第一任，是“天下三杰”之一的杨博杨浦州，第二，是山西之凤张四维张凤磐；在这两个人的领导下，晋党在擂台上经历了风风雨雨，最终夺得亚军，可见其定有过人之处。但是，就如同东南帮是代表新兴自由经济的政治集团，晋党也代表了传统特权经济的政治地位；但也正是特权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差异让二者的政治力量分出了高下；

特权经济的本质，在于对产业链其中一个环节，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手段，达到垄断；在杨博掌舵的这段时间内，晋党先是依托杨博的力量垄断了对俺答的走私；而在复套后，转为对羊毛等原料的半垄断；复套后晋党的力量相对沉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旧发展方向已经合法化，不需要很强的政治力量支撑；东南帮得到的是更大产量的羊毛供应，质量和价格的优化也减轻了生产成本，但是复套绝大部分直接利益都被晋党得到；第二是下一步扩张的思路并未成行；

除了原料，市场的垄断经营，必然要和晋党进行捆绑的就是和汇联号对应的日昇隆；日昇隆的建立主要基于对汇联号的模仿；杨博和张四维对银行业的理解显然是远不如现代人的；日昇隆的发展思路也十分贴合晋党自上而下和垄断式的发展模式；日昇隆在杨博时期主要采取了两个手段扩张其影响力；第一，希望通过说服张居正，拿到法定货币的发行权；因为被国家承认和担保，自然可以进行垄断式推广；如果配合一条鞭法搭钩税赋，那么将快速占领市场；但是张居正长远的眼光和沈默代表的汇联号的干扰同时阻断了这件事；第二，希望通过更多官员的认可，自上而下的进行普及；

但是日昇隆毕竟缺乏对金融市场的客观认识，金融市场除了需要免于政治的扰乱以外，更多的扩张是需要建立在流动上的；对于依旧依存于传统土地经济的利益群体而言，金钱的流动如果缺少需求，那么贵金属的托管也必然是缺少需求的；更何况有大明宝钞的前车之鉴，纸钞如果没有流通上担保，没人会愿意放弃直接保存贵金属；这也是为何张四维让日昇隆比汇联号先推出储蓄利息的原因；汇联号的建立基于工商业间资金流通的必要，大量的流通迫使其遵循新的金融秩序；秩序和流动带来市场的信任机制，从而使汇联号“天塌不倒”；这是日昇隆从代表土地经济的官员处入手得不到发展的主要原因；

王崇古后来认为蒲州公选定张四维为接班人是难得的看走眼，这既对又不对；张四维确实为晋党提供新的发展思路，成为皇商；只有更大的权力才能带来更大的垄断，这是晋党一贯的发展思路，张四维将权力的执掌对象从官员集团变更为皇帝，同时掌控皇帝以掌控全局；无上皇权带来的垄断皇商将是传统晋商思路的发展极限；但是超出张四维认知的是，皇权是需要表现形式的，这同样也是君主制的极限所在；纵使皇权可以是理智的，可控的，被用来表达皇权的太监，税官却不能像晋党内部一样保持有机的统一；有机统一的系统才可使每一个位置都优先考虑系统的总盈亏而不是某个环节的利益优先，太监和税官并不会从晋商的整体利益作为出发点，更不会认同自己是晋商体系中的一员；所以万历杀鸡取卵只是加速了张四维的失败，而不是决定性因素；太监和税官的不受控才是最终打破日昇隆市场信任的关键；如果打算吞并皇权，也必然要承受皇权附带的苦果

总结对比晋党与东南帮，特权经济与自由经济，的三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到：

1. 晋党的特权经济已然是现行制度的受益者，其面临的是集团内部利益的饱和，发展的方向是内卷式的，而东南帮的发展是扩张式的，做大的蛋糕更容易获得更多的支持；内卷式的发展一会消耗大量力量在内斗中，二会使得集团整体的对外进取心和战斗力下降；这也是为何有有天下三杰之一的老怪物杨博掌舵的晋党却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原因；在其利益已经摸到天花板的情况下，张四维的方法超越了客观的极限所以在经济上最终失败

2. 晋党的特权经济决定了其政治纲领决定利益扩张方向，更大的权力带来更大的垄断；而东南帮的利益扩张方向决定其政治纲领；换句话讲，晋党的政治纲领不具备自发性，而只能依赖政治领袖的嗅觉决定战场方向，这是为何在杨惟约在两次丁忧期间，以及其死后晋党不可避免的进入几乎休克的状态；同时，作为既得利益者，隆万大改革虽然在沈默的让步下并未像历史上一样给晋党带来大的创伤，但是因为缺少自发的政治方向，张四维也无法跟在高沈张后，为晋党提供利益扩大的空间，错失了从单一的特权经济进行转型的良机；

3. 晋党的特权经济是排他性的，尤其是在进入内卷化的过程中；而自由经济相对来讲是协作性的；最后造成的结果是，朝堂中的晋党相互之间裙带勾连，盘根错节；在对外作战中应该算是优势，但是当时局在变化而整个集团需要大换血的时候，一是无法操刀，这也是为何王鉴川作为杨虞坡死后资格最老的元老却被排挤在核心之外；二是无法大量输血，少数家族把控的集团自然无法为小概率诞生的天才提供大量基数；这解释了之前所说，为何当申汝默，王元驭当朝秉政时，张凤磐却只能委托王对南苦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