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一天，中共地下党员廖承志急匆匆地赶到宋庆龄在香港的住宅。刚一见面，大气没来得及喘一口，急忙道：“宋女士，赶紧走，日军就要来了！！！”

廖承志

宋庆龄

由于他们俩是老熟人，见廖承志亲自来劝说，宋庆龄也感到情况的紧急，她草草收拾行装，立刻跟着廖承志按预定路线撤离。

香港启德机场这时还未被日本人占领，宋庆龄在廖承志等人安排下，宋庆龄坐上最后一架飞往内地的飞机，顶着日军的轰炸，在硝烟中飞往重庆。

此时距离撤退路线完全被日军封锁，只剩下几个小时而已。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逼得宋庆龄如此窘迫，需要迅速返回内地的呢？最终这场营救行动又是否顺利的完成了呢？

香港营救

原来这一次廖承志等人安排的撤退任务，包括宋庆龄在内，有超过三百人，他们大都是社会文化届的名流和无党派人士。

1941年12月7日，香港依然是一片喜庆的景象：百货会市和各大商店门口都挤满了圣诞老人。游艇、帆船频繁进出港口。一片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景象。但繁华的表象下危机四伏。

第二天上午四点，日军偷袭珍珠港，对美国发动了战争！四个小时后，一大批日战机却出现在了九龙启德的上空。12架战斗机，在36架护卫舰的保护下，轰鸣着冲了过来，一颗颗沉重的炸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

在经历了十八天的恶战之后，25日的傍晚，除了偶尔传来的枪声之外，香港一片寂静。整整一日的炮火轰鸣声戛然而止。

香港第一高楼港督府，告罗士大楼的屋顶上升起一面降旗。杨慕琦，香港总督，正式宣告了无条件地投降。

这便是这一次大撤退的背景，起初任弼时得知进攻香港的消息后，也是觉都没来得及睡就跑到毛主席的住所，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毛主席。

毛主席

周恩来

其实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可能抵御得了日军的进攻，这是人们所共知之事，但让毛主席感到紧张的，是远在香港的宋庆龄以及诸多民主人士。

但好在任弼时告诉毛主席，周恩来已经提前对这些文艺工作者的撤离工作有所安排，这才让毛主席稍稍放下心来。

但这项工作的艰难，毛主席和任弼时都十分清楚，因为散居香港的民主人事非常多，除了宋庆龄，邹韬奋、茅盾、夏衍等300余位海内外的民主人士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处境。

茅盾

这些爱国者的声望都很高，他们原先驻扎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了一场反对共产党的高潮，封锁了进步的报纸社刊，逮捕了进步分子。为了避免迫害，他们才陆续前往香港，继续进行抗日救亡。

他们可谓是抗日战争中一股有力的民间力量，而且需要借助他们团结海外华人的抗日势力，日军此次大规模地闪击香港，封锁交通要道，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剿灭这股国共两党之外的抗日人士。

周恩来抓情报工作的格局与眼界，远非国民党“两统”所能比拟。他布置的地下组织，不论有没有现实的意义，都是要放长线钓大鱼，打一口一口的深水井，以备不时之需。

就拿香港来说，这个英国人控制的小港口，虽然只是一个弹丸之地，但也是各大势力的聚集地，这里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政治信息。周恩来对这件事念念不忘很久了。

因此，当抗日民族团结阵线成立后，周恩来立即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在香港设立了一个秘密的党团。

那时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是廖承志，是革命先驱者廖仲恺的儿子，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而帮助他进行工作的，还有潘汉年和刘少文两人。

潘汉年

他们一个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参会人员，另一个是中央运输公司在香港澳分部的主任，负责澳门的地下工作。

三人都有着极高的声望和过硬的能力，在他们的他们的辛勤工作下，此时香港的地下党员已经达到了2000人，这是一股相当强大的力量。

这一招看似无用的棋，在周恩来的预判下，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艰难的营救工作

周恩来得知日军即将对宋庆龄等人下毒手的消息，立即连夜从重庆向延安发报，让任弼时亲自会见毛主席，向毛泽东建议对驻港的文化名流和政界名人实施营救。

毛泽东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当即回复周恩来，要他解救这批人士，方法手段请周恩来自行决定，以救人为第一要务。

周恩来立即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

在制定撤离路线时，周恩来亲自发电报给廖承志，要他立刻制定撤往马来西亚，上海，桂林等地的路线。

可是目前摆在廖承志等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却是找人，撤退名单上的很多人员实际上并不经常在公众面前露脸。

因为要逃避国民党和日本特务的追捕，他们几乎处于“隐居”状态，而香港那么大，地下党的同志又人手不足，上哪找去？

例如茅盾搬了四次家，邹韬奋搬了六次，虽然最大程度的避免了被国民党找到，但也为撤离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难题。

对于这点，香港的地下党同志可谓是想尽了办法，香港市委杨康华找了好几个熟人家里，都不见了踪影。他从廖承志那里得知，徐伯昕既是个大学士，也是个古玩行家。

杨康华

徐伯昕

杨康华灵机一动，在古玩市场买了一只名为八仙的紫金碗，然后扮成古玩商人，在文物市场摆摊，果不其然蹲到了徐伯昕。

当时徐伯昕走到摊位旁，对着八仙紫金钵打量了一番，杨康华故意讨价还价，徐伯昕微笑道：“这是赝品，但仿制品很好，值得一试。”

杨康华从他的口音和相貌上认出了他，于是低声说：“这位先生，我这里有一件真的，请跟我来。”

等把徐伯昕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连忙掏出了市委的推荐函，告诉徐伯心：“日军的情报局已经得到消息，香港有一大帮名人，他们一定会杀了你，我们要趁着敌人还没有站稳脚跟，赶紧脱身！”

徐伯昕一听脸色大变，杨康华急忙安抚他，告诉他周恩来对此早有安排，这才让徐伯昕安下心来。

徐伯昕在知道杨康华找不到其他人的时候，他给杨康华提了个建议，就是去寻找张友渔和凤子二人，这两人一个在《华商报》做主笔，另一个则有家书店，都是消息灵通的，让他们帮忙散播这个消息，更容易找到其他人。

张友渔

随后杨康华在这两处地点找人散布消息，希望文化人士内部互相通告。

就是用这种方式，通过大家内部互相传递消息，地下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几乎找到了撤退名单上的所有人员，杨康华用他的机智巧妙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现在人找到了，该如何把他们送出去，光靠香港地下党还不足以把这几百号人送出去，香港岛四面是海，要有船，得有人护送。这个任务落在了东江游击队身上。

那个时候，东江的游击队还很弱小，只有一千多人，五百多把枪。要在国民党与日伪军的夹缝里活下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他们没有穿制服，从指挥官到士兵，都是穿着普通的衣服，以降低他们的曝光率。

这一次，东江游击队可谓是全力以赴，拯救了各行各业的名人。他们在四处搜寻船只的同时，也派遣了两个小队，前往九龙。这两招几乎是自寻死路。

日本人在攻打香港的同时，也在九龙及香港沿岸，大肆搜集管制民、商、军船，禁止私渡。占领香港本岛后，更是明目张胆地宣称，任何偷渡船只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并且必须出示日本人的通行证。东江游击队就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这个任务。

派出一支小队前往九龙，代表的就是舍生忘死的决心。

舍身忘死终成功

游击队与廖承志等人商议后，认为日本占领香港后，不知如何封锁运输，亦不知其驻守之地，只好偷偷尾随日本人，观察他们的行踪，封锁了何处。

正是凭着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和高超的战斗技术，东江游击队员和八路军办事处，在短短两个多月里，用极其复杂的手段，把三四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名流，从香港救了出来。

在这段时间里，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二百多名年纪大、身体虚弱、有家人的人，都聚集在了联络处，换上了东江纵队给他们准备的广东人的传统服装，有的人背着一个包裹，有的人提着一个破旧的箱子，装成一副难民的样子。

柳亚子

再由游击队组成疑阵，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让他们逃出生天。这一路上，他们的处境可想而知。那么回过头来，为什么宋庆龄在第一时间就被送出了香港呢？

能不能实现第三两党的合作，终止国内战争，团结抗日，成了拯救中国、解决危机的关键所在。

宋庆龄深知这一点，所以她团结了全国人民的民主人士，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为抗日民的战斗而欢呼雀跃。

宋庆龄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发起了“中国民权保障联盟”，以“抗日救亡”为宗旨，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许多物质上的支援。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宋庆龄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先后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讲话，从各个方面表明，要挽救中国，必须要通过国共合作，共同建设一个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四一年初，国民党蒋介石正欲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把枪对准了人民军队，国共两党关系即将破裂之时，宋庆龄对此深恶痛绝。

她与何香凝、柳亚、彭泽民等人联合，向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发出了一封信，要求撤销“剿共”，要求各部门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日本。

何香凝

宋庆龄得知国民党政府蓄意发动皖南事变的阴谋，和何香凝等人联合起来，向蒋介石发出电文，指出镇压共产党，中国将面临内乱，今后必须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镇压共产党的活动。

据统计，宋庆龄在截至今年的抗敌胜利中，已有多封信、演讲、书信被发表。这些历史文献 ，都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中国是不可征服的 ，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可以见得，宋庆龄是我党的亲密伙伴，她虽然没有正式退出国民党，但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方抗日力量的领导人物。

所以当周恩来得知宋庆龄以及香港三百位文化名流有难，第一时间联系毛主席展开救援。而宋庆龄果真在地下党同志的快速行动下被及时送出香港。

日本总督严密地封锁，竟然没有抓住一位中国著名的人物，这让他很是费解。但后来得知，他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安全地离开了香港。日本人们怎么也想不通，中国人玩的到底是什么魔法？

这一次的香港大营救，几乎以全胜告终，除了东江游击队少数伤亡外，地下党近两千名同志几乎无一人丧命，其组织之周详，动向之严密简直无懈可击。

虽然我党的地下同志至此只能撤出香港，但是营救出来的三百多名文化名流为抗日救亡保存了一股巨大的舆论力量，他们将继续为民族独立而奔走呼号，继续在后方团结全民族的反法西斯势力，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这场斗争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周总理在地下工作、统一战线、文化工作、城市工作、根 据地建设、地下交通线的建立等非正面战场上的深谋远虑，其远见卓识为我党的各项工作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因此我党在全民族抗战中担任着中流砥柱的角色，绝非浪得虚名，这也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继续带领全国人民走向新的未来。

对于这次紧张又危险的香港营救，大家有什么看法？周总理有远见的相关故事，大家还知道其他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