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风洞试验的B61-12型机载战术核弹

为纪念结盟70周年，韩美两国政府利用尹锡悦访美并与拜登会谈之机，曾于2023年4月26日，高调发布了《华盛顿宣言》，其主旨是提升韩国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信心，以换取韩方继续履行其《核不扩散条约》义务；作为交换，美方承诺将在所有可能于朝鲜半岛使用核武器的场合与韩方磋商，并建立一个新的同盟对话机制——“核咨商小组”（NCG）。华盛顿方面希望建立新的双边“常设”对话机制，可让韩方更好地知悉和理解美方的核力量运用计划与程序，发挥安抚韩方、稳定同盟、遏制东亚核扩散等多重作用。尽管美方竭力否认这意味着与韩国“共享”核武器，但性质暧昧的NCG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忧，毕竟这是一个攸关亚太战略稳定环境的重要问题。

美韩同盟自1953年成立以来就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在这个非对称性同盟中，美国居于主导地位，韩国居于非主导地位，美国对韩国的依赖性较弱，而韩国对美国的依赖性较强。朝鲜战争是美韩关系最关键的转折点，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重新定位了朝鲜半岛的战略价值以及中国的战略地位。鉴于朝鲜战争初期韩国军队的迅速败退，美国不得不亲自参战，并对韩国进行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为遏制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而韩国为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免受社会主义国家威胁，双方于1953年缔结《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韩军事同盟形成。在整个冷战期间，由于美韩同盟呈现明显的非对称联盟特征，为应对美国认为对其自身在该地区及其他地区利益的可信威胁，美国向韩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在韩国驻扎美军并建设军事基地。可以说，美韩同盟是冷战时期两极对抗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承担着两极对抗前沿阵地的角色。冷战结束后，美韩同盟作为冷战时期两极对抗的产物，并没有随冷战的终结而终结。对韩国而言，朝鲜的常规军事威胁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朝鲜的核威胁使韩国面临更大的安全压力。对美国而言，朝鲜半岛不但存在朝核问题，美俄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依旧，中国实力的快速崛起及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也使美国产生霸权焦虑，美国仍需要在亚太地区继续保持军事存在，而韩国可谓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因此，冷战后美韩同盟不但得以延续，且有不断加强的趋势。

自1953年《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以来，美韩军事同盟不断演变，由纯军事同盟演变为后来的“全面战略联盟伙伴关系”（以上二图）

总的来说，从美韩同盟内部权力分配结构及相互依赖程度来看，韩国处于“美主韩从”的非主导性依附地位；从同盟身份角色来看，韩国是美国遏制东亚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维持其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棋子”。近年来，在太平洋两岸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韩国有被卷入大国冲突的风险。如过度疏离美国，则可能面临被“抛弃”的危险；如果被动“选边站”与西太平洋海陆复合型大国为敌，将被美国“牵连”而恶化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不利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美主韩从”的这种非对称性特征使韩国面临着被“抛弃”和被“牵连”的两难同盟困境。出于减缓这种两难同盟困境的考虑，韩国在对外行为中遵循着“追随美国前提下谋求自主性”的行为选择逻辑，并在安全、经济和外交等领域进行了谋求自主性的尝试。比如在军事领域，韩国保守派人士一直呼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韩国国内对发展本土核武器的支持率也长期居高不下，韩国峨山政策研究所在2022年5月进行的民调就显示，支持率达到逾70%的新高。但是，在当前国际监测与核查机制之下，韩国难以用申报或未申报的核设施秘密开展核武器研发活动，而且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韩国发展核武器将损害美韩联盟关系，招致巨大的安全风险和政治代价。因此，寻求与美国建立一定程度的“核共享安排”成为韩国政界考虑的新方案，希望籍此在美韩联盟的核政策、核规划和核使用中能有更多知情权和话语权，从而获得更多、更可靠的安全保证。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美韩之间高调建立的NCG也就十分引人注目。

韩国乌山基地内的美国空军地勤

所谓核共享，最先在北约内部形成范式，是冷战时期伴随美国在北约部分盟友领土上部署战术核武器而逐步制定并延续至今的一项政策，这是一种在北约框架内的关于核武器使用的集体决策和风险分担机制。“核共享安排”包括政治机制和技术机制，政治机制的核心是成立“核计划小组”这一永久性机构，让北约所有成员国，无论是否拥有核武器，都可参与北约核政策的磋商。在具体的组织架构上，北约内部成立以核防务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核计划小组为主体的核磋商机制，实现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关于核武器使用的情报沟通和集体决策，主要确定核打击目标、核弹头当量和核攻击任务等。技术机制的核心是对美国驻扎在盟友领土上的一部分战术核武器实施“双钥安排”，即这些核武器平时由美军管控，东主国提供运载工具并接受核任务训练，战时经美国总统授权后可经由东主国的运载系统投掷。北约决定使用核武器的“理想”流程如下：先由“核计划小组”全体成员国一致决定使用核武器；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再授权把本国核武器移交相关盟国；之后，美军欧洲司令部命令负责保管核武器的美军向盟国DCA部队移交核武器；同时，北约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SACEUR）在获得北约军事委员会授权后，向盟国空军DCA部队下达核攻击指令。单从制度本身看，美国在核决策上享有“特权”，因为盟国不能违反美国总统意志获得并动用核武；反过来，如果美国单方面决定动用核武，盟国也无法予以阻止，因为核武器在美军手里。极端情况下，盟国可“强行夺取”基地内的美军核武，或“强行阻止”美军使用核武，但因为后果严重，故在现实中难以想象。虽然美方为自己保留了“终极行动自由”，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又难以完全无视盟国意见。而且，美方建立该制度的初衷，就是通过“分享权力”来与“无核”盟国沟通信息、发展共识、巩固团结，提高北约对美方履行承诺的信赖。塑造北约核战略的“集体意志”，也利于打消敌人“若只攻击西欧就不会招致美国核报复与北约核反击”的假设。在装备部署上，美国在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土耳其等5个无核武器国家部署战术核武器，和平时期这些核武器由美国保管，战时则由其北约盟国提供载具和飞行员/操作员进行投放。另外捷克、丹麦、希腊、匈牙利、挪威、波兰、罗马尼亚等7国虽未存放美国战术核武器，但会另行参加名为“支援核作战的常规空战行动”（SNOWCAT）。最后，为提高盟国空军部队的整体核作战能力，北约每年还会举行“坚定正午”演习。这两种机制旨在让北约无核武器国家在北约的核计划、核决策和核使用过程中发挥作用，彰显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的团结度与风险共担。整套核共享机制已存在近60年，至今仍然在北约内部发挥着显著作用。苏联解体后，美国主导下的北约加速其向东扩张的步伐，而北约核共享机制也在其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早在加入北约前芬兰就宣布将购买约60架F-35A战斗机，此前美空军已完成B61-12型核弹与F-35A战斗机的兼容性飞行测试，携带核弹的F-35A战斗机或将成为未来北约主要核打击载具之一。该型核弹是美国B61系列战术核弹的最新型号，也是未来美军战术核打击体系的核心武器之一。北约核政策局局长考克斯在美国智库机构先进核武器联盟威慑中心举办的线上研讨会上表示，未来十年大部分北约成员国将换装可携带核弹的F-35A战斗机以支持北约的核共享政策。芬兰如今作为正式北约成员国，通过购买可搭载美国核武器的载具，若在制度上套用北约核共享机制，则将进一步增强北约的联盟体系。

韩国海军采购的美国波音P-8A“海神”反潜巡逻机飞抵浦项的海军航空兵司令部

冷战期间，美国也曾在韩国大量部署战术核武器，数量一度接近千枚。但是，美韩之间并无“核共享安排”，韩国既不能参与核政策磋商，也不能介入核任务训练，更不能染指核武器使用。冷战结束后，作为单边削减核武器的“总统核倡议”的一部分，老布什政府从韩国撤出全部战术核武器，此后美国主要通过“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为韩国提供延伸威慑下的保护。但延伸威慑保护的有效性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在具备发展核武器条件的盟友当中，也并非所有获得美国核保护的国家都放弃了发展核武器，这主要是由于延伸威慑的可信度面临结构性困境。其首要因素便是地理位置的影响。冷战时期，美国作为向北约国家提供延伸威慑的核大国，却身处大西洋的另一边，这就使苏联有理由相信，入侵西欧与美国本土所可能遭受到的报复程度会有较大的区别。其次是盟友所具有的地缘政治意义。美苏不顾核战争的风险也要保护盟友必然为其带来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盟国所在的地区越具有清晰的地缘政治意义，那么对其提供的延伸威慑也就越可信。最后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周期性出现的扩张与收缩变化。决策者无论是肆意扩大延伸威慑还是被迫做出广泛的安全承诺，都受到国内经济和政治的制约，因而经常出现由于过度扩展利益而无法兑现承诺的情况。而一旦采取收缩战略或推行孤立主义的政策，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都将显著下降。除此之外，联盟困境是导致延伸威慑可信度危机的另一大原因——“被抛弃”和“受牵连”这组矛盾使得联盟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尤其当盟友之间的力量对比存在不平衡时，大国会惧怕因对盟友过多的安全承诺而卷入一场与自己利益并不直接相关的冲突当中，弱小的盟友则担心自己被大国抛弃，核武器的出现则使联盟困境更加严峻。在回答美国是否会不顾核战争的风险而保护盟友的利益时，前美国国务卿赫脱曾明确表示，除非美国自身也遭到毁灭性的威胁，否则美国不愿卷入一场核大战当中。因此，联盟困境与盟友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具有的地缘政治利益以及核大国的战略更迭一起，共同构成了影响延伸威慑可信度的结构性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确保机制的建设，将延伸威慑的可信度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就成为核大国有效管理盟友核扩散行为的关键。而韩国显然属于再典型不过的一个范例。1991年韩国与朝鲜签署《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宣布不试验、制造、生产、接收、拥有、存储、部署或使用核武器，但每当朝鲜半岛安全形势有所波动，韩国朝野总会出现发展本国核武器或重新部署美国战术核武器的呼声，而寻求“核共享安排”的论调亦呈后来居上之势。韩国现任总统尹锡悦曾在竞选期间直言不讳，“如当选，将要求美国与韩国达成类似北约模式的核武器共享安排”。韩国保守党派“联合未来党”在其2020年大选纲领中不仅重提在韩部署美国战术核武器的“必要性”，还提议通过韩美签订新的核联盟协议以实现“核共享”。2022年10月18日，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代表太永浩访问土耳其期间表示，韩国需要研究土耳其的北约模式核共享安排。

韩军欢迎美舰来访

相对于北约欧洲盟国的核共享机制，美国对东亚盟国一直采用“核垄断”模式。“核垄断”是相对北约“核共享”模式而言，指美国虽以某些表态与行动发出以核武器保卫盟国的信号，但却限制乃至禁止盟国知悉、接触、参与、干预美方的涉核事务——包括武器、技术、政策、战略、计划、行动等。美国在对日和对韩同盟中，正是施行了这一明显有别于北约“核共享”的延伸核威慑模式。二战后至冷战初期（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美国在日韩采取了类似于其在西欧的强化延伸核威慑的做法，如签订盟约、维持驻军、运入战术核武器。朝鲜战争后，美国特别注重运用多种手段强化在韩国的延伸威慑态势。这包括在军事分界线附近驻扎以第二、第七步兵师为代表的作战部队，向韩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发展其国防力量。核威慑方面，美国从1958年1月开始向韩国运入各型战术核武器。在日本，美国甚至在更早前的1954年至1955年就向冲绳运输了核炸弹以及280毫米口径核炮弹，冲绳成为美国在东亚与太平洋区域的核作战基地之一（另一处是关岛）。美军还在其占领的父岛、硫磺岛存放核武器。据档案披露，美军甚至在日本本土的某些空军基地也秘密放置过组装程度不同的核武器。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在西欧和东亚的延伸核威慑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在西欧，美国内部开始向欧洲盟国提出一系列“核共享”方案，包括史上著名的“多边核力量计划”（MLF）。经过反复讨价还价，美欧盟国终于在上世纪60年代末敲定了“核共享”框架，然而在东亚，美国既没有向日韩提出任何同类计划，日韩也不能参与核威慑的决策与运作。总之，日韩在同盟核威慑中始终处于“弱势”和“被边缘化”的境地。比如，借助“核密约”，美军携带核武器的船只和飞机，可不事先通报日方并征得其同意，自由“过境”日本港口和机场；只要核武器没有登上日本海岸，哪怕美军航母、核潜艇与水面舰艇停留在日本附近水域，美军也可不经与日方协商就对别国发动核攻击。在韩国，美军虽然于多处存放了核武器，但授权美军向韩国部署核武器的NSC5702/2号文件却是在韩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批准的。再比如，朝鲜战争后，美方不仅允许韩军参加一些核攻防演习，而且还从1968年开始向韩军提供删节版的美军核作战《标准行动程序》。但美方在核事务上对韩方的“开放”仅此而已。20世纪70年代初，韩方曾向美方提出，希望在制定半岛核作战计划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是史上罕有的韩方主动要求与美方“核共享”的明确记录。然而，美方却予以拒绝。这一种情况，直至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也是如此。美国未与日韩实现“核共享”的主要原因，则主要是日韩与美国权力差距从源头上压缩了“核共享”形成空间，所有国家都会在同盟内部尽可能争取“（己方）利益最大化”和“（对盟友所负）义务最小化”。“核共享”显然更强调向盟友让渡权力，更突出在核战略中各方地位的“形式平等”，而“核垄断”则与之截然相反。照此推理，美国本应在所有同盟中实施“核垄断”，如此方能最大限度实现美国单边利益：既获得盟友的支持和拱卫，限制敌方阵营扩张；又压制盟友的权力，为自己保留“行动自由”。但关键前提是，美国必须有比盟友更大的权力优势。只有如此，才可让盟友需要美国甚于美国需要盟友，让盟友更惧怕“被抛弃”；只有如此，美国方能在同盟内部博弈中占据上风，强行建立单向利己的制度架构。否则，美国就不得不做出妥协。这就是“核共享”的逻辑起点，而北约盟国与美国的情况，日韩与美国的情况则显然不是如此。

B61-12核炸弹鼻锥组件撞击测试，以验证其进入软目标的引信性能

不过，情况也还是在逐渐发生变化。二战结束以后，美韩逐步建立密切的核磋商机制。1968年美韩成立“安全磋商会议”，用来协商包括美国延伸威慑战略在内的安全问题。在2010年的第42次“安全磋商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盖茨重申，美国承诺使用包括核保护伞、常规打击和导弹防御在内的全方位军事能力为韩国提供延伸威慑。在该次会议上，美韩同意设立“延伸威慑政策委员会”。该委员会于2011年正式成立，2016年改为副外长级的“延伸威慑战略与磋商小组”，为韩美高官提供了全面讨论联盟威慑战略与政策事务的平台，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根据2022年9月发布的《延伸威慑战略与磋商小组会议联合声明》，双方将密切磋商“关于美国核与导弹防御政策”，并加强信息共享、训练、演习及桌面推演。可以说，这个小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北约“核计划小组”的作用。

韩国空军装备的F-35A战斗机

并非偶然的是，2022年7月韩美举行了首次F-35A战斗机联合演习。F-35A是美国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可用于投掷美国的B61-12核炸弹，韩国计划购进60架。这一姿态传递出某种效仿北约核任务训练的信号。如前文所述，当前美国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等五个北约国家的六个空军基地部署着约100枚战术核炸弹，通过每年例行的“坚定正午”等演习训练并维持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技术能力，一些领土上未驻扎美国核武器的北约国家也可派战机参与核作战中的常规支援任务，如空中加油、侦察、护航和搜救等。所以韩美之间这类涉核互动，被认为出现了一些具有“核共享安排”意味的举措。及至2023年4月26日，美国总统拜登与到访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共同发布《华盛顿宣言》，宣布了一系列旨在通过增加延伸威慑可视性以增强延伸威慑可信性的措施，其中包括成立“核磋商小组”、规划韩国的常规支援任务并开展联合演练、增强美国战略资产在朝鲜半岛的“可视化”等。这些措施被认为将进一步推进美韩走向北约模式的“核共享安排”。比较来看，北约“核计划小组”更倾向于“规划”，北约核任务只有在“核计划小组”给予明确的政治认同后才能执行；而美韩“核磋商小组”更聚焦于“讨论”，旨在让韩国对美国核武器使用政策有更多知情权和发言权。但两者都无核武器控制权，也都无核使用决策权。即便如此，成立“核磋商小组”表明，韩美有意愿更深入、更聚焦地讨论核武器使用政策，而且从作用与职能上讲，“核磋商小组”比“延伸威慑战略与磋商小组”更接近北约的“核计划小组”。此外，开展联合军演与训练以及规划韩国的常规支援任务，使美韩在技术机制上朝着北约模式的“核共享安排”迈近。冷战期间，美国曾在韩部署战术核武器，数量一度接近千枚，但美韩之间没有类似北约的“核共享安排”，韩国既不能介入核任务演练，也不能参与常规支援任务。冷战结束后，美国根据“总统核倡议”从韩国撤出了全部战术核武器。根据《华盛顿宣言》，美韩双方“将致力于联合执行和规划在紧急情况下韩国对美国核作战的常规支援，并改进在朝鲜半岛应用核威慑的联合演习和训练活动”，而这些活动正是北约“核共享安排”技术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F-35A战斗机投掷B61-12炸弹

对美国延伸威慑可信性的担忧可能是促使韩国政界考虑“核共享安排”的主因。随着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变化，越来越多韩国人质疑美国延伸威慑的有效性，而美国政府换届所导致的联盟政策摇摆以及“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导向，更使韩国担忧美国对其安全承诺的延续性、持久性。比如2022年朝鲜试射了90余枚导弹，其中包括最大射程可抵美国本土的“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这重新激活了一个在核威慑领域存在已久的疑问：美国是否甘冒本土遭受核报复打击的风险继续为韩国提供核保护伞？因此，寻求与美国建立一定程度的“核共享安排”成为当下韩国政界的追求，希望籍此在美韩联盟的核政策、核规划和核使用中能有更多知情权和话语权，从而获得更多、更可靠的安全保证。美韩《华盛顿宣言》中高调宣布成立的“核咨商小组”，似乎也确认了这一点。但韩国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加入美国的“核共享机制”，其前景却并不明朗。一方面，在国际防扩散领域，“核共享安排”是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北约的“核共享安排”长期存在争议，从未得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体缔约国的普遍、明确认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军控与裁军机制的基石，第一、二条明确规定了核武器缔约国和无核武器缔约国的义务，即两者之间不得直接、间接转让或接受核武器及其控制权。美国在欧洲驻扎战术核炸弹，是当今世界唯一将核武器部署到他国领土之上的核武器国家，而部分北约国家的空军平时训练使用这些核炸弹，在特殊时期经美国总统授权后可用自己的两用运载工具全权投掷这些核炸弹，更是备受诟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5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韩国作为该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转而寻求北约模式的“核共享安排”，将与国际社会防扩散努力背道而驰，引发更多地区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出于自身的结构性利益，也很难实质推动将韩国纳入“核共享安排”。这是由美国在东亚的双边而非多边同盟的结构决定的。组织结构差异不仅关乎同盟的行动效能，亦可影响其内部运作环境与关系形态。一般而言，多边同盟的决策行动基于平等参与和协商一致，大国的行动自由和权力优势会在一定程度上被“约束”或“稀释”，小国的声音与利益更易得到展现和关照；相反，在双边同盟中，如果一个是大国，另一个是小国，那么大国就更难受到平衡和牵制。因此，相对于北约的多边结构，美国在东亚的双边同盟体系中更便于发挥权力优势。比如，针对美国延伸核威慑的“可信度”缺陷，北约盟国可“抱团”提出“共享”核武器及“介入”决策的要求。如果美国拒绝，它们可以采取很多方式“制衡”和“报复”，如加强自主国防实力（甚至实现自主“拥核”）、与志同道合的盟国结为“小多边”集团、拒绝在常规集体防御中提供支持、奉行更加独立的对外政策等。但日韩就很难如此与美国“讨价还价”。直白地说，鉴于日韩相互猜忌和怨愤根深蒂固，直接双边安全合作薄弱，两国很难像法德意等西欧盟国一样，“联合”向美方施压。美在东亚的“双边”同盟结构在客观上利于放大美国的权力优势，利于美国向日韩强加意志，而不利于日韩在同盟核事务中争取平等地位。事实上，在非对称同盟中，大国与小国对威胁和联盟稳健性的感知是不对称的，即强国对威胁的感知与联盟一致性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而小国对威胁的感知与联盟一致性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美方在与东亚日韩两个盟国交往中，亦难弃文化上的“白人优越感”和“宗教救世情结”。这自然强化了美国面对日韩时唯我独尊、高高在上的霸主心态。所以，《华盛顿宣言》中高调宣布的NCG，在很大程度上或许是韩国人一厢情愿，而美国人又有意为之的一张美妙大饼。

朝鲜试射洲际导弹后韩国秀军力，28架F-35“大象漫步”

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需要各方共同维护，对话协商是解决相关安全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一味强化军事同盟、加强地区军事部署，无助于缓和半岛事态，反而会加剧局势紧张升级。

★李厚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