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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散共产党情报局问题上，苏共中央的考虑是，以建立四个区域性共产党国际联合组织来取代共产党情报局。
1、赫鲁晓夫的“算盘”1956年2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作出了“关于举行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而抵达莫斯科的共产党代表的协商会议”的决议之后，就共产党情报局的工作进行了讨论，从会议记录来看，以建立区域性的共产党国际联合组织来取代共产党情报局的主张得到了主席团各成员的一致赞成。
大会上，米高扬提出，让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共产党员和工人党建立联合组织；让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建立共产党情报局；让北欧国家也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并建议同巴西人进行协商，成立拉丁美洲国家共产党情报局；让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建立联合组织，并建议加强这些国际联合组织的力量。
莫洛托夫也支持成立区域性的联合组织。
苏斯洛夫的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不应该封闭自己，不能丧失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卡冈诺维奇认为，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区分开来将会很有益，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心。为此，应该召集前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代表团领导人进行协商。伏罗希洛夫也认为应该进行协商，按照党的系统把（社会主义阵营)联合起来，以及进行区域性的联合。
赫鲁晓夫也对建立区域性的联合完全赞同，并提出了取消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及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委员会”。并且认为，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退出情报局是件好事。主张通过区域性联合组织进行接触，最好由苏共来提供报纸，出版学术杂志和书籍。大会委托米高扬、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在2月23日之前提交建议。
从苏共中央主席团2月22日的会议记录来看，苏共领导人已决定建立四个区域性的共产党联合组织来代替共产党情报局。首先就是在欧洲建立西欧国家的共产党联合组织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组织。这样就使东欧那些已经执掌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尚未掌权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区分开来，因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他们的斗争路线是不同的。
2、西欧国家共产党的联合失败在建立西欧国家共产党的联合问题上，苏共的意见是让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商量决定，而苏共不提供任何建议。根据苏共中央关于 建立西欧国家共产党联合组织的意见，法共和意共开展了相应的工作。
1956年5月3日和4日法共和意共代表团就建立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国际联合组织举行了会谈，在交换意见之后，双方解决了以下五项原则性问题：
1.法共和意共之间的关系；2.两党之间需要讨论的问题；3.相关所有各党之间的关系；4.同其他工人党、民主党派可能建立的联系；5.可能建立的出版机构。
在这次会议上，意共和法共就今后两党之间以及两党同西欧其他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达成了协议。从协议的文本可以看出，法国共产党承担了对英国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荷兰共产党、卢森堡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的活动进行监督，并对其予以帮助的责任，而意大利共产党承担了对奥地利共产党、希腊共产党以及瑞士劳动党的活动进行监督，并对其予以帮助的责任。
关于建立出版机构的问题，两党代表团都决定避免组建统一的出版机构，在他们看来，共同的出版机构会不可避免地成为统一的组织中心，而这是不受欢迎的。同时两党代表团都认为，必须填补由于《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纸的停刊而出现的空白，希望通过两党相关的杂志交流经验，这样做是必须的，但是也是不够的。最好是两党中的每一党都拥有自己的出版物，出版一些理论文章，发布一些国际文件，以及各国保存的一些文献。
在这2个出版机构中，或许还应该有一份用德语进行出版的刊物，刊登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文章，以便使相关各共产党拥有情报机构，对其活动予以指导。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两党代表团都对举行的这种兄弟般的坦诚的交换的意见感到满意，他们都认为，这次会谈的结果对两党以及整个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都是非常有益的。两党商定今后将加强这种友好合作。
尽管法共和意共为建立西欧共产党的联合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是，建立西欧国家共产党联合组织的设想仍然没能实现。根据陶里亚蒂后来的论述，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在当时进行的这些尝试，“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结果，这条道路就被放弃了，以后在任何场合再也没有谈到它。”
3、南斯拉夫的态度如果说，苏联领导人对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持消极态度，那么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建立国际联合组织的态度则要积极得多。在1956年3月2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在通过的“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问题”的决议中，在决定解散共产党情报局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关于寻求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和工人党新的联系方式的问题。但是，苏联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却遇到了障碍。
在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联合组织中的重要一环，就是把南斯拉夫重新纳入这一组织。解散共产党情报局显然可以满足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有关要求，有利于苏南关系的改善。为了了解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建立新的共产党联合组织问题上的意见，3月29日，赫鲁晓夫同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米丘诺维奇举行了会谈。
根据赫鲁晓夫的谈话，在苏共二十大期间，苏共同各国党，首先同共产党情报局成员党举行了会谈，决定解散共产党情报局。同时，赫鲁晓夫提出，在解散共产党情报局之后，还必须为各国共产党的合作建立一个组织。首先必须为欧洲掌权的共产党的合作建立一个新组织。
至于建立亚洲国家共产党的联合组织，赫鲁晓夫认为，中共的意见非常重要，因此派米高扬就这个问题同中国人和其他人会谈。另外，赫鲁晓夫提出还要以某种方式解决同南北美洲各国共产党进行合作的问题。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提出了苏共中央曾讨论过的关于为各国共产党的合作建立四个新的地区性联合组织的想法：欧洲建两个，亚洲建一个，美洲建一个。
赫鲁晓夫要求米丘诺维奇向铁托报告苏共中央的这些看法，显然是希望得到南斯拉夫的支持。然而，米丘诺维奇当场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这些建议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如果组织四个新的共产党情报局来代替目前的一个共产党情报局，就使西方有了新的可乘之机，来发动攻势，攻击共产主义现在比斯大林时期更富侵略性。”
对此，赫鲁晓夫的答复是，“不必害怕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在局势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动斗争”，“应当把我们的所有力量联合起来，使自己得到保障，我们应当有一个相应的组织”，“对于法国人和意大利（共产党人）来说，这一切是另一码事，但是对于阵营各国来说，必须有一个新组织。”
米丘诺维奇的消极看法对赫鲁晓夫是一个打击，正如米丘诺维奇所认为的，在关于建立新的、地区性共产党联合组织问题上，他的消极态度使赫鲁晓夫发生了动摇。尽管如此，苏联领导人仍然没有放弃原有的打算。
4月3日，布尔加宁在同米丘诺维奇进行谈话的时候，再次提出了关于建立新的共产党国际联合组织的问题，并表示要在铁托对苏联进行访问的时候再同铁托研究这件事。从赫鲁晓夫同米丘诺维奇的谈话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还是从阵营对抗的角度来看待建立新的共产党情报局组织的，希望使南斯拉夫重新回归到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无论是在阵营问题上还是在关于建立新的共产党联合组织问题上，南斯拉夫的立场都是令苏联领导人感到失望的。5月24日，在铁托对苏联进行访问前夕，铁托在同合众社记者进行谈话时指出，苏联和南斯拉夫将为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而主张“积极共处”，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关系“将是权利平等的国家间的关系”。
铁托认为，他即将对苏联进行的访问，不会使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任何改变，同时他还表示，希望西方国家了解南斯拉夫的独立态度，希望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变好。并且，据记者报道，铁托反对建立新的共产党组织以代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1956年6月，在铁托访苏期间，苏联领导人对他进行了热情的招待，并且在会谈中进行了令南斯拉夫人感到“目瞪口呆”的自我批评，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对改善苏南关系的重视。
尽管如此，南斯拉夫方面最终仍拒绝对阵营承担任何义务，不同意在意识形态团结上签字画押。
4、中共的态度最后两国签署的《莫斯科宣言》既没有提“意识形态上的团结”，也没有提“社会主义阵营”。在力图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纳入新的共产党联合组织方面遭受挫折的同时，苏联在建立亚洲共产党联合组织方面也遇到了困难。
1956年3月，米高扬在对印度、缅甸后访间之后来到北京。在同中共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中，米高扬提出，苏共中央建议各国联合出版一个刊物，还提到要成立联络局。毛泽东明确表态：不赞成办刊物和设立机构。
毛泽东说，过去情报局搞刊物，结果并不好，第三国际和情报局给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现在搞联络局，那么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会害怕。并且，毛泽东指出：过去共产党情报局“干涉了内政，决议强迫执行，现在不能这样做了。”
毛泽东的建议是：“有事开会商量”，召集人当然是苏联比较好。你们召集会议我们到，有事开会，无事不开。”
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反对苏联领导人提出的关于建立新的共产党联合组织的建议，都对共产党情报局的工作方法表示了反对，这就表明，需要建立的新的共产党联合组织必须改变以前的工作方法，而毛泽东提出“有事开会”的建议显然对苏联领导人产生了影响。
1956年6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会议的共产党人和工人党人之间联络方式”的决议，决议指出，关于中止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活动事先规定的前提条件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需要就他们之间可能进行联系的形式交换意见。
苏共中央认为，这种联系的形式可以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定期召开会议，就他们工作中的共同问题交换意见，对具体的代表共同利益的党的问题和经济建设问题进行集体讨论。
决议还提出了出版刊物的建议，“可以每两周或者最初每一个月出版一期杂志，来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解释共产党和社会党合作的道路和经验，推广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和阐释国际工人运动问题以及各民族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问题。”
为了实现苏联领导人提出的关于建立共产党联合组织的新构想，6月2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相互接触的形式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关于这次会谈的详细记录，来确定东欧各党对苏联领导人新构想的反应。
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领导人通报了关于与南斯拉夫党和政府代表团的谈判情况。6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了关于把这些情况通报给中国、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以及苏联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根据这个决定，1956年7月13日，向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寄出了苏共中央的秘密信函，其中强调了应该注意与南斯拉夫代表团之间的分歧，南斯拉夫方面拒绝声明与苏联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思想统一，以及南斯拉夫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共产党追求在与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相互关系中独立的意图，遭到了苏联共产党的尖锐批判。
从苏联领导人对南斯拉夫进行的批评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还是希望建立新的联系机构，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的。因此，7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对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做了许多限制性解释，同时提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
“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这样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绝不是说，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革命的兄弟政党的国际团结和接触的必要性已经失去了意义。”
5、联合的新形势正在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与各国共产党协商这一问题的时候，爆发了波匈事件，事情只得拖了下来。
波匈事件之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和统一变得更加重要了。为加强这种团结，苏联领导人开始考虑对构成苏联同东欧联盟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和约束这种关系的原则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在1956年10月30日的政府宣言中有所体现。这个宣言与早些时候的假设相反。它是在波兰和匈牙利动乱之前——10月中旬形成文字的，后来只是根据新的政治形势发展作了相应的更新。
该宣言为阐明苏联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提供更为公平的基础。苏联领导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努力得到了中共领导人一定程度上的支持。
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同前来出席中共八大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乌布利希举行的会谈中，毛泽东一方面对共产党情报局进行了批评，认为在共产国际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在共产党情报局中也存在，“情报局做了许多坏事”，另一方面指出，在情报局解散之后，共产党之间仍要合作，仍要以苏联为中心，“社会主义阵营中只有一个头，这就是苏联”。
1957年1月11日，周恩来与波兰领导人会谈时，一方面对苏联领导人企图建立共产国际或是情报局性质的国际组织进行了批评，表示各共产党之间要有平等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周恩来也强调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建议召开兄弟党的实质性的会见，会后可以就共同达成协议的问题发表一个总结性的文件。
对于共同出版一份意识形态杂志，周恩来也谈到了中共的看法。“中国同志认为共产党和工人党出版一份这样的杂志是多余的。他认为，苏联可以自己出版一份这样的杂志，兄弟党的代表可以把文章寄给他们。”
在中共和苏共的共同努力下，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于1957年11月14-16日期间在莫斯科举行，12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后一致通过了宣言，宣言对当代国际局势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任务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应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以及互利和互助的基础上。
在这次会议之后，11月16-19日，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举行了会议，最后通过了和平宣言。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国际共产主义杂志《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开始出版。
1957年莫斯科会议，无论是会议的规模，还是其对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影响来说，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任务，并通过了和平宣言，这就为今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这也意味着，在苏共二十大以来确立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总路线指引下，苏联最终放弃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奉行的世界革命战略。
在这次会议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作为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新的联系方式就被确定下来，1957、1960和1969年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会议成了各国共产党进行联合的最重要的形式。
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这种新的联合形式的建立是国际共运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标志着各国共产党独立性的进一步加强。
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召开以及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新的联合形式的问题上，中共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总体来说，中苏双方都认为莫斯科会议是非常成功的。然而，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却蕴藏着一种危机。中苏关系在其蜜月的最高峰，正渐渐进入一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上升，大有取代苏共领导地位的趋势，对苏共的地位构成了挑战。而苏联在1956年的党内斗争结束以后，国内政治趋于稳定，农业和工业生产都在稳步增长，特别是苏联在航天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更加增强了苏联领导人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长期以来国际共运的领导者，苏共领导人是无论如何是不愿看到中共影响力的这种增长的。于是，莫斯科会议之后，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便一个接一个地显露出来，最终导致了中苏分裂。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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