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十四辑(经济史料，1983年4月出版），作者王孝楚，原标题《忆国民党的所谓护商缉私队》

正文

“安徽省护商缉私队”是安徽省的特种部队。它的成立和结束，都是在抗日时期。笔者曾参加过这一部队的工作，虽然时间很短，但对它的内幕和活动，是知道一点大概的。现就个人回忆，记录下来，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新桂系的将领之一廖磊，于一九三九年担任了安徽省政府主席。这时，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了南京、武汉，在安徽境内，也侵占了芜湖、安庆、蚌埠、合肥几个重要城市。但就全面来说，空隙地带还是很多，因此投机商人便趁时而起，一时进出口的商业贸易，很为发达。安徽财政厅长章乃器便在这个时候，对江湖汊口及陆路关隘，建立了十七个进出口货物检查处。对进出口的货物，实行检查，征收进出口税以补助军政费用之不足。施行有几个月，成绩很好，收入很钜。但自廖磊到了安徽之后，即和章乃器有了矛盾，主要原因是因章乃器不是新桂系的嫡系，且接近新四军，由他掌握财权，廖磊有所疑忌。于是，在一九三九年的五月，便把章乃器调走，而以曾任桂军总部的军需处长杨忆祖（贵州人）继任。杨接任后，即把章乃器所任用的各地货检处的骨干分子，全部撤换，另派一些广西人、湖南人，和一部份财政厅的老税务人员，接充办理。这一来，安徽货检处，已完全为廖磊所掌握。按说廖磊也可以满意了。但事有不然，他还有进一步的追求。据说廖磊在广西时，曾干过缉私司令，并主持过广西的税务工作，对侦缉私货、开发财源颇有经验。他认为只有货检处这一机构，还不够理想。因为货检处的收入，只能坐等，它的漏洞很大。为着做到完善起见，一定要有一个缉私机构，需以若干部队配合起来，这样才能做到严密无缝。这时，他的左右一些跟着军队吃闲饭的人，也向他反映，不是说某一个货检处主任已发了大财，把钱带回老家去了，就是说某一个商人有一批货没经过检查处，也赚了很多钱；连廖磊的老婆胡慧也夹着说长道短。他们总的意思，都是认为货检处之外，一定需要增加一个盘查侦缉机构，他们才好渗进去大发横财。左右的唠叨、议论，正中廖磊下怀，于是，他便下决心增设“安徽省护商缉私队”。

这个护商缉私队，于一九三九年七月成立。它的编制是一个司令部，下辖三个大队（一个大队等于一个营）。司令部设司令一员（少将），副司令一员（上校），主任参谋一员（上校），参谋二员（中校、少校各一员），政治部主任一员（上校），指导员一员（中校或少校），副官长一员（中校）,副官二员（少校、上尉各一），秘书一员（中校），大队长三员（上校）。大队以下同营编制。它的兵源，是由当时抗日人民自卫军的杂牌军队抽调改编的。最高的统率指挥权，为安徽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也就是廖磊。司令部和大队组成人员，都由廖磊任用。正司令林鹿垣（广西人，原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在广西时，常跑廖磊的公馆），副司令林剑峰（广西人，为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徐启明的外甥），主任参谋廖福宗（廖磊的亲胞侄），政治部主任高铸新（安徽舒城人，由林剑峰介绍），副官长胡子樵（廖磊老婆胡慧的弟弟，本人在二十一集团军总部代理副官处长）挂名。秘书是笔者本人（由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王况裴介绍;九月到职，十一月去职）。以上是司令部组成人员。司令部设于庐江。三个大队是：第一大队队长张应奎(安徽寿县人，广西南宁军校学生，他的队伍是皖北抗日自卫军改编），驻毫县、太和县。第二大队队长是朱滋厚（合肥人，他的队伍是土匪王夫拖刀的旧部改编），驻庐江、三河。第三大队队长储造时（岳西人，他的队伍是地方自卫队改编），驻襄安、土桥。司令部及三个大队的薪饷，按保安部队待遇，由保安处发给。司令部经费，每月三万元，外由各货检处每月共筹五万元给予津贴。保安处拨付之三万元，每月由胡子樵经手领取。据说，这笔钱是交给胡慧，作为林鹿垣对她的酬报。直到廖磊死后，胡子樵还到庐江去过一次，为的是向林鹿垣要钱。他们的关系便是如此。

安徽护商缉私队的任务，按明文规定是：保护正当商人经营进出口贸易、查缉逃避税收及走私贩卖禁运之货物。此外，并配合正规军在其驻防地区防敌、防伪、“防共”。因为它有这样的任务，所以权限很大。可以对查缉到的货物进行没收，对违犯规定的商人，可以处罚，严重的可以执行枪决。当我第一次和林鹿垣见面时，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一张布告，讲有一个姓邢的农民，贩运了四担鹅鸭毛及一百斤棉花、五十斤板栗子，用一只小船，想从巢湖出口，被驻在石嘴头的缉私队查着了，解送到司令部来，要给他以走私资敌的罪名，执行枪决。我看了以后，向林鹿垣说：“走私的物资在数量上是否有所规定？资敌的情况，是否也要看实际行动？象他这样物资很少，还没有越出巢湖地区；再者是初犯？还是屡犯？都没有问明白，这样就把他枪决，恐怕有点过重了吧！”林鹿垣听我这样一说，当即答道：“我们这里没有军法组织，这个人是下面送上来的，据说是个屡犯，我们根据原则，决定把他枪决。因为送来的人犯，我们如果不办，下面以后就不送来了。同时，不杀几个人，不能以儆效尤。因此，你所考虑的，在我们这里就用不着考虑了！”结果，这个人便在这一天的下午枪决了。当我一边离开林鹿垣办公室一边就想，这差事不好干。但碍于王况裴的介绍，我又不便立刻辞职。终于干了一个多月便不干了。时间虽短,他们的罪恶行为，却也被我掌握了一些。

由于护商缉私队横行武断，商人们非常害怕。一时，很多商人都是老老实实的把货物送到货检处，通过检查交税，不敢偷漏。因此，货检处在这一时期，收入激增。然而护商缉私队没有横财可发了。于是护商缉私队乃想出了另一个主意，就是强调出口的物资，要严格的进行检查。如此一来，他们又可以施展淫威，在检查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地对商人们留难挑剔，进行勒索。这时期，鹅、鸭毛是出口大宗。皖西的鹅、鸭毛，都集中在庐江。从庐江到无为的襄安镇，约有一百里的水路。护商缉私队在沿途都布置岗哨。凡是经过岗哨的所在，都要接受检查。而他们检查的“办法”，是把包扎拆开，兜底翻动。每包几百斤鹅、鸭毛一拆开来，要摊很大一堆面积，鹅、鸭毛的体积很轻，如遇起风之时，刮的满空中都是。等到检查完毕，一包只剩半包，有时连半包也剩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们受不尽的损失，说不完的痛苦。他们给护商缉私队送了一个别号，叫做“护商吃私队”。后来，商人们终于找到了窍门，他们和司令部直接打交道，那就是认货讲价，先送一笔钱给林鹿垣或是廖福宗，由司令部下令放行。虽然花费一些钱，但比沿途盘查的损失，要好得多了。如此一来，林鹿垣和廖福宗也发了一注大财。记得当时有一个芜湖人侯孟宣，在庐江采购了二十多担鹅、鸭毛，他送给林鹿垣的买路钱，一笔就是三千元。其他类似之事很多，举此一例，可以概见其余了。

在司令部里，大权独揽的，是廖福宗。因为他既是主任参谋，更是廖磊的亲侄儿，林鹿垣也得让他几分，因此所得的油水，他们两人是平分秋色的。而副司令林剑峰不免有向隅之感。嫉羡之余，他也想出了一条生财之道。林剑峰曾做过庐江县县长，在庐江讨了一个老婆，熟人很多，于是便利用这一优势与庐江商人合伙，大做鹅、鸭毛和其他的出口生意。有一次运出鹅鸭毛十四担，行至巢县盛家桥地方，被当地一个姓林的什么主任查出，把货物扣留，送交巢南办事处处理。所有运货的人，都在黑夜里逃回了庐江。林剑峰得知此事，便向司令部要了一个排武装，连夜开到盛家桥，把那个主任捕捉起来，五花大绑押送到司令部。外由一个押运人员具了一个报告，说他在巢县附近采购鹅、鸭毛，被这个人拦路抢劫。还说尚有购货资金五百多元，也被这姓林的抢去。要求司令部把货物追回，并要求予以严办。林鹿垣把这个报告批交我讯明究办。我一看他的报告当中漏洞很多，便怀疑这件事一定有其它的原因。当即把报告人叫来询问：“你的鹅、鸭毛共有多少？”他答：“一共是十四担。”我又问：“一共花了多少本钱？”他说：“一共花了两千五百元。”我问：“你在巢县附近，一共采买了多少天？”他半天没有回答。我又问：“你在巢县附近采购鹅、鸭毛时，住在哪个集镇？住在哪一家旅店或是商行里？”他又半天回答不出来。至此，我便厉声地对他说道：“这分明是你们在走私，他是有权查缉并没收你们货的，你们怎么居然告起他来了？我再问你：司令部的武装是你们请求派去的吗？你们同司令部的什么人相识？你要把这些问题，都得一一的交待出来！”我这几句话，把这个家伙问的目瞪口呆。正在这个时候，政治部主任高铸新跑到我的身边附耳说道：“这批货是副司令的，请你责令那个姓林的把货物交还就是了。其他可以不必多问。”我一听此言，心里一怔。我想林剑峰是管人家走私的，怎么自己也走起私来呢！这岂不是监守自盗吗！我不能和他同流合污。当即停止讯问，把这些情况详细地报告了林鹿垣。林听了之后，说道：“你备一份公文，把他们送到专员公署，请闭专员（闭有清）给予处理好了！”我便依照而行。后来，这一案件，直到皖赣监察使杨亮功从皖南过江，路过庐江时，这个姓林的（他和杨亮功沾点亲）向杨诉了冤枉，才由杨饬令闭有清把他们一齐释放。林剑峰十四担鹅、鸭毛，算是做的本利精光。而我因为得罪了林剑峰，在这以后也离开了这个司令部。

护商缉私队，虽然有三个大队，但林鹿垣、廖福宗所能控制的，只有驻庐江、三河的第二大队和驻无为襄安、土桥的第三大队。至于远驻淮北毫县、太和一带的第一大队，司令部鞭长莫及，就无法控制了。好在大队长张应奎是南宁军校出身，受过新桂系的培养，他的老婆又是广西人，俗语有句话“肥水不落外田”，因此，便让他在皖北独挡一面。这时皖北的进出口贸易很大，尤其是进口的食盐和出口的鸦片烟土，销量的数字更大得惊人。而且也正是缉私的对象。处在这种情况下，张应奎的收入，当然也不是少数。利之所在，林鹿垣、廖福宗也是不会放松的。于是，他们便采取了包干制的办法，不管张应奎收入多少，固定的每月上交司令部五万元，作为他的报效。据说，护商缉私队成立一年，张应奎一人对上司的报效就有六十万元之巨。而张应奎本人在太队长卸任以后，便在六安城内买了一座三进瓦房的住宅，此外还在他的原籍寿县买了三百多亩水田。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在当时是怎样的压榨和搜刮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廖磊病故。林鹿垣、廖福宗等如丧考妣。这年十月，李品仙任安徽省主席，各方面对护商缉私队责难很多，而林鹿垣、廖福宗等和李品仙又没有什么亲谊之类的关系，于是李品仙乃于一九四〇年七月下令裁撤。所有部队，仍归还保安团建制。至此，安徽护商缉私队这个特有的武装组织，乃告结束。

一九六四年十月 六安县政协供稿

资料来源：

《安徽文史资料》第十四辑(经济史料，1983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