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不就是凭着《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指挥打仗吗？我坚决反对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这番尖酸刻薄的挖苦言语，是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当着所有与会代表们的面，对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的。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对于凯丰这番挖苦自己的言语，毛主席一直没有忘记，常常对人提起。
那么，凯丰为何要在遵义会议这一事关我党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挖苦毛主席“不懂马列主义”，并反对他领导红军呢？遵义会议过后，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呢？
凯丰
关于这个事，我们还要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开始长征说起。
长征路上的思考1934年10月，长达一年的第5次反“围剿”最终以失败告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进行长征。
在长征正式开始后，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对当前的局势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认为：红军带着大量笨重的机器设备行军，不像是转移，更像是“大搬家”。
毛泽东曾向李德博古提议将这些“坛坛罐罐”抛弃掉，部队轻装行军，以免被敌人包围后“一口吃掉”，结果顽固的李德、博古完全听不进去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们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这个喜欢和农民“混在一起”的人的建议“不值一提”。
带着笨重设备的中央红军在李德、博古的指挥下，在湘江战役中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原先86000人的部队直线下降至30000余人。
湘江战役形势图
在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我党不但丢了中央苏区苦心经营多年的井冈山根据地，部队还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二的兵力，此情此景如何不让他们三人痛心和难过，三人经过交流后，一致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临时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所导致的。
更让三人感到忧心忡忡的是，不久前博古、李德二人给各军团首长下达了命令，要求部队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问题是此时蒋介石已经征调了20万大军在红军的必经之路上设下了4道防线，就等着红军主力部队往这个口袋里面钻了。
三万刚刚打了败仗的红军去硬碰20万的国民党军队，无异于以卵之石，毛泽东果断地认为必须迅速召集军委会议，改变原定作战计划。
毛主席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毛泽东立即找到“三人团”中的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提出我党应该迅速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对红军现状深感忧虑的周恩来予以了同意。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将李德去湘西的军事提议驳斥得一无是处，并提出部队应该往贵州去，贵州王家烈的兵是“鸦片鬼”，不经打，红军只有西入贵州才是唯一的活路。
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红军部队之后转战贵州黎平，并在黎平再次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
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和博古之间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论，博古主张折返黔东地区，最终在湘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指出他这是“自投罗网”，主张部队应该去川黔边界，成立一个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
周恩来这次又一次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红军部队继续西进，准备攻打黔北重镇遵义。
12月20日，张闻天在和王稼祥聊天时明确认识到：如果让李德、博古这样的人继续掌握着红军的军事大权，那么中央很可能会犯第5次反“围剿”时那样的错误，只有让“老毛”出来指挥军事，那么红军才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张闻天
当天晚上，王稼祥就联系了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左权等红军将领，将他和张闻天的想法说了一遍，并得到了这些将领们的支持，很快红军队伍中就传出了“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的呼声。
1935年元旦过后，李德正式被解除了所有的军事领导职务，完全丧失了军事指挥权。
1月7日凌晨2点，红一军团第2师占领遵义县城，党中央决定于1月15日在遵义老城子尹路80号，召开一次“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与战略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青史永铭的遵义会议即将召开。
遵义会议中的风波一眨眼间1月15日就到来了，这次会议由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博古主持，共计20名代表参与。
博古
身为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博古自知这次会议就是针对自己来的，因此他在会议开始几天前做了大量的准备，自认为已经“万无一失”。
遵义会议开始后，博古洋洋洒洒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他的这篇报告条理清晰，尽可能的把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利和湘江战役的失利归结为“客观原因”，将自己“摘”了出去。
博古原本以为，自己发表完演讲后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支持和谅解，结果当他把目光从自己准备了好几天的报告中移开时，发现所有与会人员中除了凯丰同志外，对自己的反应都很冷淡，自己的“战友”李德更是坐在门口一言不发。
凯丰的本名叫做何克全，他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时就认识了博古，两人因此结下了极其深厚的友谊，后来凯丰从苏联回国后，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博古。
虽然在中央苏区时期，凯丰对博古的政策并不是十分的支持，但凯丰也不认为博古做的完全就是错的，凯丰当然知道这次会议就是针对博古的，出于友情和道义，再加上他十分的瞧不起毛泽东，觉得他只是会打仗而已，完全不懂马列主义，对王明那一句“山沟沟里怎么出马列主义？”这句话深表赞同，因此他决定站在博古一边。
王明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抱有和凯丰一样的看法。
按照会议流程，博古之后是周恩来作报告，等周恩来报告完后，与会人员将对博古和周恩来的两份报告发表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发言的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他首先表明态度：“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然后从口袋里拿出准备已久的报告提纲，指出博古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战略战术方面犯下的大量严重错误。
这份被后世称为“反报告”的报告，立即在会议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和周恩来持平，他的这份重量级报告做完后，博古甚至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在这难言的沉默中，博古突然注意到墙上的指针指到12点半了，当即宣布散会，下午再开会讨论这一问题。
在午休期间，凯丰找到博古问道：“你身为中央总书记和会议主持人，就这么容忍洛甫（即张闻天）的肆意攻击？”
博古无奈的表示：“我们党是讲民主的，又不能把他们的嘴堵上。”凯丰见状离开了博古的房间找到聂荣臻，想邀请他和自己一同支持博古，结果聂荣臻坚定的表示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
聂荣臻
碰了一鼻子灰的凯丰再次找到博古，将自己刚才的经历说了一遍，然后愤愤不平的说道：“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对凯丰找聂荣臻的结果早有预料的博古苦笑着告诉他：“你这就叫自讨苦吃。”
过了一会儿，代表们再次来到了会议室，当博古宣布“会议开始”后，毛泽东第一个站了出来表示自己要讲几句。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毛泽东客观、充分地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临时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犯的错误一一列举出来，并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反驳了博古所谓的“作战失利主要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导致的”的错误论据，指出：“正是因为博古、李德执行错误的军事路线，我们才会出现这么大的损失。”
毛主席
毛泽东发完言后，王稼祥、朱德等人先后进行了发言，坚定的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支持，直言红军应该交由毛泽东指挥。
原本一直坐在门口抽闷烟的李德对与会人员批评自己的行为并不服气，他说第5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再加上我军部分指战员在执行新战术时出现了“偏差”，才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李德发完言后，凯丰也站了出来，作为这次会议中少数支持博古的代表，他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但他自己又无法指出毛泽东批评博古发言中的错误，于是开始对毛泽东进行挖苦：
“你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你还会什么？不就是凭着《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吗？”
说到这里，他环视了在座的代表一眼，目光最终定格在了李德的身上：“我坚决反对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遵义会议
凯丰这话一说出后，会场再次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被他挖苦的当事人毛泽东却表现得很淡定，他气定神闲地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口后，抬头看着凯丰问道：“我说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吗？第一句是怎么说的？”（其实当时毛主席也并没有怎么看过《孙子兵法》）
凯丰当即就愣住了，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他根本没怎么看过《孙子兵法》，只是知道《孙子兵法》的名头而已。
毛泽东接着说道：“战争规律，古今中外皆然，我们祖宗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呢？为什么一定要弄些教条来束缚住我们的手脚？”
毛泽东的这些问题让凯丰彻底哑口无言，像一只斗败的公鸡一样坐下去了。
博古见会议进行不下去了，于是再次宣布散会，正在大家准备离开时，康克清走了过来说道：“大家先不要走啊，今天我们总部杀一头猪，给大家加加餐。”张闻天听后意有所指的说道：“好哇，今天打总司令部的‘土豪’！”
康克清
在第2天的会议中，越来越多的与会代表对博古、李德进行了批评，其中有些批评涉及到了同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此时的会议已经出现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以毛、张、王为代表，另一则以博、李、凯为代表，周恩来的态度显得至关重要。
周恩来在昨天会议结束后思索了很久，认为在之前的一系列事情中自己的确犯了一些错误，当时临时中央的做法的确是有问题的。
因此当16日会议上轮到周恩来发言时，他坚定的表示自己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们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批评，作为这场战争的负责人之一，自己也要承担责任。因此周恩来主动请求中央撤掉自己的职务，让毛泽东同志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
周恩来
周恩来的发言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重返红军领导岗位，毛泽东也在第2天的会议上正式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层。
党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无疑是一件喜事，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到高兴，凯丰在会议的最后就公开对会议的决定表示不服，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知错就改遵义会议召开后，毛泽东指挥着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让蒋介石的追兵疲于奔命。目睹这一切的凯丰对毛泽东的态度有了180°的大转弯。
在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凯丰就当众宣布：“现在我宣布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时间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的了我们的党，才能领导的了我们的红军。”
四渡赤水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并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两河口会议在红军历史上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当时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看到只有三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后，对中央红军产生了轻视心理，他不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向川陕甘发展的北上方针，而是提出应该向西康方向发展，最终建立“川康政府”。
在会议上，凯丰旗帜鲜明的表示自己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并在之后写了一份名为《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长文，将其刊登在我党的机关报《前进》上，说“张国焘是想搞西北联邦政府，最终把党中央也‘联邦’进去。”
当张国焘看到凯丰的这一篇文章时，无疑是十分愤怒的，不只是因为他和凯丰同为江西萍乡老乡，也因为凯丰是第一个公开批评他的人，因此张国焘策划了一系列针对凯丰的“反击”行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张国焘的野心逐渐暴露无遗，凯丰则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不断写文章对张国焘进行批判，他还因此得到了一个“长征路上的笔杆子”的雅号。
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凯丰思想和行动上的改变非常的欣赏，并为他感到高兴，毛主席曾当众表示凯丰是“两可”，即“可造大才，可堪大用”。
前左2： 凯丰
宣传战线上的杰出领导者红军队伍抵达延安后，凯丰被任命为中宣部长。在长征路上，他和毛主席之间的关系变得越发融洽，因此在延安期间，毛主席没少去他居住的小屋和他聊天。
1937年5月2日中午，凯丰夫妇正在屋子里吃饭时，毛主席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笑着走了进来，凯丰的妻子廖似光见状赶紧站起来为毛主席让座。
毛主席知道凯丰家里只有两把凳子，于是笑着说道：“你把凳子让给我，你能站着吃饭？”廖似光听后笑着回答道：“你说过站着吃饭可以多吃一些，我今天想试一试。”
毛主席和凯丰听后当即笑了起来，之后毛主席看了看桌子上的饭菜，将勤务员找了过来，让他将桌子上的饭菜再热一热，因为凯丰同志的肠胃不好，应该尽量少让他吃凉的东西。
在勤务员热饭期间，凯丰问道：“您此番前来，应该是有任务吧？”毛主席笑着说道：“我看了你昨天发表在《解放周刊》上的那篇大作，我觉得那一篇文章对西安事变后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的青年群众有着很好的导向作用，我觉得这样的文章应该多写。”
毛主席说的文章指的是凯丰在5月1日发表的《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在这篇文章中凯丰充分发挥了他的写作才能，引导为“左派”和“右派”青年们消除分歧，团结救国。
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面对毛主席的称赞，凯丰表现得十分的谦逊，称“担心自己无法完全地阐明中央意图”。
毛主席听后摆了摆手说道：“如果你都说不清楚的话，那延安还有几个人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坚定地告诉凯丰：“你可是我们党的笔杆子，就应该多写，不但要自己写，还要动员其他的同志一起写！”
毛主席的话让凯丰大受鼓舞，又写下了很多篇鞭辟入里的文章，为我党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被任命为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2年又调至北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不管是当市委书记还是当部委领导，凯风一直保持着他清正廉洁的作风。有一天，他的二女儿生了孩子，于是写信给凯丰，想让父亲将她调到身边工作。
结果凯丰当即给女儿写了封回信：“你和丁大发（凯丰的女婿）还是回家去种田好了，不必来我这里。我这里也无法养活你及小孩，还是靠你们自己去养活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小孩。”
1955年3月23日，凯丰同志在京病逝，年仅49岁。
凯丰塑像
凯丰同志对我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突出的贡献，他虽然曾经是王明博古“左”倾错误路线的拥护者，但他很快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勇敢地予以了改正，并坚定的站在了正确的一边，而且他自始至终都能保持清正廉洁，是一位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