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现在人提起明朝的八股都是深恶痛绝，提起朱熹同志就抓着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句话不放，说他助纣为虐，用愚民教育禁锢思想。可只要你稍微了解一点，明朝的科举制度就会发现。八股文切实的解决了一直困扰唐宋科举的公平问题。过去考《五经》，加起来60多万字，其中有很多晦涩难懂，让人看了根本不知道在说啥的内容，普通人请不起老师，就造成了“世家子弟”、“累世公卿”、“累世经学”的局面。

而朱熹同志编纂的四书集注，相对简单易读，相当于老师考前帮你划重点，缩小复习范围，你说当时的考生能不追捧吗？所以大明文魁的作者并不像新宋作者那样，上来就让主角开挂，编了两套论语新解，成了文坛领袖，而是老老实实的考科举，凭借着状元的身份走上了明朝的仕途，再从内部慢慢的推出自己的思想，“事功学”，而理学、心学在思想建设方面争一争高下。理学被人诟病最多的点，就是过于强调“内圣”而忽视“外王”。

简单来说，就是过于看重道德、德性这些东西，忽视那些干实事儿的。“士大夫问甲兵不知，问钱古不知”，绕来绕去总能给你绕回到，道德品质问题上。所以主角推行事功学，顾名思义就是提倡功利的思想，别整天提拔只会空谈的清流，也要注重能干实事的胥吏，给予“技术性官员”上升的渠道。而他核心则是顾炎武那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主角选择在明朝体制内干实事儿，无疑是选择了带着镣铐跳舞，纵然是解决了黄河水患、万里饥民，朝鲜之战，矿税横行，但最终也难免会触碰到和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一样的明朝天花板，涉及到皇权与相权之争。

所以在不颠覆明朝，不篡权杀皇帝，不改什么君主立宪的情况下，《大明文魁》被主角安排的功成身退，依然是主角能享受到的最好待遇。事功虽解决了理学的空谈，可谁又能保证不划向重利而轻义的另一个极端呢？他似乎改变了什么，但又什么都没改变。历史自有的惯性，甩开了这个意外的因素，依然朝着它原有的归宿狂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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