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是以蒋军率先向我中原解放区进攻，妄图以优势兵力聚歼中原军区主力为开端的。
中原军区部队从大局着眼，此前一直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在原地坚持斗争，为迟滞全面战争的爆发，为各战略区争取时间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有确凿证据表明，蒋军即将对中原军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前夜，中原军区奉命开始突围。
中原突围是在极端被动情况下的一次战略求生行动。除了作为佯动兵力，希望引发蒋军高层战略误判，掩护主力安全转移而孤军向东面突围的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即在此役中名扬天下的“皮旅”）外，以及在原地打游击的几个地方旅外，中原军区主力分成北、南两路向平汉线以西突围。
中原突围行动是成功还是失败，史界一直有所争议。正面观点认为，中原军区部队拖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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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左右的蒋军，使之一时不能转用于他处，为其他战略区减轻了压力。
而且在突围行动中，并无成建制部队损失，相当一部分骨干仍然保存了下来，因此突围行动应该算是成功的。
而反面观点则认为，中原军区作为一个战略区，
在突围行动中兵力损耗太多，而且跳出蒋军合围圈后，未能完成创建豫鄂陕和鄂西北新根据地的任务。
中原军区劫后余生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无法形成一个战略集团，与其战前地位不相称。而且即便是依附于其他战略集团，也只能作为战斗力弱的偏师起一定的辅助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原突围行动很难与圆满划上等号。
正反两种观点，各有各的着眼点，都有史实支撑，可谓见仁见智。
不过，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中原突围行动，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6年6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原军区主力分成南、北两路，向西越过平汉线，跳出了蒋军的合围圈。这一阶段，虽然军区主力连续行军打仗，被拖得疲惫不堪，但战斗及非战斗减员其实并不算大。第二阶段从1946年8月初至1947年初，中原军区北、南两路主力部队分别试图创建豫鄂陕和鄂西北根据地。这个阶段，两路主力部队减员甚大，两块根据地也未能如愿建立，最终不得不留下少数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大部队分路北返。
创建根据地是我军的强项。中原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参与了川陕苏区的创建。为什么这一次创建豫鄂陕和鄂西北根据地却失败了呢？
从客观条件来说，豫鄂陕和鄂西北经济落后，物产不丰富，人烟也算不上稠密，但地形却颇为复杂。这些地方在土地革命时期曾发生过几次农民暴动，均被蒋军残酷镇压，地方上党组织的力量极为薄弱。加之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两块地方靠近前沿，蒋军在这里加强了保甲组织，因为我军初来乍到，又是饥疲之兵，故而一时难以打开局面。
不过，豫鄂陕和鄂西北的经济条件再怎么，也比陕甘宁要强许多。
陕甘宁之所以当初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能打开局面，是因为他们领导的陕北红军能不断地打胜仗，能给予倾向革命的群众以信心，能打压地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唯有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将根据地建立起来。否则的话，如果部队被敌人成天追着跑，落不下脚，还会有多少群众愿意冒着事后被反动势力清算的危险，出面帮助一支看起来朝不保夕的队伍呢？
如果说师老兵疲的话，那么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主力放弃鄂豫皖苏区向西突围，同样是经过千里转战，总兵力从突围时的2.1万降至1.5万人，但他们为什么能迅速在川陕站住脚，短时间内就创建出稳固的川陕苏区呢？
当地组织和群众基础和十余年后的豫鄂陕和鄂西北一样薄弱，但红四方面军能将兵力捏成拳头，不断打胜仗。部队面临的一切困难，归根到底是要靠打胜仗才能彻底解决。哪怕是受各方条件所限，打不了歼敌团、旅、师以上建制的大歼灭仗，改打以歼敌连、营级部队为目的的小歼灭仗，也一样能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改善部队处境，最终进入良性循环。
1946年6月底，中原军区主力向西突围时，北路军共计1.5万人，王树声率领的南路军共约1.3万人。1个多月后，进入陕南的北路军，除王震率领的359旅北返外，尚有约7000人。南路军在房县西南与江汉军区突破部队会合后，尚有10个团的建制部队，共1万余人。如果相关领导能采取强有力措施整顿部队，集中一部分主力在手，用于机动打击“进剿”、“追剿”之敌，其余部队分散发动群众，是完全可能在豫鄂陕和鄂西北站住脚的。
非常遗憾的时，北路军和南路军主要负责人都将敌情和眼前的困难看得太过严重，不约而同地采用了部队高度分散，与敌打圈圈的策略。
由于总是想着避免与敌军作战，结果敌军越发嚣张，越发穷追不舍，
分散活动的我军感觉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敌军，怎么也甩不开敌人。部队越来越疲惫，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多。
而力量减弱后，越发不敢主动与敌接战，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实际上，当我军分散时，敌军也在分散，每一路敌军的力量也在不断减弱。如果我军采取“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的策略，适时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寻机歼敌一路，就一定能摆脱敌军纠缠，争取到一个较长的休整时间。
事实上，鄂西北军区成立后不久，7团便在房县以南约200里的松香坪被蒋军堵住了西进的道路，该团东返时又在阳日湾遭敌追兵夹击，受到了损失。此后，7团向南转移到人烟稀少的石板河，仍然摆脱不了敌军追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该团集中2个营的兵力，以伏击手段歼灭了1个营的追兵。此次战斗进行得极为顺利，因为追兵就只有这1个营。此战后，该团反而获得了长达1周的休整时间。
令人惋惜的是，7团的经验没能引起相关负责人的重视，以至于石板河伏击战成了豫鄂陕和鄂西北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孤例和个案，主流仍然是避战打圈圈。鄂西北军区曾在1946年11月7日电告总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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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来，我军区与追兵作战百余次，共毙伤蒋军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6
挺、步枪1259支，子弹2万发。
用这封电报里的战果数据除以作战次数，是很说明问题的。而且这些战果中的大头，还是来自于7团的那次石板河伏击战。那么，部队所受损失有多大呢？
从1947年2月至6月，中原突围北路军分批撤离豫鄂陕，到山西晋城集结休整，总计有7602人，步枪3273支，机枪308挺。看似与北路军（不含359旅）初入陕南时力量相当，但这是将后来调入陕南的2纵15旅的兵力计算在内的结果。换句话说，北路军在创建豫鄂陕根据地过程中，损失了相当于1个旅的兵力。
至于南路军，王树声在1946年12月8日的电报里，承认“由于我们未能及时掌握避敌击我之战术原则，与未能事先预防与及时纠正干部思想上的毛病，如硬战、决战，
我单纯跑反、避战等偏向与错误，致遭受了重大损失。共计损失达2000人，武器损失长短枪1000支，连伤亡、掉队、非战斗减员，约占30%
就在王树声发出这封电报发出后不久，蒋军对鄂西北根据地展开了全面“清剿”。令人惋惜的是，王树声虽然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已无时间扭转部分干部中存在的畏难情绪，无力实现转变。到12月底，鄂西北军区部队经不断苦战，人员弹药得不到补充，实力削弱得很快。4团、7团仅有1个营的实力。警卫团和3团实力也降至原先的一半。
到1947年2月初，情况越发恶化，鄂西北军区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经军区研究决定，王树声、刘子久、文敏生、刘子厚等军区领导化装转移，剩余部队分散突围。最终得以保留下来的部队仅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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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才千、李人林指挥的1600人左右的“江南游击纵队”，突围到皖西的刘昌毅部只剩下数百人、继续在鄂西北打游击的罗厚福部也仅有数百人。这3支部队规模都不算大，但却一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到了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殊为不易。他们能坚持下来的关键，并非因为目标小，蒋军方面没运用大部队“清剿”，而是因为他们在没有“婆婆”束缚的情况下，能务实地处置当面敌情，不断地主动寻歼敌小单位，用一连串看似不起眼的小胜利，来巩固部队、提升士气、改善装备、争取群众支持。
中原军区主要负责人返抵延安后，曾召开中原局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中原突围行动得失。有的与会代表认为，中原军区主要负责人是犯了错误的。
就中原突围部队在创建豫鄂陕和鄂西北根据地过程中的一系列决策来看，这个判断并非毫无道理。细究起来，他们当年虽然是创建川陕苏区的参与者，却只是师、团级干部，只需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统一领导下，执行具体命令即可。缺少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掌控全局，作出正确的战略判断与决策的历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