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15日的一个清晨，邻居们发现，陈掖贤的家门已长时间紧闭，屋内也一片寂静。几个朋友上门敲门无人应答，最终决定破门而入。进门后，眼前的景象让人心头一紧——这位始终低调沉默的教师竟选择以自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53岁。警方在整理现场时，意外地发现他左臂上刻着三个字——“赵一曼”，。

在同事与学生眼中，陈掖贤是一位严谨认真的老师，对生活和工作从未有过怨言。然而，知道他家世背景的人却很少。他生前拒绝领取母亲的抚恤金，对外也从不提起母亲的事迹。这位带着深厚家国情怀的英雄之子，为何会选择如此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

家庭生活与革命使命

1927年9月，赵一曼踏上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旅程，一心寻求革命的真理和知识的光芒。她在大学的校园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交流，共同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内涵。

课堂上，教授们对于革命理论的讲解深入浅出，使赵一曼得以系统地理解革命的各个方面，从理论基础到实际应用。她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经常就某些理论点与教授和同学们进行激烈的辩论。课后，她常与其他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分享在国内的革命经验和观察。

1928年春季，赵一曼与来自湖南的陈达邦在一场简朴而庄严的仪式中许下终身。婚后不久，赵一曼便怀孕了。

随着孕期的进行，赵一曼的日常生活围绕着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和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两大核心展开。她尽可能地参与地下组织的会议，与同志们一起策划和讨论即将到来的行动。尽管身体逐渐沉重，她的参与度和热情丝毫未减。

1928年冬天，接到命令回国的赵一曼不得不面对即将分离的现实。她与陈达邦商量后，决定在确保将来孩子安全的前提下，回国投身于更加激烈的革命斗争。抵达上海后，赵一曼经过短暂的休整，便被派往宜昌，一个革命活动相对频繁的地区。

在宜昌的生活充满挑战。赵一曼在这里的工作不仅包括组织和指导当地的革命活动，还要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身为一名即将分娩的孕妇，她需要在执行任务的同时，照顾好自己和腹中的孩子。

1930年的某个深夜，赵一曼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只有几位密切的同志陪伴下，顺利生下了她和陈达邦的儿子，他们给孩子取名为“宁儿”。

面对革命与育儿的双重压力，赵一曼深知自己无法同时兼顾。在深思熟虑后，她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宁儿寄养在陈达邦大哥陈岳云家中。1930年的一个清晨，赵一曼抱着小小的宁儿，踏上了送往陈岳云家的旅程。到达后，她亲自将宁儿交到陈岳云夫妇的手中。临行前，她紧紧抱了抱宁儿，然后坚定地转身，踏上了返回革命前线的路。

英勇抗战与牺牲

1935年11月，赵一曼在东北抗日前线指挥作战，与日军激烈交火。战况紧张，敌军人数众多，她为了掩护战友撤退，坚持在前线指挥，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腿。剧烈的疼痛传来，她倒地不起，被日军迅速包围并俘虏。

被带入日军的审讯室后，日军开始了严酷的拷问。面对冷酷的审讯官，她保持沉默，始终未透露任何情报。为了试图撬开她的口，日军将她的腿部简单包扎后便开始了连续的严刑拷打，但无论如何折磨，她始终守口如瓶。无奈之下，日军将她转移至哈尔滨市立医院，希望通过医治伤口，缓解她的痛苦，再试图从中获取情报。

在医院的监视治疗期间，赵一曼依然没放弃任何反抗的机会。住院期间，她几乎无法行动，腿伤导致了剧烈的疼痛，但她并未因此屈服。看护她的警察董宪勋每天在病房外来回巡视，而护士韩勇义则负责她的日常护理。赵一曼观察到两人并没有表现出极端的敌意，于是找到机会与他们谈话，细致地讲述了日本侵略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和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

她一遍又一遍地用简单而有力的语言，向董宪勋和韩勇义讲述家乡的山川大地如何遭到日军的破坏，家园失守的人民如何流离失所。渐渐地，两人开始动容，不再只是例行公事地守卫和照顾她，而是逐渐对她心生敬意。

在与董宪勋的一次简短交谈中，赵一曼看准时机，以诚恳的言语向他表达了自己作为抗日志士的决心。董宪勋深受触动，而韩勇义在数次接触中也受到了感化，二人暗中开始策划帮助赵一曼脱逃。一次深夜，赵一曼趁着守卫松懈，试图偷偷离开医院，然而行至半路，她的伤势发作，行动迟缓。日军发现她不见了，迅速组织追击，最终在远离医院的荒野上将她再次抓捕归案。

回到日军的控制之下，赵一曼面对更加残酷的拷问和折磨。日军恼羞成怒，动用更重的刑罚，试图逼她交代同伴的信息和抗日活动的详情，但她始终未吐露半字。她清醒时没有妥协，昏迷时依然紧咬牙关，日军甚至一度怀疑她是否会因伤重难以支撑下去，但她始终顽强地坚持着。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赴刑场，她知道这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但依然面不改色，目光坚毅。行刑前，她高声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赵一曼最终英勇就义，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

陈掖贤：追寻母亲的足迹

赵一曼的儿子陈掖贤自幼寄养在伯父陈岳云家中，伯父伯母将他视如己出，竭尽所能地照顾他，但因当时信息闭塞，他从未见过母亲赵一曼，对母亲的印象几乎为零。年幼的他只知道，母亲似乎是一位英勇的战士，去了很远的地方，无法回来。伯父家人对他母亲的事情提得不多，偶尔也只透露母亲是在“外地做大事”，陈掖贤懵懂地接受了这些说法，默默长大。

长大后，陈掖贤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亲戚说起了母亲的英勇事迹。这个消息让他震惊不已，也让他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更多母亲的事迹。为了追寻母亲的足迹，他开始到各地的烈士纪念馆和革命遗址，希望能找到关于母亲的点滴信息。

几经打听，他终于得知母亲的遗物被陈列在东北烈士博物馆中，于是立刻前往。在那天，他站在母亲的遗书前久久不动，四周的展品和墙上镌刻的文字讲述了母亲的革命历程和她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面对着眼前这张遗书，他仿佛透过字迹看到了母亲当时的样子：她在身陷日军囚牢，备受折磨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抗日信念，最后壮烈牺牲。字迹虽有些模糊，但每一个字都清晰而坚定，陈掖贤仔细地一字一句读着，默默将母亲的情感铭记心中。

他看着这些笔迹，眼中饱含泪水，久久不舍得离开。他从工作人员那里借来纸笔，逐字逐句地誊抄母亲的遗书，手微微发抖，但依旧一笔一画认真地记录下来。

离开博物馆的那一天，陈掖贤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为了铭记母亲的牺牲和革命精神，他在胳膊上刻上了母亲的名字“赵一曼”三个字。与此同时，陈掖贤被认定为烈士遗孤，国家为他提供了抚恤金。然而，陈掖贤毅然决然地选择拒绝领取这笔抚恤金。

陈掖贤的人生轨迹

陈掖贤195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岗位。他在讲台上认真地解答每一个问题，耐心对待每一个学生，然而他的生活却依旧艰辛，工资微薄，生活处处拮据，物质上的窘迫仿佛成了他一生的伴随。

婚姻生活也未能给他带来更多慰藉。两年后，他与一位曾经的学生张友莲结婚，但两人生活的不同步调很快显露出来。陈掖贤忙于工作，投入于教学，对家庭的照顾显得力不从心。妻子张友莲在生活琐事上逐渐感到不满，夫妻二人虽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日常争吵不断。由于性格的差异和兴趣的分歧，家庭的温暖逐渐被冷漠所取代，聚少离多的生活最终使得他们的婚姻走向了破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社会的动荡和变迁，陈掖贤的生活逐渐偏离了原有的轨道。他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被迫离开教师岗位。失去教书的机会后，他被安排到工厂工作，从此每日与机器、生产线相伴，过上了单调的工人生活。

在工厂里，他寡言少语，极少与同事们谈及自己的家世，更不提母亲的事迹。对于工作，他尽职尽责，然而下班回到宿舍的他却始终是形单影只，几乎没有能够交心的朋友。孤身一人时，他时常望着自己的左臂，那上面刻着的“赵一曼”三个字。

工作环境的枯燥和生活的单调让他的日子越发艰难，工资微薄，他并不善于管理财务，总是勉强应付生活支出，时常过得拮据。

在情绪上，陈掖贤也常常感到难以释怀。生活的种种不顺、家庭的破裂、工作的艰辛，都让他内心积压了大量的负面情感。他并不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每当被负面情绪侵袭时，他往往选择独自忍受。

1982年8月15日，人们发现他在家中选择了自缢身亡，孤身一人走完了人生的路程。这位抗日英雄赵一曼的儿子，经历了童年失母的孤独、生活的磨难、情感的挫败，最终在种种压力下离开人世，年仅53岁。

参考资料：[1]袁宝珊.赵一曼之子的非常人生[J].共产党员（下半月）,2007(3):1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