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中华民国25年（1936年）闰三月出生在一个十分穷苦的轿夫家庭。我姓吴，祖籍本属于潭边村鹅头自然村，我父于民国13年（1924年）将鹅头的两间土坯房拍卖给同宗邻居，用50元银圆，在隔壁村度尾街后面池尾厝买一幢四间的土坯房，满足一家几口人的居住。池尾自然村十几户通通姓余，我家插居池尾，属于小姓人家，父母及哥哥为人十分低调，说话都不敢大声，生怕站不住脚根。尽管如此看人家脸色为人，仍然不时受到余姓邻居的欺凌。

父亲由于辛劳过度，身体十分虚弱，终于患上了不治之症——胃癌，才50岁出头，就驾鹤西去了。其时，我才9虚岁，大哥也只有21岁。一家人生计，父亲在世时，父兄二人靠抬轿为生，兼租佃地主的一亩多水田耕种；青黄不接时，靠借高利贷度日。

父亲死去的第二年，大哥就送我到度中心小学读书。当年处于抗日战争时期，仙游师范内迁到度尾石牌兜，因此，度尾中心小学成为仙游师范附小，校长是一位莆田人。

我哥哥小时，父母送他到隔壁村油塘尾一家私塾读书，当年叫“民学”，读的是四书五经。他读到“幼学”时，就辍学，跟随父亲一起给达官贵人抬轿挣点钱给一家人糊口。因为大哥略通一点文墨，多少知道点读书的重要性。

我父亲个子矮矮，不到一米六十高，因此人家都叫他土名“红猴枝”，我的身高大概遗传父亲，长大时，我身高也只有一米六十二公分。我母亲是我祖母养大的童养媳，长大后，与我父亲结为连理。母亲虽无文化，但头脑很灵，缝补、织布、裁衣等女工针线活，是池尾、油塘尾两个自然村中的能手，家中老幼的衣裤都是她制作的。我的头脑可能遗传母亲的基因，于今我90岁了，记忆力还相当好，幼时断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我小时头脑虽灵，但不肯念书，是个“天公”仔。那时没有现在的幼儿园，孩子一进“学门”，就开始学汉字。大哥送我进小学，我常常逃学去找一帮野孩子嬉闹，爬树采果子吃，借竹梯靠墙壁掏麻雀窝，捡麻雀蛋等等。有次被大哥发现，竹梯被推倒在地，人也摔倒，趴在地上爬不起来，又被大哥打得半死。抗战胜利前后，我小学只断断续续读几个学期，识不了多少汉字，算术科只学会加与减，乘与除则一窍不通。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临近仙游解放前夕，1949年5月间，仙游最后一任国民党县长宋庆烈亲自坐轿到度尾镇压地下党活动，顺便光临度尾小学，全校学生都集中在操场欢迎县长大人的光临。我在操场刚好分配在头一行，县长大人还跟我握过手，摸过头。

临解放的1949年下半年，仙游中共地下党在西乡（当年度尾叫西乡）活动很频繁，人心惶惶，因此，我就停学在家帮大人捡猪粪，上山砍柴。记得我15虚岁时，到度尾圣山村后面大山上砍芦苇，晒干后，挑回家当柴烧。每天都自带干粮到山上，有时带煮熟的地瓜去当午饭，有时带饭团去当午饭。下午，捆绑好干芦苇挑回家。有次称一下，15岁时的我竟会挑120斤干芦苇。

1949年8月25日，仙游城解放，国民党退居台湾。仙游地下党迎接解放军进城，成立仙游人民政府，头一件事情就是开始镇压反革命，成批枪毙反革命分子，并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没收，分给无地的农民。我家被评为贫农，一下子也分了两亩多水田，自种自收，再不用向地主富农交地租了。

吴兆俊（摄影：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