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对华侵略欲望并未消减，反而愈发强烈。它们对已有的条约内容感到不满，企图通过修约来获取更多特权与利益。
自咸丰四年（1854年）起，英、法、美三国便相继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但均遭到拒绝。面对清政府的强硬态度，这些列强再次祭出武力威胁的老套路，借“马神甫事件”与“亚罗号事件”为由，蓄意挑起了一场极不正义的战争。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五日（1856年10月23日），英国海军将领西马糜各里指挥舰队进攻广州，迅速攻占了猎德、龟江、凤凰冈、东安、西固、海珠等多处炮台。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叶名琛，却对英军的军事行动掉以轻心。他错误地判断英舰不会久留，午后便会自行撤退，因此下令河内所有红单船及巡船不得展示旗帜，即使英舰深入也不准开炮还击。这种消极应对的态度，使清军在初期战斗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
1857年10月1日，经过连续炮击后，广州城最终被英军攻占。总督署在战火中化为灰烬，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迫撤退至内城的巡抚衙门，并秘密指派当地绅士伍崇曜、苏廷魁等人出城与英国领事商讨和谈事宜。然而，由于英军仅投入约千人兵力，缺乏长期占领广州的能力，加之广州城乡数万名官兵和团练组织的顽强抵抗，英军很快撤离了广州。
同年春天，英国政府委任额尔金为全权大臣，法国则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负责指挥对华军事行动。尽管美国和俄国未直接派遣军队参与，但两国仍与英法暗中勾结，共同组成了一个针对中国的联合侵华阵营，企图进一步扩大其在中国的侵略利益。
到了11月，英法联军集结了超过5600人的庞大队伍，准备向广州发起新一轮进攻。
11月27日，额尔金与葛罗向时任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的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进入广州“修约”、赔偿所谓“损失”，并提出由英国控制河南地区各炮台等无理条件，同时限令清政府十日内作出回应。面对英法的无理要求，叶名琛虽予以拒绝，但却未能采取切实有效的防御措施。他误判形势，认为英法联军只是虚张声势，从而导致广州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1856年11月13日清晨，英法联军攻占了海珠炮台，并开始炮轰广州城。市内多处商铺和民房起火，就连总督衙门也未能幸免。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两广总督叶名琛束手无策，只能仓皇逃至粤华书院。次日，联军顺利攻入内城，占领了观音山（即越秀山）这一战略要地。令人震惊的是，城内的清军竟无人抵抗，广州就这样轻易沦陷。后来，叶名琛被俘，押送至印度加尔各答，最终客死他乡。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迅速组建了一个由英国人巴夏礼、哈罗威和法国人修莱等人组成的“联军委员会”，对广州实行军事管制。同时，他们扶持柏贵建立了傀儡政权，进一步巩固了对广州的控制。
咸丰八年（1858年）初，英、法、美、俄四国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在上海进行谈判，否则将挥师北上。
然而，清政府依旧采取拖延策略，要求英法美等国使节返回广州与新任两广总督商谈，而俄国则被安排与黑龙江将军交涉。清廷天真地认为，英法等国的目的不过是通商贸易，“北上”不过是一种威胁。但英法侵略者见清政府在失去广州后仍不肯妥协，决定进军天津，直逼清政府的核心地带。美国和俄国虽然没有武力支持，但也表示愿意配合英法行动，在外交上形成统一战线。
同年2月30日（公历4月13日），英法联合舰队抵达大沽口外。3月11日，四国使节同时递交照会，要求清政府派遣全权大臣前来海口谈判。
清政府随即派仓场侍郎崇纶负责交涉，但英法使节以崇纶官职过低为由拒绝谈判。
随后，清政府改派直隶总督谭廷襄负责此事，英法方面又借口谭并非全权大臣，再次拒绝见面，导致谈判破裂。实际上，英法联军故意拖延谈判，目的是为军事行动争取时间，而清政府却寄希望于美俄公使的调停，完全忽视了加强军事防御的重要性。
4月7日晚，英法联军派出8艘战舰及20多艘小船闯入大沽口拦江沙区域，与此前停泊在此的8艘火轮船一同鸣鼓悬旗，气势汹汹。
次日上午8时，联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炮台。10时，数十艘小船和舢板突然冲入大沽口，法军与英军相继登陆。当时，大沽南北两岸共有4座炮台，装备着铁铜大炮，沿河要塞均有防御力量，驻守兵勇达八九千人，仅南北炮台就有三千人防守。但由于咸丰皇帝曾严令“不得先行开炮”，清军只能眼睁睁看着敌舰肆意逼近。
直到联军率先开炮，各炮台才被迫还击。尽管清军奋勇抵抗，但终因实力悬殊，炮台相继失守。大沽炮台陷落后，海口守军溃散，天津门户洞开。清政府在沿河两岸未设防备，仅靠沉没几艘船阻塞河道，试图阻挡敌舰，这显然无济于事。最终，英法联军的7艘大小战船轻松抵达天津，为下一步行动铺平了道路。
1858年4月17日，清政府派遣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作为全权代表前往天津，与列强展开议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英国代表李泰国以战胜国的姿态自居，态度强硬且蛮横无理，不断施压并采取不正当手段逼迫清政府接受条件。
面对列强的肆意妄为，桂良等人束手无策，既不敢拒绝列强的无理要求，又不得不向咸丰皇帝交代。最终，在英法联军的强大武力威胁下，清政府被迫于5月15日和16日分别与英国和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随后，俄国和美国也相继与清政府签订了类似的《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逐渐南撤。然而，咸丰皇帝对条约内容极为不满，在看到联军撤离后，萌生了修改甚至废除条约的想法。于是，他多次命令在上海与葛罗、额尔金进行通商章程谈判的桂良和花沙纳等人尝试与英法方面重新谈判，试图修改《天津条约》。
然而，英法方面态度坚决，不仅拒绝修改条约，还坚持通过武力确保清政府履行条约内容。同年10月，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在上海被迫签订，进一步巩固了列强在中国的特权地位。这一系列事件充分暴露了清政府在外来侵略面前的软弱无力。
咸丰九年（1859年）初，英国派遣普鲁斯、法国派遣布尔布隆作为驻华公使。他们完全无视在上海等候换约的中方代表桂良与花沙纳，坚持要前往北京换约。为此，英法联合舰队集结了大小战舰二十余艘，军队两千余人，于五月十三日（公历6月13日）从上海出发，直奔大沽口。
清政府见英法联合舰队再次故伎重施，虽被迫同意在北京换约，但仍提出条件：各国公使需从北塘登陆，经天津进入北京，随行人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且不得携带武器。新任直隶总督恒福负责在北塘迎接并护送。然而，英法公使对此安排极为不满，执意要从白河口进入，拒绝通过北塘路线。
五月二十五日，英法联军大举进犯大沽口，强行拆除海口防御工事。驻守大沽炮台的清军将士纷纷请缨出击，但因咸丰帝早有“不得率先开炮”的禁令，只能暂时按兵不动。
实际上，在第一次大沽口战役之后，清政府便立即着手修复炮台，强化防御体系。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受命负责大沽口的防务工作。他不仅增设了多种火炮（包括小炮、重炮以及洋铁炮），还扩建了炮台，并补充了驻军兵力。
某日下午两点半左右，英法联军的舰队缓缓逼近大沽口炮台，并率先发起炮击。然而，早已严阵以待的清军迅速作出反应，各营火炮齐发进行还击。清军炮手技艺精湛，炮击精准度极高，给敌军造成了极大的威慑力，气势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方。
在这场战斗中，英法联军共出动十三艘军舰，其中四艘被彻底击沉，六艘遭受重创，几乎失去了战斗力。剩下的军舰只能无奈挂起白旗投降。此役，联军伤亡惨重，共有四百六十名英军士兵和十四名法军士兵或死或伤，甚至连英军司令都身负重伤。
面对如此惨败，英国与法国公使不得不狼狈逃离大沽口，而残余的联合舰队也只能撤退至镇海附近海域集结。
大沽口战役的胜利于清政府而言，并未改变其求和的基本立场，反而更加担忧得罪英、法等列强。战役结束后，英、法公使撤离大沽口，而美国公使华若翰却并未放弃进京换约的计划。尽管华若翰一度抵达北京，但由于中西觐见礼仪上的分歧，未能实现觐见中国皇帝的目标，最终于同年七月十八日与直隶总督恒福在北塘完成了中美《天津条约》的交换。
然而，咸丰帝因担心英法联军再次发动军事行动，急忙指令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与英法代表展开谈判，并表现出一系列妥协姿态。但英、法公使对此置之不理。与此同时，英、法国内在得知联军于大沽口受挫的消息后，殖民主义者气焰嚣张，鼓吹对中国进行报复行动。
为了挽回大沽口之战的失利，同时巩固通过武力获取的不平等条约利益，英、法两国政府于咸丰十年（1860年）初再度任命额尔金与葛罗为全权专使来华。他们企图通过扩大战争规模，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
英法舰队陆续抵达上海，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东南沿海。英国军舰超过一百三十艘集结于青泥窪（今大连），总数一度达到一百五十七艘，其中包括三艘战舰、三十四艘小型兵舰和一百四十三艘运输船，共计三百六十一门火炮，官兵人数超过一万名。此外，英国还在广东招募了两千五百名运输队员，而法军在烟台集结了六千三百人。
英法海军频繁在东南沿海挑衅，并攻占多个沿海岛屿和城镇。大量军舰的到来给京城带来了巨大压力。
特别是到了夏季，随着额尔金和葛罗的到来，战争局势愈发紧张。然而，咸丰皇帝仍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去年英法联军在大沽口惨败，心存畏惧，此次调集军舰不过是企图以武力逼迫议和。他寄希望于僧格林沁驻守天津，能为局势带来一些安慰。
清政府通过美国公使向英法方面传达信息，表示北塘已撤防，建议英法按照去年美国换约的方式进京换约。但英法方面完全无视这一提议，凭借军事优势，在六月十五日水陆并进，迅速占领了北塘。清政府却命令官兵只能防御，不得主动进攻。
二十六日，英法联军一万多人分两路进攻新河和军粮城，导致两地相继失守。二十八日，塘沽也被攻陷。英法联军一方面将舰队集结至大沽口外，另一方面从陆路进攻大沽口炮台后方，形成水陆夹击之势，使大沽炮台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1859年7月5日清晨，英法联军对大沽北岸炮台发起猛烈进攻。直隶提督乐善率领守军英勇抵抗，誓死捍卫阵地。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尽管守军拼尽全力，但最终炮台还是被攻陷，乐善与全体官兵壮烈殉国。
与此同时，驻守南岸炮台的僧格林沁认为兵力不足难以抵挡敌军，于当夜下令撤退。他带领防守营城和南岸炮台的部队撤离至天津，并将天津炮台的大炮运往北京，小炮及绿营旗营官兵则撤至通州，为即将到来的天津议和做准备。
随后，英法联军沿水路继续向天津推进。7月8日，其兵舰抵达东浮桥，由于清军未作抵抗，英法联军顺利占领天津城。当天，清政府紧急任命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前往与英法进行谈判。桂良随即从北京动身赶往天津。
然而，当桂良抵达天津后，英、法两国全权专使却拒绝与其展开正式会谈，仅要求清方尽快回复他们提出的要求，否则将率军北上。在无奈之下，桂良只得同意对方提出的条件，包括赔偿军费、进京换约以及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等。不过，这些承诺虽已得到桂良的认可，却遭到咸丰皇帝的反对。
咸丰帝明确表示不惜决裂，并强调决战宜早不宜迟。受此影响，桂良不敢如期签署协议。英、法方面对此极为愤怒，决定不再与桂良会面，导致天津谈判最终破裂。
1860年7月26日，英法联军自天津向北进犯，在沿途多个村镇实施烧杀抢掠，致使部分村庄被夷为平地。面对侵略者直逼北京的局势，清政府惊恐万分。为了维护所谓的“天朝体面”，避免英法联军攻入京城，清政府迅速派遣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书穆荫作为钦差大臣前往通州进行议和。
7月29日，载垣与穆荫向英法代表表示完全接受其提出的各项条件。然而，英法方面此时已志在占领北京，进一步提出要亲自向皇帝递交国书，并要求撤除北京城的防御工事。这两项要求让载垣等人难以接受，最终予以拒绝。随后，因和谈破裂，载垣命令僧格林沁逮捕了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共39人（包括26名英国人和13名法国人），并将他们押送至北京囚禁。
8月4日，英法联军进攻张家湾。在数百支步枪密集火力的压制下，清军马队迅速溃散，步兵也无法有效列阵抵抗。张家湾失守后，通州随即沦陷，僧格林沁率残余清军退守八里桥。
八里桥位于通往北京的咽喉要道，距离京城仅八里之遥。在此，清军官兵与英法联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尽管清军集结了帝国最精锐的部队，装备也相对精良，但在英法联军先进的洋枪洋炮面前仍难敌对方，最终惨败。这场战役彻底击碎了咸丰皇帝最后的希望。战败后，咸丰帝携后妃、皇子及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离紫禁城，前往热河避暑山庄避难，史称“西狩”。
1860年，英法联军以穷兵黩武之势攻破了通往清朝首都的最后一道防线，八里桥战役的胜利让他们打开了通向北京的大门。
然而，这场战斗也使他们的军需物资消耗殆尽，弹药储备降至危险水平。因此，联军不得不暂时驻扎在通州，等待补给品的到来。
在此期间，清廷匆忙派遣恭亲王奕䜣负责议和事务。但由于信息闭塞，奕䜣并不了解联军正面临后勤困境，而是采取了妥协退让、谋求和平的态度。最初谈判的核心问题围绕释放英法代表巴夏礼展开：英法方面坚持先释放人质再进行议和，而奕䜣则要求对方先行撤军才能放人。
双方立场对立，谈判陷入僵局，这一状态持续了两周之久。而这段时间内，英法联军完成了物资补充与军事部署。额尔金和葛罗等指挥官决定不再与奕䜣继续周旋，转而恢复军事行动。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一支联军队伍侵入清朝皇帝的离宫——圆明园。
这座集中华文化瑰宝与西方艺术元素于一体的皇家园林，藏有无数珍贵文物和稀世珍宝。侵略者们面对如此财富，贪婪本性暴露无遗，他们像强盗一般肆意掠夺，连续多日洗劫园中财物。
然而，圆明园的厄运并未就此终结。九月四日晚，联军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若不立即释放巴夏礼，将炮轰京城。
此时，奕䜣已逃离至长辛店，留守北京的清廷官员无奈之下只得将巴夏礼等人交还联军。随后，联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北京城。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将大炮部署在城楼之上，周边的民房大多被付之一炬。额尔金更是下达了令人发指的命令——焚烧圆明园，这座凝聚着人类文化瑰宝的园林惨遭侵略者的野蛮摧残。
这座充满浪漫情调与迷人魅力的皇家园林，在强盗们的疯狂劫掠与焚烧之下，其辉煌灿烂的一百五十多年历史就此终结。无数能工巧匠的心血结晶、智慧结晶，最终化为一片废墟。
1860年9月4日，英法联军向奕䜣发出照会，提出了诸多苛刻条件，并威胁若不接受，便以同样的手段焚毁北京城内的宫殿。
面对列强的武力威胁和沙俄的诱骗胁迫，奕䜣无奈之下于咸丰十年（1860年）9月11日、12日分别与额尔金、葛罗在礼部大堂交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这场旨在进一步扩大列强在华利益的战争，最终以《北京条约》的签订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