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资本的主导力量
当今世界迈向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并行阶段，二者矛盾凸显。在金融资本领域，美元集团与欧元集团成为主导，尤其在金融危机频发背景下，它们为维持对世界的剥夺式 “金融霸权”，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美国凭借美元国际地位，制造货币、操控金融市场，欧洲金融资本亦步亦趋，两大集团在全球金融版图上激烈角逐，成为世界主要矛盾之一，左右着国际经济走向与财富分配格局。
（二）产业资本的崛起地带
与之相对，产业资本在南方世界蓬勃发展，众多后发国家纷纷入场。中国作为典型代表，历经多年发展，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起步，逐步构建起庞大产业体系；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也紧跟步伐，借助地缘、人力等优势，吸引外资布局产业，形成各具特色产业集群，与金融资本世界形成供需互动，为全球提供海量工业制成品，却也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面临诸多制约。
危机转嫁：后发国家的通胀通缩困境（一）量化宽松下的进口通胀
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资本惯用 “超级量化宽松” 手段自救。美欧日等经济体大肆印钞，海量流动性涌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能源、原材料等价格随之疯涨。这对处于产业资本阶段的后发国家而言，无异于灾难降临。它们作为资源进口大户，生产成本飙升，被迫承受 “进口通胀” 压力，实体经济苦不堪言，企业利润被大幅挤压，民众生活成本骤增。
（二）政策转向后的进口通缩
而当金融资本结束量化宽松，风向骤变，又引发 “进口通缩” 危机。此前高价购入的库存资产大幅贬值，市场需求疲软，产品价格下跌，企业营收锐减，债务风险加剧。后发国家夹在通胀与通缩 “两难” 境地，内部经济矛盾丛生，却常被西方无端指责体制、调控不力，殊不知根源在于国际金融资本的掠夺式转嫁，后发国家成为无辜牺牲品。
资本逐利与国际分工：隐藏的矛盾共谋（一）制造业外移的资本逻辑
回溯历史，资本逐利本性推动制造业全球迁移。从六七十年代起，西方制造业为追求低成本、高回报，逐渐从本土移出，先是奔赴墨西哥、南美，后落脚东亚，造就 “四小龙”、日本及中国南方沿海制造业繁荣。这背后是资本替代商品输出，哪里利润丰厚，产业便流向何处，全然不顾对转出地就业、产业空心化影响，只为满足资本增值私欲。
（二）指责背后的结构性共谋
伴随这一过程，西方左翼言论却走向 “怪圈”。本应维护劳工权益，却在苏东解体后，与资本形成 “共谋”，指责发展中国家劳工、环境问题。实则是西方利用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牺牲部分利益发展经济的结构性关系，掩盖自身资本扩张恶果，转嫁内部矛盾，以道德制高点压制后发国家合理发展诉求，维护金融资本既得利益。
后发国家突围：构建自主新局（一）产业自强：筑牢根基
后发国家欲破局，首要是强化产业根基。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产业附加值，如中国向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进军，培育本土高新技术企业，打造完备产业链，降低关键技术、零部件进口依赖，从 “中国制造” 迈向 “中国创造”，其他国家也应挖掘特色产业潜力，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以产业硬实力抵御外部金融冲击。
（二）金融协作：另辟蹊径
在金融层面，后发国家需携手共进。
一方面，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建立货币互换机制、金融监管协调平台，预防外部流动性冲击，如亚洲一些国家围绕本币结算、外汇储备池构建合作框架。
另一方面，探索多元融资渠道，发展普惠金融支持本土企业，后发国家在这条自主发展的道路上，要凝聚政府、企业、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力量，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培育本土金融人才，逐步摆脱西方金融体系桎梏，以稳健金融保障产业持续发展，在全球金融资本博弈中闯出一条自主发展新路。
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金融中实现从追赶到超越的华丽转身，为世界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贡献独特力量。
文章来源：温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