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1974年两股政治力量的生死较量（上）】
1973年末，即12月末期，一份由周恩来亲自撰写的中共中央通知迅速传达至全党范围、全军上下以及全国各地。该通知正式宣布了邓小平将出任党中央及中央军委的重要领导职务。
此时，邓小平已肩负党政军重要职务，着手全面融入党和国家的核心决策过程。就在中央通知发布的相近时间，周恩来的工作人员留意到，一向严肃沉稳的周恩来，近期似乎性情大变。
然而，1974年的序幕一拉开便充满了动荡，两大势力之间随即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在元旦当日，《人民日报》、《红旗》及《解放军报》三家权威媒体联合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文中强调：“需持续推进对尊崇孔子而反对法治思想的讨论”，“批判孔子思想是批判林彪事件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表述传递出一个信息，即在开展“批林”运动时，也应将其与“批孔”相结合。
1月12日，王洪文与江青联名致函毛泽东，提议转发由“北大清华联合批判小组”编纂的《林彪及其儒家思想影响》（文档之一），并指出此文档“对持续推进批判林彪及儒家思想的运动将大有裨益”。
18日，毛泽东同意后，中共中央下发了名为《林彪与儒家思想》的文件（作为其中一份材料），随后，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项规模宏大的“批判林彪及儒家思想”的活动。
江青等人是否真的意在“批判林彪及孔子思想”吗？江青等人的行动是否真正聚焦于“批林批孔”，这确实值得探讨。从他们的行动轨迹和言论中，我们试图寻找其真实意图。所谓的“批林”，指的是对林彪及其追随者的清算，这一点相对明确。但“批孔”部分，则显得复杂许多。他们是否真的在批判孔子的儒家思想，还是以此为幌子，掩盖其他更为深层的政治目的？从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来看，江青等人的行动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他们的每一步都似乎在精心布局，以达成某种政治目标。因此，当我们审视“批林批孔”这一口号时，或许应该更加深入地思考其背后的动机和意图。是单纯地对林彪和孔子思想的批判，还是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考量？这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解读，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1972年，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这一过程中，他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旨在将批林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江青等人的阻挠和干扰，这场批林运动最终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而夭折。
关于“批判孔子”的行动，实际上是江青等人为了“与现实斗争挂钩”所采用的一种策略手段。早在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江青便提出要通过“评议法制，批判儒家思想”，意图将所谓的“儒家与法家的斗争”议题纳入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之中。然而，这一提议最终被周恩来以“该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与理解”为由拒绝采纳。
此次，江青等人再度祭出“批判林彪与孔子”的旗号，仿佛唯有将已逝世两千余年的孔子拉入批判行列，方能深刻揭露去世仅两年多的林彪集团的罪行。这一荒谬绝伦的谎言，最终被“四人帮”自身的行动所戳穿。
1月25日，在面向中央及国务院直属机构的“批判林彪与孔子思想”动员会议上，江青等人自视为党中央主导这一运动的核心成员，表现出指挥若定的态度，频繁对他人进行批评，动辄将问题提升至政治高度，使得出席会议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成员处于接受指示与批评的位置。
他们指出，“批林批孔”运动应关联的一个“实际”方面，在于对所谓“特权关系”的批判，即将“批林批孔”与反对“特权关系”相结合。这种做法实则含有特定意图。
他们试图借由民众对特权行为的不满情绪，刻意将两种本质不同的冲突混杂在一起，以此为目的，意图扳倒众多中央及地方的党政军领导成员。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阶段，得益于周恩来的持续奋斗与坚持，众多老干部得以“复出”并重新被委以重任。
因此，“四人帮”成员最终将攻击目标锁定在了周恩来身上。
在“一·二五”会议期间及其前后，江青等人策划了多起“政治风波”：
他们以私人身份向军队部门广泛投递信函及“资料”，并强制要求《解放军报》暂停出版数月，于军队内部掀起了一场“清理整顿”的风潮。他们针对《三上桃峰》等戏剧作品进行打压，批判所谓的“反动画作”，同时对纪录片《中国》提出批评，以此作为“对抗文艺领域反动逆流复辟”的行动。
他们策划并导致了诸如“马振抚公社中学女生不幸身亡事件”“黄帅反驳‘王亚卓’言论事件”以及“北京永乐中学学生跳楼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以此来“验证”所谓的“教育领域错误倾向复现”。
有人凭空捏造了一桩名为“蜗牛事件”的虚构案例，旨在“佐证”国务院领导层批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过分推崇外国”，诸如此类。
所有这些情况，构成了江青等人提出“批判林彪与孔子思想”所要依托的“现实基础”。因此，当时社会上出现了“批判林彪与孔子思想”被视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言论，江青等人也似乎成了当年中央文革小组某种程度的翻版。
此时，周恩来正处于癌症恶化的阶段，病情日益严重。自1月底开始，他连续多日出现便血情况，因此必须接受针对癌细胞的控制性治疗，并且需要相应的恢复时间和充足的休息。
然而，面对“四人帮”接连不断的挑衅，周恩来既无法安心离职休养，也不会选择置身事外，保持缄默。
他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在自己因病无法履职之前，需确保有人能够接替他的位置，以便在未来的对抗中继续与“四人帮”一派较量、对抗。
周恩来心中早已属意的人选，作为他的继任者，正是邓小平。
周恩来深知，邓小平刚重获党政军领导职务，需迅速落实其实权配置，并积极创造条件，以提升邓小平的声誉，增强他在党内外及国际上的影响力。他明白，自己若一旦病重，恐难以重返工作岗位。
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在主持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组建一个中央军委五人小组，该小组由叶剑英领导，成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和陈锡联。此小组被赋予全权处理中央军委的常规事务及应对紧急战事的任务。这一提议使得邓小平得以进入军队的领导核心层。
随后，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这一提议被正式提交给毛泽东，并获得了他的认可。至此，标志着邓小平接替周恩来职务的进程迈出了第一步。
周恩来早已洞悉江青等人在“一·二五”大会前后的策略，即同时进行“三面出击”——既批判林彪与孔子，又抨击“特权风气”。
二月上旬，他亲笔书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表达了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指出：如果只聚焦于“走后门”这一单一现象进行运动，那么视野就显得过于局限，不正之风的表现形式远不止于此；并且，对于“走后门”的行为，应当进行深入分析，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处理措施，方能取得实际效果。
此前，叶剑英已就同一问题向毛泽东做了汇报。随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江青等人实施的“三管齐下”策略，称其“形而上学泛滥，缺乏全面性”。
与此同时，毛泽东阻止了“四人帮”成员在“一·二五”大会上拟发表的讲话稿的分发，挫败了他们意图将矛头指向众多老干部的阴谋计划。
江青等人在首次交锋失败后，并未放弃。同年3月，于中央政治局会议中讨论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人选时，江青再次明确表达了对邓小平的不满。她以各种理由反对由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发言的提议，该提议原本是由外交部提出，实际反映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意见。
邓小平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后，首次遭遇了“四人帮”的直接挑战。
在政治局的首次讨论中，因江青的反对，决议未能达成。次日，周恩来未受江青阻碍，直接在外交部提交的报告上作出批示，表示赞同其方案，并随后将此文件分发给毛泽东及其他政治局成员审阅。
江青审阅批件后怒不可遏，直接“命令”外交部撤销先前的报告。
在讨论联合国大会参会代表团人选时，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二次会议。得益于周恩来此前的积极筹备，除江青外，政治局委员普遍赞同由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特别会议。
因此，江青情绪激动，在政治局会议上引发了不小的风波。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了解到江青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通过书信向江青传达了这样的信息：“邓小平同志出国是经过我同意的，你最好不要持反对意见。”这一举动让江青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锋芒。
随之，周恩来在与“四人帮”的对抗中，再次取得了第二阶段的胜利。
实际经历证明，邓小平此次带领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在国内及国际层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对刚恢复职务不久的邓小平而言，在迅速提升其声望以及稳固和强化他在中央领导岗位上的地位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发之前，周恩来频繁组织民航等相关单位进行会议，深入研讨飞行计划，并针对多项技术要点给出了具体指导。
举例来说，他针对此次飞行任务向机组人员提议，为了保障航线的顺畅无阻，可以事先规划东部与西部两条线路同时进行试飞。如此一来，若届时其中一条航线出现问题无法飞行，还可以选择另一条航线作为备选。
面对机组人员表达的对于首次飞行西线感到的较大困难，周恩来为他们提供了建议：“你们可以联系法国航空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室，寻求他们的协助以解决问题。”
经过沟通，法国航空公司迅速提交了试飞所需的全部信息，并且主动安排领航员随行协助。在周恩来的周密部署下，东线和西线的试航任务均顺利完成，确保了邓小平出国访问的时间安排与安全措施到位。
三月末，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谈及邓小平同志即将出国的事宜，表示各方面准备工作已得到加强。计划在4月6日代表团离开北京时，举办一场隆重的欢送活动，为他们送行增添气势。
批准之后，周恩来向民航主管及指示：“邓小平同志将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我们的任务是确保他顺利完成使命，为他提供一切便利，并举行最高标准的欢迎仪式，铺设红毯以示尊重。”这标志着当时中国外交接待的最高礼遇。
4月6日早上大约7点，周恩来尽管整夜未休息，但状态依然饱满，毫无疲惫之感，亲自驾车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人送别。机场内彩旗随风飘动，数千名群众穿着亮丽的衣服，唱歌跳舞，场面热烈，表达对邓小平一行的欢送之情。
4月10日，邓小平于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发表讲话，深入介绍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及中国的外交政策立场，这一发言广受国际舆论界的注意。
有识之士普遍认为，邓不仅体现了新中国的形象，同时也是周恩来总理的杰出代表和得力助手。
4月19日，邓小平带领团队在完成使命后荣耀返回。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组织了一场隆重的欢迎活动，以表达对这位老伙伴的热烈欢迎与庆祝。
当前时刻，仅有几位负责周恩来健康事宜的医生了解，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周恩来始终带病坚持工作，因此不得不数次将自己的入院治疗计划延后。
三月中旬期间，周恩来每日的粪便中出血量达到了100毫升，这时他才听从医生的建议，前往医院接受全面的身体检查，结果确认他的癌症再次发作。尽管如此，周恩来仍表明他暂时无法立即入院接受治疗。
此后的一段时间，他每日的工作时长依旧超过十小时，经常不分昼夜，持续处于高强度状态。
关于周恩来为何屡次推迟入院治疗的原因，在周恩来逝世多年后，邓颖超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了其中的内幕。据她所述，在那个特定时期，周恩来始终对邓小平的处境感到忧虑，他担忧江青等人会趁他住院之际对邓小平不利，因此他坚持留在工作岗位上……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长期过度劳累，身体状况严重下滑，入住位于中南海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开始接受必要的医疗护理。
此时，江青等人认为机会再次来临，于是全力以赴地再次掀起批判“首相”、批判“周先生”以及批判“党内学者”的一波波风潮。
六月中旬期间，江青、王洪文及姚文元等人相继会见了“梁效”创作团队成员。在交流过程中，他们大力推崇所谓的“当代儒法之争”议题。
江青指出，自古以来，儒学与法学的冲突持续至今，表现为恢复旧制与抵制旧制、进步与保守之间的较量。这种斗争在当前仍然存在，不能否认其存在性。
他再次陈述：“当今的文章鲜少论及现代的儒者，现代是否还存在儒者？确实存在影响力极大的儒者，只不过不包括林彪、陈伯达之流。若非如此，也无法掀起如此大规模的运动。”
随后，江青前往天津的多家工厂、乡村及军事单位，持续宣扬“揪出当代学者权威”“批判党内学者权威”的观点，直白且明显地暗示并指责周恩来。
梦开始的地方
难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了，又要巧妙顶住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又要为国家的发展前途作想，真正做到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