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庆皇帝统治期间，目睹京师及各省衙署中胥吏擅权的情形，其不禁喟叹“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事实上，嘉庆皇帝连同历代帝王，皆已洞察胥吏所带来的危害。然而，面对此困境，却始终未能探寻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
在清朝的政治体制架构中，胥吏群体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又具有何种特质？基于相关文献资料，御史将以严谨的态度，为诸位详细阐释清代胥吏制度。
【胥吏的不同类型和额设人数】
胥吏，所指为书办、书吏等。与经由吏部铨选任用的国家正式官员不同，胥吏乃是于各衙门中受雇供事的人员。从现代视角诠释，其类似于体制外的编外人员或签订合同的工作人员。
以清代行政运作体系而言，自京师之各部院衙门，乃至地方之府州县衙门，在文书拟制、册籍登载以及账目核计等政务范畴内，书吏承担了其中大部分事务。
胥吏群体在构成上呈现多样化特征。从广义层面而言，诸如衙门长官差遣的皂吏、捕快、门子及斗级等人员，皆隶属于胥吏范畴。然而，自明代起，此部分人员被重新归类至“役”这一类别。从社会阶层划分角度审视，“役”被归为贱民阶层，依据当时规制，其子孙不得参与科举考试。
从严格意义上讲，书吏这一群体具备特定文化素养，熟练掌握书写与运算技能。尽管他们并非编制内的经制人员，然而在衙门运作中，承担着核心工作内容。基于此，他们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享有较高地位，所处阶层介于普通民众与士人群体之间。
故而，在探讨胥吏相关议题时，需秉持差异化考量原则，绝不可将书吏与役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在清代，其正式的职官编制规模极为有限。于整个文官体系内，京师与地方所设职位总计仅万余人。就治理层面而言，以如此数量的官僚去辖理一个人口达数亿之巨的庞大国家，实难达成有效的行政管理。因而，诸多繁杂的行政事务，不得不仰仗规模可观的书吏群体来予以执行。
就具体岗位而言，书吏有着各异的称谓。于京中诸如宗人府、内阁、中书科、稽察上谕事件处、翰林院、詹事府以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机构任职的书吏，一概被称作“供事”。
在清代官制体系中，诸如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内务府、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太仆寺、太医院以及步军统领衙门等诸多衙门机构内，承担文书工作的吏员，被统一称作“经承” 。
于各省督抚、将军、学政所辖机构，以及顺天府、奉天府与各税关等部门履职之吏员，其正式称谓为“书吏”。而府州县衙门内之吏员，因所处层级相对较低，通常以“承差”“典史”“攒典”等称之。
换言之，就不同部门而言，书吏所获头衔存在差异。其类别主要涵盖供事、经承、书吏、承差、典史与攒典等。若于文献资料中遇及此类称谓，均可将其视为书吏之指代。
于京城内外各衙门，书吏数量颇为可观。其中，户部因其政务繁杂，按规定所设书吏达238人，此外还存在大量临时招募者，仅户部额外书吏便逾千人。至于户部以外的其他各部院，书吏人数皆控制在百名以内。经统计，京师各衙门书吏总数约为1200名。
依据定制，总督与巡抚所属衙门，并无其他品级官员之设。衙门诸般具体事务，皆由幕僚及书吏负责经办。据《清会典事例》所载，各省督抚衙门中书吏数额，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依实际情形灵活设定。
在各类衙署中，闽浙总督衙署书吏额定数量居首，达59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巡抚衙门，书吏人数最少，仅12人。于布政使司层面，四川的书吏数量最多，计72人，而新疆书吏人数最少，仅有26人。同样，在按察使司衙门方面，四川书吏人数以56人居于首位，江苏则以6人位列末席。
关于各府州县书吏的配置数量，存在明确的标准。通常而言，府及直隶州的书吏数量范围大致在十几人至二十几人之间；而散州、厅与县，书吏人数则多为数人至十几人。书吏数量的具体设定，主要依据政务的繁杂程度而定。
【书吏的危害与不可替代性】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经由该选拔体系产生的官员，其学习范畴主要围绕《四书》《五经》展开，考核形式则为严重脱离现实的八股文。当这些缺乏实践经验的官员履任各部门职位后，面对具体业务往往茫然无知。然而，政务处理具有时效性，不容片刻耽搁。在此情形下，他们不得不仰仗书吏群体来操办实际政务。
尽管书吏群体展现出颇为可观的专业素养，然而朝廷在其仕途晋升方面，设置了严苛的限制措施。依制，书吏任职满五年，方有资格参与选拔考核。不过，即便通过考核，其所能获授的最高官职仅为正八品，多数情况下，只能担任不入流的杂职。
在清代国家体制中，存在着一个显著弊端，即正规职官难以切实履行职责，而具备办事能力者却无法获得晋升机会。此矛盾若得不到妥善化解，书吏群体势必会呈现出负面特征。
在《清稗类钞》里，对清代书吏所造成的危害有着颇为生动的记载：
在当时的行政运作体系中，各部司官普遍欠缺对吏事的研习。至于堂官，其情形亦不容乐观。各类案牍的处理，实质上皆由书吏主导。具体而言，每当有案件需办理时，堂官将之委派于司官，司官旋即交付书吏。书吏遂查阅过往成案，依照律例整理，而后呈递给司官。司官仅作少许文字润色，便转呈堂官。若堂官未提出驳斥意见，该案件便就此定谳。
在封建行政体系中，从中央的堂官、司官到地方各级行政长官，与书吏构建起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络，二者相互利用，乃至狼狈为奸。特别是部分品性贪劣的官员，借助书吏这一途径，行分财舞弊之实，以饱私囊。
在清朝康熙、雍正与乾隆统治时期，三代帝王皆洞察到胥吏群体所潜藏的危害。但颇为遗憾的是，他们仅以言辞予以警示，却并未制定相应的制度举措，从根本上去应对这一潜在威胁。
光绪二十七年，鉴于胥吏积弊已久，弊端丛生，已至非解决不可之境地，朝廷遂饬令各省督抚着手裁撤胥吏。然而，彼时官场已然腐败至极，即便采取强力举措，亦难以挽回颓势。终致清王朝在短短数年后宣告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