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顽执的老头儿
这是个执着、任性、拿定主意不改变,甚至“一条道走到黑”的老头儿,在67岁时,矢志不渝地要建自己这座建筑的第七楼。是的,这是他的建筑,从设计、搬砖、和泥、砌筑……到最后的收拾,“刮垢磨光”,他一力承之:1962年,建起了第一楼;1963年,第二楼;1964年,第三楼、第四楼;1965年,第五楼、第六楼。动工以来这四年,六层小楼“灰头土脸”(哪里能说“巍然”)地“趴”(哪里能说“矗立”)在那儿。老人家的“建筑队”里,有的人“走”了(天庭召唤),也有的人“垮”了(衰病难支)。尤其是当其时也,高天乌云潜集,大地恶风阴卷,稍知者莫不退缩,而这位67岁的“老工头儿”,站在第七楼的阶台边,执拗地要继续施工。
这个顽执老头儿当然不能对外界的风云变化无感,但多半辈子走过,早看惯秋月春风,兀自一人为第七楼赶着工……1966年旧年除夕(公历1月20日),他写下《鹧鸪天》词一首:
烛影摇红聚故人,思来已过十年春。
蜃楼蚁园追前梦,蛛网蚕丝缚此身。
犹待漏,独倾尊,眼中谁更是交亲。
东风枉有回天力,也自难招不起魂。
十年前(1957年)的梦魇如“蛛网蚕丝”缠缚,他仍拼却老命,勠力把工程往前推。这一年的酷阳之下,他被疾风暴雨横扫,“七楼”工程不能不停下来了,老人家极不情愿地留下了一层“烂尾楼”……
回过头说那“六层楼”
读到这儿,有朋友不由问:您……您说的真是建什么楼吗?
又有朋友说:看“建楼”老头儿那首词,他是不是张伯驹呀?
哈哈。我说的“建楼”,一个比喻也。写词的那一位,还真是张伯驹。
1961年深秋,张伯驹头戴“摘帽”右派的帽子,离开北京后海南岸那个东西方向上狭长的院子,到长春市的吉林省博物馆上班。“极目寒榆连渤海,回头亭杏望燕山”,“万里边关鸡塞远,百年世事蜃楼空”,63岁的老人思绪万端。几十年在京剧票友、书画收藏、吟诗作词、交友结社的日子里浸润过来的人,传统文化的气息和习惯流通在他的血管中,很快地,从为博物馆评鉴书画、闲暇时会友票戏开始,他的身边聚拢了一些习气相通、格调相近的老文人。大家每每聚坐,相谈甚洽,张伯驹的“老毛病”又犯了,“老根苗”又发芽了,他忽地又生一念:让诸位把所谈、所擅各形成文字该多好,把这些文字编成一卷书该多好!这就是他后来为《春游琐谈》所撰《序》中说的:
……乃晚岁于役长春,始知“春游”之号,固不止《游春图》也。先后余而来者有于君思泊、罗君继祖、阮君威伯、裘君伯弓、单君庆麟、恽君公孚,皆春游中人也。旧雨新雨,相见并欢。爰集议每周一会,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则积日成书。他年或有聚散,回觅鸿迹,如更面睹。此非惟为一时趣事,不亦多后人之闻知乎!(序言落款“壬寅春中州张伯驹”,壬寅即1962年)
这是“老工头儿”关于自己这座楼“动工”那一年的郑重其事的记录。于思泊、罗继祖、阮威伯、裘伯弓、单庆麟、恽公孚,这是他“开张”时的“七八条枪”。在“施工人员”上,随着“楼层”的加高,从第一层到第六层,以至未完成的第七层,从1962年到1965年,以至1966年,认真数一下,这支队伍竟达到36位之多!注重文史的读者会在这里看到许多引人关注的鸿儒大家。张伯驹所团结来的作者,囊括了从爷爷辈至孙子辈的一众同好者。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凡八类,是“老工头儿”认真思考设计下来的“板块”,或者说每层楼拟分的“房间”。
也就是这样,这“六层楼”,即《春游琐谈》,经过张伯驹的修整条理,按照来稿的时间先后为序(而不是遵什么名头、身份为序),请了刻蜡版油印的人员帮忙(每页能印100张吧),装订成六卷的小册子,繁体字,竖排版,锁线装,每卷头张伯驹题“春游琐谈”四字,并且标记了卷次。六卷册的小册子,至1966年之前次第出来,这就是张伯驹他们36人留给世上的一份文化遗产。
这里请允许我插上这么几句:张伯驹呀,真是有超乎常人的“油印本情结”。从1932年至1935年,他编写记录自己书画收藏的《丛碧书画录》,即请人用刻蜡版油印成书;至1960年,他又亲加“补遗”,仍作油印本,大略记录了书画作品119件。张伯驹集录自己的词作《丛碧词》,其最初也是1950年的油印本。特别是,他的好朋友郭则沄主编的那部极有价值的、集十五位文史大家的掌故类随笔合集《知寒轩谈荟》,于1946年油印成册(我在另一篇文中专门谈及,刊于今年7月5日《北京晚报》17版),张伯驹一直关注此事,只不过当郭则沄请朋友合力写“谈荟”时,张伯驹正在西安等处游历,未能参与其事。说《春游琐谈》是继承了《知寒轩谈荟》的写作脉络、编辑思路以至油印办法,是大致允当的。
《春游琐谈》的三个版本
1980年冬,后海南岸张伯驹家里,那窄长的小院北房窗台下的几盆残菊花未落尽,他家乡河南的中州书画社(后并入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张弦生来拜访。那时候老人一家的居住条件还很差,原本自家的小院,挤进来三四家人,还有人在院里加盖了小房,对原房主恶声恶气,张老一家对这一切只能是忍气吞声。有老乡亲来,自然是格外高兴。
伯驹找出自存的六册《春游琐谈》油印本,问张弦生:“你们看看,能不能出版?”那时仅有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红毹(shū)纪梦诗注》,张伯驹的“出版热”还远未到来。经过三年半的操持,于1984年7月出版,印数8000册,定价1.5元(遗憾的是,其间1982年2月15日张老病逝,享龄85岁)。张弦生编辑做了开拓性的耕耘,参与了这一版本落实的著名文史大家周汝昌先生说:
“几年大劫过,原有的六卷小纸册,大多已成灰烬,已成泥土,今将其出,历史功绩。”
河南版的《春游琐谈》成为我常读常新的一部书,除张伯驹外,撰稿人之中的叶恭绰、于省吾、陈莲痕、黄君坦、张江裁、罗继祖诸公著述,也进入了我的阅读范围。又因着地利之便,后海南岸的张伯驹住居,以及由沙滩北大红楼迁到了雍和宫北的文物出版社,都成了我间次登门的地方:前者是去拜访伯驹先生的女儿女婿张传䌽、楼宇栋二位,后者大多是我为北京出版社再编《春游琐谈》而与在文物出版社“延职”的楼先生讨论编辑实务。张老师一般话语少,大多是在画案上展开的山水花鸟画间忙着勾勾勒勒,也听着来人对谈;楼先生高度近视,他伏在文物社办公室桌上专注看校样的样子,像一幅黑白版的木刻画一样留在我的记忆里。1998年6月纪念张伯驹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北京出版社的《春游社琐谈·素月楼联语》一书出版,平装印5000册,定价20元,精装印3000册,定价25元。
张伯驹潘素故居(位于后海南沿26号)
1998年北京版较1984年河南版有什么不同呢?编校、字词细节方面撂下不说,粗略言之,是楼宇栋先生据他手中的油印本卷一补进了10题、卷二5题、卷三4题、卷四16题、卷五2题,卷六保持原数。合计来说,河南版原共有262题,北京版增至299题,补进了37题,在排印上占32页。楼先生的说明是:“此次整理,我和出版社都主张一个‘全’字,要把他们当年这部书的原貌呈现给读者。”在张伯驹先生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这部书受到热烈欢迎。
1984年河南版与1998年北京版,其不同是历史的缘由造成的。前者,主编张老病重,不久仙逝,热心的大学者、《春游琐谈》作者中的“年轻人”周汝昌先生参与编定事宜,河南版自有其历史的贡献。不是张弦生慧眼,不是张编审“咬定”,这部书被差池过去,或者再晚出几年,是完全可能的。北京版则主要为二代人楼宇栋先生主持,他做主恢复了被删去的37题,这自有其作为历史学家、考古人的远见。历史上曾留存下来的东西,删去什么,易事耳;但一旦删去再找回来,往往并非易事。也就是依仗楼先生当年的决断,今天的读者才能获观更为全备的《春游琐谈》前六卷。
《春游琐谈》六卷本,白纸黑字,历史仿佛就这样铸下来了。我做过这样一个操作:在36位作者的299题文章中,作为主编的张伯驹带头写下了68篇,贡献最著(第二名罗继祖37篇),其所涉内容又关书画、文玩、诗词、戏曲、掌故、轶闻诸大类,蔚然大观,若把他的这些文章提取、分类、配图出版,应该是甚得文史界读者喜欢的。2013年,我把这一构想向张传䌽、楼宇栋二位老人做了汇报,得到他们的首肯。
然而,我从事出版工作,一直有个较大的弱项:签订文字合同的意识不强。这是我们出版社法务处的年轻人批评过的。传统中国读书人的简单意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许多事上是全凭君子一句话的事。但其实这种行事办法落后于时代了。
也就是在这不久,坊间突然爆出一个大消息:发现了《春游琐谈》第七卷的本子!我当然为这一消息所振奋,想的是,一来出《春游琐谈》之“足本”,二来再为张老的“个人本”添加新发现的篇什。但等再与张、楼二老商谈这一计划时,他们说已将张伯驹的著作权委托给家中后辈的版权代表;而后来“代表”告知,他将“大版权”(关于著作权的民间说法,意谓全部相关的出版权)授予中华书局了。我的计划只好搁置。在几十年的出版操作中,把好书贡献给读者,这是第一位的,你出还是我出,是其次才考虑的问题。况且我手边一直也忙着其他的书,几乎允不得我在一个具体项目上多纠缠。再有,以出版单位来讲,中华书局较北京出版社是老前辈,揖让些个,是老出版人处世应有之义。
2021年4月,中华书局版全七册《春游琐谈》出版,简体、横排、仿古线装七小册,一套盒,印6000册,定价198元。
《春游琐谈》都“谈”了什么
您是把河南版、北京版以至中华版都说到了,但是,那《春游琐谈》到底是个啥子滋味呢?不好意思,大家还没读过。
是的,可以理解。我前边只顾得和大家交代《春游琐谈》几个版本出版的前前后后,却还没有稍介绍这本书的内容。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是要亲口尝一尝。怎么办呢?
《春游琐谈》河南版262题,北京版299题(如若加上张伯驹的《序》可称是“300题”),中华版即后来补上的第七卷分了15题(实际上因为划分的不同,题应更多些),那么可以约略说这部书是300多题。300多题有长有短,咱们取尽量短的题来“举一隅以反三隅”,共同来“尝鼎一脔”吧!
● 陕西之“德、言、功、容”
余昔避日寇居秦,闻陕西人尝戏谓:吾省有“德”“言”“功”“容”者四人——“德”者印光法师;“言”者张季鸾,《大公报》社论皆为其手笔;“功”者李仪祉,关中少雨多旱,渭水开渠皆为其所经营;“容”者则于右任也,辛亥革命陕人拥以为首,遂得誉,伟身长髯,相貌魁梧,后南京政府时任监察院长,噤若寒蝉,毫无建白,陕人故以讥嘲,谓其徒有其表耳。(丛碧)
1942年10月,张伯驹偕夫人潘素到西安,大略在1945年才返回北京。他居陕自然会体察其地风土民情,此一短札即记当时印象。印光、张季鸾、李仪祉,朋友们多可以自己查到相关资料。对于四个人中最具盛名的于右任,他记下了世上评点。是啊,于右任伟身长髯,美则美矣,但身居要职,只知自保,“毫无建白”,一点儿也提不出(或根本不想提、不敢提)于百姓有利的建议或主张,这种尸位素餐,让民众讥笑、反感是必然的,光长得漂亮管什么用?!
● 袁寒云讽乃父称帝诗
项城袁世凯帝制自为,强奸民意,不独众叛亲离,全国指骂,即其第二子克文,亦心不谓然,尝有一诗云:
乍著微棉强自胜,
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淹孤月,
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
蛩声警夜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
莫到琼楼最上层。
何其婉而多讽!(伯弓)
这一题的作者署“伯弓”,即裘文若(1890—1976),曾积极参加上世纪60年代初张伯驹的吉林省博物馆聚谈。裘文若民国时曾供职交通部,1956年受聘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也为校图书馆做过古籍版本鉴定。在《春游琐谈》第一卷中,楼宇栋先生后来补入的文章,即有伯弓《春集纪事》《春暮小集纪诗》二题,这是在伯驹先生为是书所撰《序》之外,对这一雅集及其撰文、编书之事的至为珍贵的记录。
伯弓这篇短文,写下了近代史上很令人思考的一件事:大儿子袁克定拼力拥戴乃父袁世凯称帝,二儿子袁克文却扭着劲,只恐乃父如愿。这首七律很有意思,一百多年来传抄不绝,其中个别字句或有改,然其基本意旨是表达明确的。只可惜已是“权令智昏”的爹爹看到儿子这首警示诗,不但不作反省,反倒下令把他拘禁了起来。张伯驹卖掉西皇城根的丛碧山房之后,曾一度住到燕京大学西门外的承泽园,“寄”承泽“篱下”者,袁克定也。一些“回忆”文章,把袁克定写成是“风流倜傥”一个“帅哥”,其实非也!他借住承泽园时,佝着背、瘸着腿的一个衰翁也。
● 燕市旧闻
……天桥在永定门正阳门间,清代禁在桥上通行。每年天坛祭天,先农坛祀神农皇帝,由桥上经过,事先铺置黄沙,平时用辖管木将桥封锁。桥基作八字形,高出地面六尺,宽约七丈。民国七年修马路,将桥面落矮若干。十八年,因行车不便,将桥修平,不久又将桥拆去,天桥遂名存实亡矣。闻故老言,光绪三十三年,西太后寿辰,桥上用鲜花扎搭彩牌楼,所费达数千金。……
北京向皆土路,宣统初年,设民政部兴修马路,自骡马市大街开始以次及于城内。未兴修前,宣武门内外大街及地安门外大街之土道皆高于便道数尺,两旁屋宇多在其下,土厚辙深,车过尘扬,不能睁目。(次溪)
上边这则《燕市旧闻》,其内积攒了九段小文,这里录的是其第七、第九段。压缩了的“罐头肉”,我们搛取了其中两片。作者张次溪(1909—1968)是大名鼎鼎的京师掌故家,参加张伯驹这一写作邀约时大略是五十四五岁,在共计36位作者中,尚属“较年轻”之列。次溪先生当时身患脑疾,基本居家,谈不上远赴吉林,他该是伯驹和他身边大先生函请参加写作的人士之一。《春游琐谈》各分卷次第印成,大风暴就不期而至了,张次溪遂于风荡雷击的第三年告离世界。
《燕市旧闻》这第七段讲天桥。张次溪居住在宣南名巷烂缦胡同,那地儿本来离天桥就不远,他本人又是天性上极关注民俗与民生的人,所以1936年,年纪轻轻时就一举推出著名的《天桥一览》;及至中国大陆上“天地苍黄”,他又于1951年写了《人民首都的天桥》。他的文人脾性让他以写作为第一生命,他努力追上时代步伐的劲道使人至今想起来仍然感佩!
这第九条写北京道路。骡马市大街、宣武门内外大街,这都是张次溪自少遍走的地界;地安门外大街,他也常常去。为什么?地外大街旧时有好几家古玩字画铺,它们的局面和上架的货品与琉璃厂不同,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常有故宫太监“顺”出来的犄角旮旯的宝物,还有北城一些大宅门各种缘由“挤兑”出来的东西。比如有一回张次溪家藏的康有为书法被盗了,他就从后门桥的古董店里把它又淘换回去。熟悉北京街道的人,才能写出街道的旧貌(比如他写到,大街上堆土高于便道,车辙在堆土上轧出深沟,这是绝大多数今天的人们所不知的),才珍惜我们如今四通八达、油光锃亮的大马路!
说是《春游琐谈》300多题,我们这里只介绍了不到三题,确乎是浅尝辄止。设想下扩大它100倍吧,张伯驹当年主编的《春游琐谈》,就是这么一个“大观园”。
《春游琐谈》第七卷手稿的惊天现世
1967年,张伯驹这个“老工头儿”顽韧地在推进“第七楼”的建筑,管它风高浪急,管它人手渐稀,他兀自独力支撑着,像小燕子啄泥一般地堆叠这第七楼。抄整到第十四篇、第十五篇的时候,外界的剧烈冲击使张老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颠簸动荡中,他远远未竟的第七卷手稿残卷,留在了博物馆同事刘振华、苏逸兰(应该记下他们的名字)手里。后来1969年张老“下放”,刘、苏二位将先生的残稿交到了北京来的年轻人薛永年手里。
薛永年,北京市人,1941年生,1965年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1978年考入母校美术史专业研究生班,毕业留校任教至博士生导师。在吉林省博物馆这十三年,赶上的大部分是非常年月,薛先生当然是以本专业为基础,经手经眼大量的美术史实件,相关的图书、资料、杂册自然堆叠,后来归拢到一个个纸箱之中。一时手头用不到,这些东西也就“沉睡”着。
这些纸箱跟随主人从长春到北京,像许多住户一样,薛先生把它们存放在住所的地下室里,投身于紧张的工作之中,码放的纸箱连翻开一下的工夫也没有。2012年地下室意外跑水,他应急处理,这才翻检晾出一沓薄薄的宣纸小册,正是张伯驹四十多年前手写《春游琐谈》的第七卷残页。虽然水浸多湿,幸好纸页尚在,字迹可辨。薛先生原本完全把这件事忘却,但前半生的往事此刻奔涌心头,他激动得夜不成眠……2013年乃张伯驹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借着有关部门举办纪念大会的机缘,薛先生得以将这一绝世孤品交给张家的版权代表。
一些业界人士闻听这回转曲折的故事,不由感叹:覆水难收,有一万个可能,这手卷早就湮灭于天壤之间,而它竟得以留存,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上天护佑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