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由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一直延续至公元8世纪中期，唐朝在“大唐盛世”的威名下达到鼎盛。这是一个和平繁荣的时代，安居乐业，物美价廉，是一个“天下无贵物”的时代，人们可以非常便利地周游各地。商人安全地“南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千里不持寸刃”。

商业的发达刺激着手工业的进步，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又为社会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这些产品又经商人而推向社会成为商品，良性循环的结果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成为令世界向往的东方乐土。

外国使节和商贾接踵而至。那些普通商人一经得到官方允许，即可在其同胞中住下来，从事自己的商业活动，而代表外国政府来唐朝的使臣，却必须等待朝廷的安排。

唐朝要以一种威严的仪式欢迎这些使节，目的是让他们怀有对大唐王朝的敬畏。他们必须向当朝皇帝进献名贵的贡品，以表示他们的国家对大唐王朝的臣服。

外国使节到达唐朝都城时，必须携带正式国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合法的特权。外国君主如果想求得唐朝的帮助或保护，必须正式上表乞请。

当时，外国君主最希望得到的礼物是一种铜制的鱼形符信，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一枚铜鱼的一半。每一个与唐朝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唐朝政府都给它们分发12枚被分作两半的铜鱼。每枚铜鱼按12个月的顺序编号，刻上接受铜鱼国家的国名。“雄”的一半保留在唐朝宫廷之内，“雌”的一半赠送给“进贡”国。

派往唐朝的使节将鱼符放入锦囊，他携带鱼符的顺序号，必须与他到达长安的月份相符合。如果他带来的一半鱼符与唐朝保留的另一半契合，他就会得到与唐朝政府规定提供的权利和优惠相一致的接待。

世界各地的商人，从陆、海丝绸之路接踵而至，尤以粟特、波斯、大食、回鹘人居多。一时间，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和泉州等城市，挤满了这些胡商。就唐朝民间而言，对于外来居民的态度总是宽容与嫉妒复杂地混合在一起。

当时的人们，常常在酒宴上摆放一个深眼窝、高鼻梁的木偶人陀螺，用它来表示喝醉了的胡人。当这种滑稽的小木偶跌倒时，它倒的方向指向谁，谁就必须将杯中的酒喝完。年轻的诗人们常常在妓院里用这种木偶人取乐。他们一方面嘲弄、取笑这种木偶，另一方面却苦苦思恋着那些胡妓楚楚动人的妖冶。

为了获得中国的特产，胡商们带来许多奇异的商品以炫唐人眼目。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商品，不仅丰富了唐朝的市场，而且还令唐朝人生出无限遐想，编造出许多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以撩人情怀。

一位叫苏鹗的文人，在公元876年依据这些传说撰写了《杜阳杂编》，其中“可鉴人五脏六腑”的“灵光豆”，可不用火做饭取暖的“常燃鼎”，可热胀冷缩的“神锦被”，可使百步内昏黑如夜的“变昼草”，可习习生凉风的“松风石”等等诡怪灵异的故事，至今读之，依然令人心怡。

但是，作为一个封建王朝，集权统治和官吏至上的本质，使得唐朝在面对财富分配的问题时，总是摆脱不了攫取和垄断的欲念。商品对于公众的幸福越是必须，国家就越是想参与这些商品的分配。

即便是在盛唐的“开元之治”时期，唐玄宗就曾幻想实行国家垄断商业的政策。他在开元二年（714年）发布一道诏令，禁止向外国人出口或出售锦、绫、罗、绣、绢、丝，以及牦牛尾、珍珠、金、铁等物品，同时对认为有伤风化的异国珍玩奇货限制进口和销售。他甚至驱赶广东的胡商，焚烧了所谓的“奇技淫巧”。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遭到了宰相张九龄的极力反对。

张九龄不仅历陈通商互惠的好处，而且说服唐玄宗开通大庾岭，以方便广州由陆路进抵长江、进而通达北方的商业通道。这个来自南方富商之家的文人，甚至躬身督建，终于开通了自大运河之后又一条贯通南北的商业之路。

但是，张九龄的努力不久就被迎合唐玄宗的李林甫、杨国忠等特权阶层所挫败。天宝年间，为了搜括更多的财富用于享乐，政府下令对盐、铁等重要商品加征税赋。各地官吏闻风而动，变本加厉地将这道指令放大到所有商业领域。然而，当唐玄宗等特权阶层刚刚尝到专断霸道的甜头，国内发生了“安史之乱”。这个在马嵬坡不得不赐死杨贵妃的倒霉皇帝，不仅终结了大唐盛世，而且自己也逃离长安，落难成都。

其后的唐朝，进入了所谓的中唐时期，波澜起伏，虽有灵光一闪的时候，但更多的是重建封建官营垄断工商的政策。

早在唐玄宗时期，就有人提出盐铁官营的建议，他就是刘彤。刘彤上疏建议唐朝政府对盐、铁、木等采取“官收兴利，贸迁于人”的政策，即全面推行垄断官营制。

唐玄宗曾将盐铁官营一事交给大臣们讨论，虽然大臣们一致认为盐铁官营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但是许多大臣认为，如果采取官营垄断，则会大大挫伤民间盐铁经济的发展，对于国家的长期发展反而不利，所以刘彤的建议最后遭到否定。唐初以来的盐铁政策照旧执行，说明当时统治集团内部发展生产的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刘彤的主张无疑给最高统治集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们对盐铁业的态度逐步改变。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到成都，唐肃宗在灵州宣布继位。由于战乱，赋税收入减少，国家财力不济，便有人又想到了盐铁专营的问题。这个人叫第五琦，《旧唐书》中专门给他立传，说明他对唐王朝的影响很大。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第五琦创立榷盐法，“隶盐铁使，盗煮私市罪有差”。就是将盐铁经营权收归国有，设立盐、铁官管理盐铁业生产和销售，任何私自经营者视其轻重而定罪。

人们突出的感觉是，第五琦将盐户生产的盐全部低价收购起来，然后高价卖给老百姓。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天宝、至德年间，盐价每斗十钱；第五琦任盐铁使后，“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国家通过专断经营恣意提高盐价以求暴利，但官卖效率低下，贪污严重，食盐销售大大减少，不仅财政收入不见增加，还对民间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造成致命打击。

不多久，有个被后来的《三字经》推崇为“神童”的刘晏站了出来，决定革除弊政。《三字经》说：“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其中的“作正字”是说他七岁的时候便被授秘书省主管文字校正的官职，所以“彼虽幼，身已仕”。

这里面有个典故。据说唐玄宗到泰山封禅，当时刘晏才七岁，在唐玄宗面前赋诗颂扬玄宗，玄宗称奇。俗话说“童言无欺”，玄宗就让宰相问他对大唐江山的看法。不想刘晏对曰“国瑞也”，就是国家昌隆祥瑞的意思，于是举朝上下，莫不称奇。

中国历史上的神童故事很多，唯独刘晏被《三字经》传唱，说明刘晏的人格魅力。而他的人格魅力不在这种“拍马屁”上，而是在于他革除弊政的努力赢得了民心。

刘晏在唐肃宗、代宗时，历任京兆尹、户部侍郎、吏部尚书、盐铁、转运、铸钱等使，管理财政达20年。刘晏执管财政时，正是安史之乱以后，因连年战争，社会经济面临崩溃。专断的官商经济体制限制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不仅造成政府入不敷出，而且社会民不聊生。刘晏面临着救国与救民的双重任务。

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学家中，刘晏别具一格。他选择的是官商并举，国富民强的经济政策。为了解决濒于崩溃的财政危机，他改革传统的官制、官运、官销的盐铁专卖制度，推行政府与商人合作的官制、商运、商销制度。他没有提高盐价，而是通过“与民共利”来发展生产、疏通渠道来增加收入，因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是，虽然刘晏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改进南北水运方法，重建盐法，稳定物价等，改善了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困境和财政危机，但是后来昏庸的德宗继位后，却听信杨炎的谗言，一纸诏书，赐死了刘晏。史书说：“赐死诏书乃下，且暴其罪。家属徙岭表，坐累者数十人，天下以为冤。”

刘晏死后，杨炎入相，他虽是小人，但是却向德宗提出改革税制的建议，将过去以人丁为征税标准的租庸调制，改为以财产多寡为征税标准的两税法。这是一项划时代意义的措施，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极大突破。

两税法采用以钱定税的原则，除谷米外，均按田亩计算货币缴纳，反映了唐代中叶货币经济的发展。两税法大为简化了税制，便利了租税的征收，免去了税吏许多催索的苛扰，不但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而且也减轻了人民负担。

虽然两税法很好，但是却受到许多人的反对。就像诬陷刘晏一样，杨炎自食苦果，又被一个叫卢杞的奸相所诬陷，不久也被皇帝赐死。

其后的唐朝，开始渐渐露出衰败之象。物价开始逐渐攀升，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与人为的灾难一起接踵而至，天灾人祸导致了商业凋敝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极端匮乏。政府的财政用度入不敷出，于是又变本加厉地剥削农民和商贾，终使民不聊生，揭竿而起。私盐贩商王仙芝和黄巢，凭借他们走私时的私人武装起而叛乱。唐帝国历经这次大规模的起义，终于使这个庞大帝国陷于分崩离析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