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针对脊髓灰质炎、破伤风、白喉、百日咳、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等传染病的疫苗都已研制出来。在当时，美国的50个州都要求在孩子们上学的第一年之前为他们接种一套疫苗。
在这个时候的美国，疫苗接种已经被大多数的公众接受了。但这种情况在1982年4月18日发生了改变。当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出了一部时长一个小时的电视纪录片——《百白破：疫苗轮盘赌》。这部纪录片讲述了百白破疫苗的所谓风险，比如，有的儿童接种疫苗后依旧感染上了百白破，甚至还可能导致儿童癫痫、脑损伤、无法控制的尖叫。纪录片里采访了一些科学家、律师、政策制定者和愤怒的父母，播放了受疫苗伤害的儿童的故事，还公开了部分据说死于疫苗接种的婴儿照片。这部纪录片声称，美国政府、医生和制药公司掩盖了这些风险，疫苗在预防百日咳方面没有效果。
尽管这部纪录片采用了一些不负责任的新闻元素，但它还是凭借在电视节目设计方面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艾美奖。但这部纪录片从未用医学证据来证实纪录片中父母关于孩子病情的说法，也从未提供证据证明那些伤害是接种疫苗造成的。
那些害怕或反对接种疫苗的人之所以这样做，往往是因为一些原因，比如认知偏差或者强烈倾向于一种结论而非其他的思维方式，对很多事情得出不合逻辑的错误结论。以下是心理学家提出的几种认知偏差：
忽略偏差是指什么都不做会比采取行动的危害更小。忽略偏差会让人们认为接种疫苗比不接种带来的风险更大。没有一种经过批准的疫苗是百分之百安全的。但科学研究证明，接种疫苗的风险远远低于感染疾病的风险。美国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和发明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因为忽略偏差而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他写道：“1736年，我失去了4岁的儿子，他死于一种常见的天花。长期以来，我一直痛惜并且后悔自己没有给他接种疫苗。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了提醒那些忽视了疫苗接种的父母。他们认为，如果孩子因为接种疫苗而死，他们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但我的这个例子表明，即便选择不接种疫苗带来的遗憾和悔恨也是一样的，所以，应该选择更安全的方式——给孩子接种疫苗。”起初，忽略偏差使富兰克林相信不给儿子接种疫苗是最安全的选择，但在之后这一决定令他悔不当初。
易得性偏差是指一个人更关注最近发生的、引人注目的、通常是罕见的事件，而不是具有更大的、更常见的风险的事件。例如，有人听说了最近的鲨鱼袭击事件，在海滩上他会更担心鲨鱼而不是溺水，尽管溺水的可能性更大。同样地，那些听到疫苗危害的父母，不管是不是真的，可能会更关注接种疫苗带来的风险，而不是染上麻疹或其他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危险性。
消极偏差会让大脑更多地关注消极信息，而不是积极信息。比如，你每天收到10次赞美和1次侮辱，你可能会记住侮辱而不是赞美。消极偏差可能导致人们更关注疫苗的微小风险，而不是它们所带来的能够预防疾病的好处。
证实偏差是指人们会无意识地偏向已经相信的信息。任何在网上搜索疫苗信息的人都会找到支持和反对疫苗的网站。但是那些已经相信疫苗不安全的人将更有可能阅读和关注反疫苗的网站。证实偏差十分强大，人们即便亲眼见到了能够证明他们错了的证据，有时可能不但不会意识到自己错了，反而会强化他们原来错误的观点。
内群体偏差发生在意见相同的人们共享和加强他们观点的时候。人们往往更信任自己所在的社会群体内的成员，而不是他们可能害怕或不喜欢的外人。因此，那些认为疫苗是危险的人往往会团结在一起，通过相互分享来强化他们的观点，而忽视那些认为疫苗是安全的人的想法。
除了这些认知偏差之外，人类的大脑并不能很好地评估风险。正确的风险评估包括基于有限信息的复杂计算。情绪和经历决定了人们处理信息的方式。例如，许多人极度害怕坐飞机而不是驾车——即使从统计数据上看，车祸比空难更有可能发生。但是给人们关于风险的准确信息并不一定会改变他们的想法。人们仍然感觉开车更安全，因为它更熟悉。即使人们坚信自己在理性思考，认知偏差也会干扰人们对风险的评估。
此外，这部纪录片还故意扭曲了医生的采访，让人误以为医学专家们觉得疫苗是伤害儿童的罪魁祸首。
“医生们措手不及，家长们群情激奋。”谈到《百白破：疫苗轮盘赌》，保罗·奥菲特说，“这部纪录片催生了反疫苗组织和国会听证会，以确定疫苗是否弊大于利。”25年后，研究人员发现，纪录片中的许多儿童都患有Dravet综合征——一种与疫苗无关的遗传病。
不管真假，这部时长一小时的电视节目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反疫苗运动，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疫苗接种的看法。一群忧心忡忡的家长组成了“不满家长联盟”，倡导提高疫苗安全性，更好地了解疫苗风险，以及父母拥有决定是否给孩子接种疫苗的权利。
与此同时，数百名家长对惠氏实验室和立达公司等疫苗制造商提起诉讼。这些父母声称百白破疫苗对他们的孩子造成了脑损伤和其他伤害，希望得到赔偿。疫苗并不是制药公司的高利润产品，面临昂贵且引人注目的诉讼威胁，许多制药公司决定停止生产疫苗。这让美国的公共卫生部门感到担忧，因为如果太多制药公司停止生产疫苗，可能会导致疫苗短缺。
面对诉讼，惠氏实验室和立达公司停止生产百白破疫苗，称诉讼成本是百白破疫苗销售额的200倍。虽然立达公司最终再次开始生产百白破疫苗，但将价格从每剂17美分提高到每剂11美元，以支付法律费用。
随着诉讼案件的增多，“不满家长联盟”出现了一位新的领导者——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34岁的芭芭拉·洛·费舍尔声称，她4岁的儿子克里斯蒂安接种百白破疫苗后健康受到损害。据她说，她的儿子在接受第三次注射后，盯着天空看了好几个小时，并且对待她的行为很反常。
而在1998年，英国胃肠病学家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在《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推测MMR疫苗成分与自闭症之间有潜在联系，这在医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虽然很多人对这一推断性的观点表示极大的怀疑，但大家在如何回应上意见并不统一。这反而让韦克菲尔德钻了空子，他趁机操纵媒体大肆宣传自己的观点，还被很多人奉为反疫苗的“斗士”。
1999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美国儿科学会做出了一个杞人忧天的决定，即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疫苗中极微量的硫柳汞（一种汞基防腐剂，可阻止疫苗瓶中细菌和真菌的生长）会导致不良反应的情况下，建议立即从标准的儿科疫苗中除去硫柳汞。这一毫无缘由的调整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并最终助长了一场由家长领导的草根运动“水银妈妈”（MercuryMoms），家长们坚信硫柳汞是引起孩子自闭症的原因。更糟糕的是，“水银妈妈”和韦克菲尔德的追随者们联手发起了声势更为浩大的反疫苗运动，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将守卫自己健康的疫苗拒之门外。
直到2010年，《柳叶刀》终于承认韦克菲尔德在研究和发表过程中可能存在欺诈行为，并正式将其论文撤稿。
此后，越来越多的儿科实践指南也制定了相关政策，称幼儿园和学校将拒绝接纳不接种疫苗的孩子入学。这一强制性措施的出台，既顺应了广大被感染儿童家长的呼声，也基于可靠的医学基础：没有接种疫苗的儿童不仅自己容易感染疾病，还可能感染身边的易感人群，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但这一系列补救措施似乎为时已晚，美国不同地区先后出现了麻疹流行，消除“反疫苗运动”的影响任重道远。
作为历史上最成功、最具成本效益的医学干预措施之一，自20世纪初以来，接种疫苗一直是延长人类寿命的重要手段。公共卫生官员几乎从没想过疫苗计划的实施会引起民众的抗拒，毕竟当一种危险的传染病暴发流行时，人们一定会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预防上。但事实是当一些传染病（比如麻疹）得到较好的控制后，大众开始对疫苗的安全性产生疑虑。更令人遗憾的是，一旦接种率下降并出现疫情，多年积累的对传染病的控制效果极有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