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去新加坡旅游，说着中文的导游为了推销新加坡产品，重点讲述几点，新加坡是一个没有假货的国家，商店销售的产品、餐厅的食品卫生都非常让人放心。如果一旦有人售假被抓，处罚的力度则非常大（抽烟不在指定地方也有可能会遭遇重罚，市民公众场所不冲马桶都有被罚款可能性等等），这种处罚力度足以让大家不敢违背法律。规矩就是规矩，进入这个国家，总会被无形的力量所威慑，时刻警示自身别以身试法。
电商这些年一直迅猛发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有目共睹。“剁手党”享受便捷生活最忌惮地方就是害怕网络假货，以及面对假货维权的难点等等。阿里电商平台治理假货付出大量人力和物力，例如扫描在线商品，发现售价商品立马处置，联合工商检等执法部门从售假厂家追溯生产厂家的源头，为打击假冒伪劣生产做出应尽的责任。2017年两会期间，阿里董事局主席马云先生在微博里面公开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这一提议得到社会共鸣。平台对于假货“零容忍”态度，以及后续不断加强的力度，为治理假货源源不断注入能量。
有付出总会有回报。2017年淘宝平台因玛氏皇家猫粮售假而告上法院，上海某区法院判决玛氏皇家猫粮赔偿淘宝12万元。此案称之为“阿里打假第一案”入选“2017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同时，此案还入选“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2017年法治蓝皮书”等等评选结果。
案件虽小，折射出来的意义非比寻常。网商平台与假货生产商水火不容，淘宝把自身平台的售假商家推上被告席，是因为销售商家不仅仅损害消费者利益，也损害了平台良性发展，例如平台在国际市场多次承担降级的风险。阿里电商平台一直深受假货之害，大有“天下苦秦久也”之痛感。最终平台选择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足以证明平台把消费者权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击破阴谋论“平台纵容假货”、推脱论“平台无责任”等等论调。
其次，案例入选意义在于示范效应。电商平台早已不是一个新生事物，而执法者面对假货生产者依然没有取得长足进步，新生领域法律修正相对滞后，执法成本太高无法形成合力，很多网络造假者改头换面逃脱责任，销售者却面临异地投诉处理等等重重困境。从电商平台到执法者鞭长莫及，助长了违法者的嚣张气焰。从这些角度来说，“第一案”入选是对当前法律的一次审视，能够吸引公众及相关法律人士对该领域的关注，吸收社会有益的力量，为电商平台的后续发展提供法律援助，弥补当前对网络平台销售的法律治理短板。同时，对消费者也会些许安抚，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类似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当年某位律师因火车晚点而把铁道部告上法庭要求索赔九元钱，包括最近女子坐火车吸二手烟状告铁路局索赔一元精神损失费用，这些案例示范效应辐射到民众权益的扩张，能够带动更多人关注自身的权益。
美国最高法院对新生案件判决异常谨慎，从法官到陪审员都会从历史考验出发，把判决的证词引用到的条文都会罗列清清楚楚。这种“实锤”之举就是示范效应，以后各级法院遇到同类的案件，其他法官都能掌握判案的尺度，提供一条借鉴之路。因此，对于网络售假的判决，以及入选为十大案例，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都有者一个划时代的意义。
最后，该案入选众多年度案例也是一个宣告，假货对社会的危害达成一个基本共识。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中国造”，其内核就是中国技术和中国“智”造，虽有局部发展不均，但是企业的竞争力绝对不是通过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来占据市场，野蛮生产的时代已经行不通，唯有质量和品牌才是取胜之道。
新加坡导游无意识透露，淘宝这些电商平台很难在新加坡生根，最大原因就是水土不服，因为淘宝上面有商家兜售假货，另外每一个实体店背后联系着一个中产阶级，他们的消费习惯已经养成，很难去改变。不管这理由是否偏颇，新加坡对于打击伪劣商品思路与“治理假货像治理假酒”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处。新加坡在短短四十年变成一个社会文明，经济繁荣的花园城市，“新加坡模式”被国家借鉴，很大部分归结于对于法律的严格执行。
消费维权“最后一道防线”还是法律武器，通过司法来化解社会矛盾。随着“阿里打假第一法案”的示范效应，我们可以乐观其成：随着执法环境的改善，法律条款的明晰，执法的力度加强，生产假货的厂家必定付出沉重的代价，网络假货的生存土壤必定越来越贫瘠。随着造假成本的高涨，造假者，甚至购买者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一个水清河晏的“剁手”环境必然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