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七十年代。

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代。

出生时，文革尚未结束，没几年，改革开放又开始。

所以，不算太苦，当然不能与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同日而语的了。

我向来就不是志存高远的人，懵懵懂懂，神经大条。

不比那些早慧之人。

有的人，天生就有一副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架势。

比如钱钟书，抓周时一抓就抓到书，故名“钟书”。

也难怪后来会成为大师了。天生的。

再比如宝玉，只抓脂粉钗环，使得贾政大怒，骂他将来酒色之徒耳。也是天生的。

我不是钱钟书，也不是宝玉。

因为我既没有抓书，也没有抓玉，我抓了……什么也没有抓。

很简单，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让我来抓。

如果真要抓，估计我会抓——糖。太甜了。

有块糖吃就是最大的梦想了。

记得小时候一分钱可以买一颗糖。

村子里有个杂货铺，柜台上放一个玻璃罐，糖就装在玻璃罐子里，五颜六色的糖纸诱惑着小孩子们。

一大群小孩子，手里拿着一分钱，换回一粒糖，极其小心地剥开，舍不得一下放进嘴里，先舔一口，眯上眼睛，得意地晃晃脑袋，无限满足地发出啧啧地赞叹声。

然后小伙伴们一人舔一口，最后连糖纸也不放过。

吃完糖，伙伴们喊着口号又浩浩荡荡地往猪场坝走去。

猪场坝文革前是一个集体猪圈，文革后废弃不用。

猪圈屋顶是一块平整的坝子，很大。

它成了小孩子们玩耍的首选之地。

玩耍呼喊的口号是经常会变化的。

这主要与看的电影电视有关。

喜欢扮演剧中人物，做明星——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明星”这个概念——是一大梦想了。

当年一部很火的电影，什么片名不记得了，打小日本的。

似乎是鬼子扫荡，端着刺刀，獐头鼠目进村了，背景音乐响起：松井的队伍来了来了。

这时候，我们这群往猪场坝走去的野孩子，喊的口号就是“松井的队伍来了来了”。

七八个野孩子，耸起背，弓着腰，只恨不得把脖子缩进到地平线以下，手比划着端刀的姿势，一个挨着一个，牵线线一样，鬼子进村了。——这是上学前。

后来流行《聪明的一休》，演到中场时，光头和尚一休，一只手抵住太阳穴，手肘撑在地上，另一只手叉在腰间，侧着身子，大叫“休息休息一会儿”。

于是，扮演“休息休息一会儿”的一休又成为一大乐子。

再后来，《恐龙特急克塞号》红火，又动不动就举起双手，做出射剑的动作，大叫：“克——塞！前来拜访！”模仿克塞的动作。

记得有一个杀虫剂广告，印象相当深刻，一群虫子得意洋洋地大叫“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没一会儿，杀虫剂出现，“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杀死！”

此口号我们喊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都相当幼稚。

女孩子家开始爱美了，不再扮演那些打打杀杀的角色了，喜欢扮演白雪公主啊，侠女之类的美人儿了。

怎么扮？

扯一根红苕藤，折成一节一节的，却又不至于折断，筋皮连着，形成一串一串的，挂在耳朵上，做珍珠耳环。

不知到哪里去找的红印泥，用拇指沾了一大块，摁在额头上，做美人痣，头发披散开来，用红丝巾（也有用蓝丝巾的）扎在头顶，美妙绝伦。

时间就一直不紧不慢地流逝着，我们轻松自如地玩耍着，根本不必为未来担忧。

后来就读书了。

父母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我“跳农门”——当然也是我的梦想。

那是八十年代，城乡差距极大。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

很多单位招聘，明确规定：须得有城市户口。

这样说吧，农村户口的范冰冰在各方面都绝对竞争不过城市户口的凤姐，包括婚姻。

当时农村中有点钱，有点门道的，想方设计都要把自己子女的户口迁出去，不为别的，只为一个城市户口。

当时我们镇上有所医院要征占我们队上有一家人的土地，出多少钱那家人都死活不干，只提一个要求，把儿子的户口办成城市户口。

最终没有实现。

阴差阳错，二十多年后，这家人因为那块没有换成城市户口的地，在后来政府的征占中赔了一大笔钱，至于户口，想保留农村户口都不能了——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然这是后话了。

有一个城市户口就是农家子弟的最大梦想了。

于是，就得像那只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一样，奋力地往前跳，跃过龙门，驶向大海。

怎么跳？

当然只有读书这条路了。

可以说，整个读书阶段的所有动力，都缘于跳农门。

很庸俗。

的确，我向来不是志向远大的人，真没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宏伟大志，自己有几斤几两，还是心中有数的，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胸怀，一丝儿都没有过。

不指点江山，那又想干什么呢？

小学时老师布置过一篇作文《我的理想》，写当解放军的比较多，尤其是男生。

这是有原因的。

之前老师叫我们每个同学给在老山前线住猫耳洞的解放军叔叔写了封慰问信，小学生嘛，写来写去就那个水平，还错别字连篇。

写完后交上去，大家都忘记了这么回事。

万想不到，有一天，班上有个男生居然收到了一封回信，老师在班上念信的时候，班上那个兴奋哟，就是一锅煮沸的开水，翻滚，咕咕冒汽。

我是女生，从来没有想过当解放军，因为，解放军都是“叔叔”。

有的写当科学家，为祖国效力；有的写当歌唱家，舞蹈家等等，不一而足。

我想了想，这些对我都太遥远了，不切实际，不现实。

又有哪些职业呢？

实在是孤陋寡闻，不甚了了，好像就只有医生和教师了。

想来想去，似乎当教师要稍微容易一点，于是，我就写，我的理想是以后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不是我的觉悟有多高，那时提到教师，前面必定有“人民”二字，还得有“光荣”二字。

机缘巧合，后来真当了一名教师，照别人说法，也算是梦想成真了。

自我检讨，之所以报师范，实在是因为成绩不好，而考师范的分数要降低十分，如此而已。

读三年级时开始写作文了。

先是看图作文，后是自由写作，主要叫写日记。

基本上不会写。

有一次，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在班上念了某个同学的一篇作文，写的是，自己在做作业时，不知不觉就趴在桌上睡着了，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在空中飞呀飞，最后醒过来，才知道是做了一个梦。

原来作文可以这样写！

我的心空像是被点放了焰火，轰的一下，然后一派璀璨。

我一下子如醍醐灌顶，找到写作的钟南捷径，以后每次写作文，当山穷水尽绞尽脑汁写不出来的时候，必然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然后飞呀飞，然后醒过来。

屡试不爽。

直到四年级，看了一些作文书，知道一点点写作的窍门后，才把那只蝴蝶放飞。

后来上初中，学了杨朔的《荔枝蜜》，才发现，原来大作家也喜欢做梦变蜜蜂。

敢情小学同学在三年级就学到了这精华，了不起！

那时就比较喜欢看课外书了。

也买了不少的书，零用钱基本上是花在这上面了，什么《妈妈讲故事》、《三百六十五夜》之类的。

后来陆续被同学借去，慢慢地，书名依旧笑春风，书却不知何处去了。

读初中看得比较杂，除了订报刊杂志，也开始涉猎小说。

最多的是琼瑶小说，还有岑凯伦的小说（话说这个“岑”字，以前一直读成“芩”，很久以后，才知道，原来是“岑”字，真是羞愧难当，掩面而逃）。

看过一部半金庸小说，《笑傲江湖》和《射雕英雄传》。

那半部就是《射雕》。

始终看不下去，一看到黄蓉和郭靖，脑海中浮现的就是翁美玲和黄日华的影子，全然没有看书的乐趣了。

干脆不看。

喜欢上了三毛和尤今。

看得多了，心中的文学梦开始萌芽了。

在班上的作文也小有名气了。

在90年，区里举行“学雷锋．学赖宁”征文比赛，获中学组二等奖（学校发了一个笔记本以资奖励，这个本子，至今保存），这种写作激情尤其一发不可收拾。

想当记者，仗笔走天涯，把世界搬进方格子，脑袋像万花筒一样绚丽多彩，飞速旋转，仿佛人一直在高速公路上，那种迫切的想法，就像嚼炫迈口香糖，根本停不下来。

可是，有的人是属于拖把的，事情拖着拖着就一干二净了，比如我。

因为这种拖拉的性格，那种文学梦想，随着时间的推进，慢慢地从眼前淡化，最终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如今，站在中老年的台阶上，回望我和我追逐的梦，看到那些橡皮擦不去的岁月痕迹，突然想起归有光《项脊轩志》中的那句话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不禁唏嘘感慨。

幸好，年岁尚不老，我的路还很长，而且充满希望，还可以像肖申克的救赎一样，让灵魂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