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纪昀
昀再拜启，存吾太史阁下：承示《戴东原事略》[1]，具见表章古学之深心，所举著书大旨，亦具得作者本意。惟中有一条，略须商榷。
东原与昀交二十馀年，主昀家前后几十年，凡所撰录，不以昀为弇陋，颇相质证，无不犁然[2]有当于心者。独《声韵考》[3]一编，东原计昀必异论，竟不谋而付刻。刻成昀乃见之，遂为平生之遗憾。
盖东原研究古义，务求精核，于诸家无所偏主。其坚持成见者，则在不使外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故于等韵之学[4]，以孙炎反切为鼻祖[5]，而排斥神珙反纽为元和以后之说[6]。夫神珙为元和中人，固无疑义，然《隋书·经籍志》明载梵书以十四字贯一切音[7]，汉明帝时与佛经同入中国，实在孙炎以前百馀年。且《志》为唐人所撰，远有端绪，非宋以后臆揣者比，安得以等韵之学归诸神珙，反谓为孙炎之末派旁支哉！东原博极群书，此条不应不见；昀尝举此条诘东原，东原亦不应不记。而刻是书时仍讳而不言，务伸己说，遂类西河毛氏之所为[8]，是亦通人之一蔽也。
若姑置此书不言，而括其与江慎修[9]论古音者为一条，则东原平生著作遂粹然无瑕，似亦爱人以德之一端。昀于东原交不薄，尝自恨当时不能与力争，失朋友规过之义。故今日特布腹心于左右，祈刊改此条，勿彰其短，以尽平生相与之情。刍荛之言，是否可采，惟高明详裁之。
注释：[1]戴东原：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代著名思想家、学者。少年时问学于江永（慎修）。深通天文、历算、史地、音韵、训诂、考据等，对经学、语言学有卓越贡献，一生著述甚多。 [2]犁然：坚确貌。《庄子·山木》：“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之心。” [3]《声韵考》：戴震著，共四卷。 [4]等韵之学：中国古代研究汉语发音原理、发音方法和音韵结构的学科。 [5]孙炎：三国魏人，字叔然，郑玄弟子。撰《尔雅音义》八卷，《隋书·经籍志》著录。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谓“孙叔言（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即反切）”。而清人郝懿行云：反语非起于孙炎，郑玄、服虔、应劭年辈皆大于孙炎，并解作反语，具见《仪礼》、《汉书注》，可考而知。反语古来有之，盖自孙炎始畅其说，而后世因谓孙炎作之。 [6]神珙：唐时僧人，著有《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答问十二》）。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 [7]十四字贯一切音：通行于东汉至六朝间的一种梵、汉字音对照方法，来源于佛经（梵书）。按即十四个元音字母。 [8]西河毛氏：即毛奇龄，字大可，号初晴，人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著有《古今通韵》等。 [9]江慎修：即江永，字慎修，江西婺源人。经学家，音韵学家。著有《古韵标准》、《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等。
赏析：
这是一位学者致一位史官的私人书信。修书者乃清代大学者、文学家纪昀；收信人是当时任翰林院检讨的余廷灿（字存吾），而明清两代修史事由翰林院主管，故可援古例以“太史”相称。纪昀此信系针对余廷灿就其所撰《戴东原事略》征求意见一事而发，涉及的问题比较专门。然而，对于任何时代任何学人来说，这封信都值得一读。
戴东原名震，乃清代著名学者，一代考据大师。余廷灿未见过戴震其人，所谓“未识君面而喜读君书。后君死十有二年来京师。……因考其事略，以待史馆采择焉”（《戴东原事略》）。《事略》中除叙生平外，侧重介绍了戴震在天文、历法、文字、声韵诸方面的学术成就。对此纪昀在信中给以充分肯定：“承示《戴东原事略》，具见表章古学之深心，所举著书大旨，亦具得作者本意。”然而哪怕有九十九分同意而只有一分的不同意，他也不肯隐瞒，必一吐为快。再说纪昀与戴震为挚友，对其人了解之深又非泛泛之交可比，他有充分的发言权。故信中即续写道：“惟中有一条，略须商榷。”这，就是《事略》中标举了戴氏遗著《声韵考》，却未能对其中的缺点加以批评辨正；而纪昀认为这是必须加以批评和辨正的。
关于等韵之学的源流问题，纪昀认为《隋书·经籍志》讲得很清楚：“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这应是拼音的源头了。唐代元和时期的僧人神珙著《四声五音反纽图序》，则应是它的继续发展。而戴氏却举汉魏间的孙炎“反切”为鼻祖，此较胡书随佛经传入中国实晚百余年；而又排斥神珙“反纽”为元和以后之说，皆不尊重事实。纪昀还认为，“东原博极群书，此条不应不见；昀尝举此条诘东原，东原亦不应不记”。那么，是什么使得戴氏对此“讳而不言，务伸己说”，使著作受此瑕疵呢？这一点非深知戴氏者不能解，惟纪昀能道之：这就是成见，是“不使外国之学胜中国，不使后人之学胜古人”的成见。然而学问须尊重事实，科学并无国界，贵在取长补短；而后人之学是必胜古人的，谁叫他站在古人肩上呢！像戴震这样的大学者，平生“研究古义，务求精核，于诸家无所偏主”，而一旦成见先入为主，他也会有不顾事实的谬误，“是亦通人之一蔽也”，后之学者，可不慎哉！像戴震这样著述甚丰的大师，介绍其学术成就宜有侧重，尤其应注意“勿彰其短”，所以纪昀建议“刊改此条”，“而括其与江慎修论古音者为一条”，这样才能充分阐扬其平生著作之精华，同时也合于爱人以德的古道。
有人说：“最好的批评都是称誉”。对纪昀此信，也可以作如是观。戴震的学术成就已得到包括余廷灿在内的时人充分的称誉，纪昀无须再锦上添花，他要努力为其剪除病枝败叶，“以尽平生相与之情”，而其用心仍在于爱护。纪昀此信高张实事求是的精神，认为做学问固然须坚持实事求是，作史传一样要坚持实事求是。为学者解此，则思过半矣。
读者还会注意到，此信的语气相当直率，相当自负。信中说：“东原与昀交二十馀年，主昀家前后几十年，凡所撰录，不以昀为弇陋，颇相质证，无不犁然有当于心者。独《声韵考》一编，东原计昀必异论，竟不谋而付刻。刻成昀乃见之，遂为平生之遗憾。”而这种自负，又是建立在自知自信的基础上的，固不同于自诩。它使人感到，在这里修书者的灵魂是赤裸着的，真是“布腹心于左右”，行文气盛而言宜，绝非谦谦君子可比。这无意间也印证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那样的好话，给人以不少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