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两大封建王朝，即唐和宋的转折和过渡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审美文化，对于辨析唐、宋两代审美风格的差异缘由，以及中国美学史的补充和完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该时期创作的文学文本《花间集》为中心，探讨了这一历史阶段士人阶层在审美对象、审美能力、审美色彩和审美趣味四个方面呈现出来的特点。

将其概括为由外而内、由粗转精、“金”的凸显和醇酒美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背后的深层社会政治文化原因。

与《全唐诗》中大量的边塞、山水、田园诗作不同，《花间集》的描写对象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即由对外在自然的关注转为对居室内部陈设和闺阁用物的描绘。

《花间集》中，喜欢以“远山”来形容女性的双眉，如“嫩红双脸似花明，两条眉黛远山横”，这既是在引典，同时也是在写实。

至于画眉的材料，则多用青黛，《花间集》中也不乏这方面的描绘，如“远山眉黛绿”，“仙子含愁眉黛绿”，美人们画着黑色的蛾眉，兼做出淡灰色的晕影，看去确实有“远山黛色”的效果。

宝钗、梳子、金泥衣和金缕衣则反映出五代时期首饰和服装制作手艺的高超。这些器物的美不仅在于材质的华贵，还在于其工艺的繁琐和精细。

在《花间集》中，“金泥”与“金缕”也频繁地被提及，如“罗衣隐约金泥画”，“缕金衣透雪肌香”，显示这两种手法是那一时代豪华服饰上最常见的装饰形式。

如果说以上提到的几种物象主要是从“实”处建构起一幅富丽的美人居室行乐图，那么熏香则是从“虚”处营造这种华美氛围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古人追求焚香的境界，是尽量减少烟气，让香味低回而悠长，香炉中的炭火要尽量燃得慢，火势低微而久久不灭。

为此，人们发明出种种复杂的焚香方式，李渔甚至认为，焚香这么重要的事情，每个环节都应该由士大夫自己亲手做，“此非僮仆之事，皆必主人自为之者”。

但《花间集》里的士大夫似乎不太同意李渔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这些琐屑的事情，由女人处理的时候，会显得更美。

如毛熙震《女冠子》：“闷来深院里，闲步落花旁。纤手轻轻整，玉炉香”，一位百无聊赖的美人，先到院里走了走，然后回到屋里，去整理一下炉中的焚香。

《花间集》在女性审美表达上，继承了梁陈宫体诗的传统，并进一步在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审美感官的协同作用下，营造出一种声情之美。

在这些审美感官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视觉形式。花间词首先展示出鲜明生动的视觉形象，产生纤巧、精致的构图美。

除了视觉上的诱惑力，《花间集》也擅长从嗅觉的角度来描摹女性，就像上文所谈到的那样，口脂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其带有奇异的香气。

女人涂得艳红的嘴唇上，永远散发着昂贵的、奢侈的香味，这一点令男性诗人非常迷醉。

因《花间集》中描写的女性多有青楼女子，她们不仅美艳动人，而且擅长多种乐器，可称才色双绝，故《花间集》中也多有女子抚弄乐器的意象。

由此可见，《花间集》表露给我们这样一种审美信息，即在脱离了人类原始时期对于审美对象的“粗放式”欣赏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的审美能力在各个方面都进一步得以加强和提升。

他们不仅有能力全方位地欣赏各种美，而且还可以创造出更精致化的审美对象。

上文亦已提到，五代时期，服装和首饰的制作工艺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准，这些材料都证明了人类审美能力，尤其是形式感知力的发展和进步。

《花间集》在描摹物象之时，特别注重对于色彩的捕捉和表现，使其染上了艳丽而多变的色泽和光彩。

花间词人深受中晚唐文学的影响，善于学习李贺、李商隐的诗法，注重抒情，也注重用字、用色。

《花间集》中常出现的色彩主要有这样几种：红、绿、黄和金色，其中又尤以金色为重。

花间词人都喜用“金”，翻开一部《花间集》，可谓是满纸金色迷人眼，而其中又以温庭筠为最。

温庭筠不仅在描写女性的服饰装扮上喜用“金”字，如“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翠钿金压脸”，“金雀钗，红粉面”；

那么我们需要追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花间词人喜欢用这些颜色，并尤喜用“金”？

笔者认为，主要有这样几点原因，首先，这几种颜色都属于比较亮丽和鲜艳的色彩，更容易对人的视觉感官形成较强的冲击力，在用其描绘物象时，也易于形成一种“形式的美感”。

其次，花间词作多以女性形象为中心，而“红”的妩媚，“绿”的清新，“黄”的暖柔，再加以“金”的富丽，更适于对女性形象的描绘，也合乎此时士人心目中的女性审美标准。

再次，通过对这几种色彩的组合和调配，能产生一种较强的对比和转化效果，可以更好地满足人的感官声色欲求。

最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金”与“玉”很多时候是并提的，两者无论从出现时间，还是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来看，都可谓不分轩轾，一时瑜亮。

《花间集》作为一部女性审美形象占据主体的文本，其中“金”的凸显，也就不难理解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花间集》在审美对象方面，主要集中在女性及其闺阁陈设；在审美方式和格调上，也流露出浓郁的女性化色彩。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审美趣味，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分不开的。晚唐五代文人形成了一种浓郁的、全方位、深层次的悲剧意识。

然而，人的心灵本质上是一个平衡的世界，长时期高强度的悲剧意识会使心灵严重失去平衡，面临精神崩溃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寻找一些能够使自己心灵得到平衡的媒介，以使这种悲剧意识得到发泄、释放或消解。

沉湎酒色和世俗娱乐，就成为唐末五代士人在消解悲剧意识同时获得心理补偿的一种主要方式，而这似乎也是所有乱世中人的必然选择。

只是与三国时期相比，三国士人更爱酒；而五代士人则更好色。酒与色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其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文的永恒表现题材，很大程度上是和中国士人的依附心态相关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家里，一个人的能力能否得到承认和发挥，很大程度上是看他能否得到当权者的赏识。

长期占据中国思想中心的儒学，从美学的视阈来看，也可称之为是一种政治美学。

儒学认为美规定道德，讲求次序井然中的和谐之美，这些都显示出它与政治权力的伴随关系。

儒家的“三纲五常”使得“国”成为“家”的放大，而君臣关系也因之成为家庭中夫妻关系在政治社会领域的一种延伸。

这种关系使得中国士人在面对统治阶层时，就会产生一种女性依附于男性的身份认同。

在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以两性关系比附君臣关系，而这也构成了中国男性作家“拟作闺音”的重要传统。

大量的宫怨、思妇题材折射出来的正是慨叹命运不济，难遇知音的心绪。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花间集》会以大量的女性形象作为描写主体，这不但和中国的诗文传统一脉相承，也反映了五代时期的历史特色。

历史上的乱世时期，对于某些性格旷达的士人，会外求而酒，而性格内敛的，则内转为色；豪放派的作品，呼酒买醉，而婉约派，则偎红倚翠。

醇酒和美人是乱世士人抚平心理创伤的两剂灵丹妙药。而中晚唐以来，由于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产生，一种以“情欲”为核心的世俗享乐文化也逐渐壮大起来。

《花间集》所收录的十八位词人，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当时的西蜀，由于西蜀特殊的地理环境，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也助长了这种世俗享乐文化的滋生和发扬。

这些都使得花间词人沉浸在灯红酒绿、声色歌舞之中，在这个旖旎世界里，什么样的悲剧意识也瞬间化为乌有，甚至还可从中获取到无穷的艺术创作灵感。

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王朝，即唐和宋的转折和过渡时期。从现在的中国美学史写作情况来看，对于唐和宋的审美文化，一般都会列有数章篇幅，浓墨重彩地进行全方位的描述。

但是对于五代这一转折和过渡时期的审美文化，却鲜有提及。笔者也正是希冀通过本文的写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从而唤起研究者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关注。

唐宋两代审美意识的区别，或许可以从这一时期的审美信息中得到若干解释。

如通过《花间集》中屏风这一物象，我们既可以看到其彰显了宋代以后日常生活器具广泛进入审美领域的新趋向，同时屏风上所描画的自然山水也显露了唐代自然审美的流风余韵。

再如《花间集》所表现的多重感官的复合审美能力，也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点在宋词中可以得到多方面的验证。

《花间集》把晚唐以来绮艳浮靡的审美趣味推向了一种极致，但最高点同时就意味着降落和转型，宋人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走出了唐人的审美风尚，而走向了以追求“平淡”为理想审美境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