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沛/文
真没想到，前两天看到还好端端的孙立人将军，报上竟报道他健康恶化、住进了加护病房的不祥之兆，心情也为之沉重起来。
都是一把把盐，撒在他受伤的心口……
我与孙将军，原是毫无关系的。不久前，准备来台湾的时候，有天晚上，我急急上前去打开被敲得很响的门时，进门的一位穿着西式套服的中年知识妇女，显然也看出了我陌生于她的惊讶，很开朗地向我自报家门。因为她知道我在对门的那所大学开过课，也就告诉我，她先生还在那里教书，我们也算先后同事。她拿出孙将军几封称她为“贤侄”的信给我看，将军苍劲的毛笔字，疏朗有致地错落在中式毛边纸的信笺上，在我这从不用毛笔的人看来，几乎是书法创作了。在他的签名后面，如果说那朱红的印章显目，不如说“立人”二字力透纸背，已经像一首视觉诗，从它看到将军不屈而“立”，是位大写的“人”的形象。纸上字字句句都能让人感受到将军不凡的气质，老矣，也老练，笔力苍劲也沉郁，看得人不由得有些联想，为之动情。
进来的这位女士，我在她通报了姓名之后，就叫她“吴老师”。横竖这些年来，不论是做什么的，叫“老师”，就跟“文革”时叫人“师傅”一样，是不会有错的。她虽然看上去也年近半百，大概小时候也不会和将军有什么接触，甚至不会有什么记忆。她父亲是孙立人的旧部，抗战时，新三十八师远征缅甸，孙立人任命为曼德勒卫戍司令的前后，她父亲一直是将军的英文秘书。将军英语非常的好，不会需要什么口头翻译，想是在那国际战场，少不了一些英文文件的来往和处理，为将军分点忙。将军早年毕业于清华，后来往美国普度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因为送弗尼吉亚军校的条件除了身体好，还要大学毕业，只好先学机械工程。
他除了在清华就是篮球、棒球选手，有“飞将军”之誉，还是参加第五届远东运动会的国手。虽然当年球场夺标，击败日本虎将，也不知自己日后会叱咤战场。但他魁伟高大，一表人才，拿到普度的学位之后，也就顺利地进了军校，与艾森豪威尔同学，大战中，美国名将史迪威、巴顿、麦克阿瑟等，在这国际战场极力支援他，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风云人物。
他一口流利的英语，但远征在外，与盟军和当地的联络与文书往来频繁，加上家属不随军，这英文秘书就成为他最贴身的部属。胜利后，内战起，吴先生一家分居几处，实为家累，要求离队归家。孙立人既体谅他的困难做了安排，也希望他家务安顿之后，还能归队工作。殊不知内战之战火，燃得有南北分治之说，孙立人从东北战场下来之后，就调到台湾来“加强防务”了。这时，吴先生即便想回到孙立人属下，也在物价一日数涨、一家三顿难以为继时而寸步难行了。一九五五年，由所谓的“屏东兵变”而发的“孙立人案”，大陆的报刊也有披露，可是不知详情，更不知内幕。但是，老蒋当时一不做、二不休地搞得涉及面之广，株连的部属之多、之惨，也有报道。吴先生这时要是还在孙立人身边，是不会比判无期徒刑、流放绿岛的郭廷亮少校好多少的。因此，当时吴先生没能过来，自然也是幸事。然而，“文革”时，他也依然受株连，一次次的批斗，没完没了的“交代”，他无法说清楚那么多事情，因为过去都看孙立人是忠于老蒋的“铁杆”，老蒋当年“剿共”，孙立人为他立过战功，这对于一个在“打老蒋”中成立的政权，说他这位“铁杆”又不受老蒋的影响，无有劣迹，是很难叫人相信的。
于是，他在交代不清、过不了关的熬煎中被迫害致死。
这就使得他女儿，虽然对将军没有什么印象，却无法摆脱自己与将军在命运上的联系。
仅仅从书信中，将军是不可能很清楚地知道吴先生的死因，但是，许多比他年轻得多的部属，过早的逝世，他却很清楚地知道都是为了什么，那都是一把把盐，撒在他受伤的心口。在他给这位“贤侄”的信中，想到远征域外她父亲日夜在其左右，今日，他垂垂老矣而伴着孤独，想到年轻的战友早已过去而“泫然”之情，是感伤，还是忧愤啊!
“生乃与黄埔系军头等为伍”的原罪
过去因为拉拢老美，老蒋也实在是让他在远征途中风光了一时，确实容易让人误认为是老蒋的嫡系。
然而，正因是他非出身“黄埔”，为此反被“黄埔”系统的军头所不满。但他毕竟又在军中为将军，只有非“黄埔”，“生乃与黄埔系军头等为伍”的“原罪”。在他的部队中，《满江红》是人人必须会唱的军歌，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也列为必读的政治课程。这些在战斗中，无疑都大大激发了将士爱国的、英雄的热情。然而，岳武穆被杀于风波亭的悲剧，也恍惚留下一个宿命的阴影。前者，明知奸臣在陷害他，为示忠诚，却含冤而死；后者，是蒋家王朝逃到台湾，华府对他已彻底失望，麦克阿瑟邀请孙立人到东京会面，想扶植他出来，而孙立人为忠君，却把此事报告了老蒋，人家哪能不对他下手呢?那些像吴先生这样的部属，实在是那时错把他当成了“嫡系”而被株连蒙冤，但他本人三十多年的苦难，也确实是自己忠蒋的悲剧。
虽然，吴先生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早已平反昭雪，然而，他女儿听到孙立人也“恢复自由”，更是欣喜若狂。在她看来，这能更有力地还她父亲的清白，也能卸下上辈人压给她的沉重的思想包袱。由此，她同孙立人命运相系的感悟也越来越强烈，也显得有些情结化了。不知她在哪里看到的资料，绘声绘色地描述孙立人“恢复自由”，旧部有上千人欢聚，流着热泪高唱、碰杯，回首往事失声失态的情景，在她讲得起劲的时候，两眼闪着异样的光彩。
去年，台中一位艺术家郭惠良小姐到边疆采风，她闻风而去，托郭小姐带了一幅画上松鹤的国画送给孙立人。这回，她又不知道怎么晓得我要上台湾，要我带上两幅绣花的丝寿幛，说今年是她孙伯伯九十大寿，信上充满感情地说她希望在大陆或台湾看到孙立人，她想知道父亲跟随孙立人时的一切的一切。而这一切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生前什么也没有告诉过她。
过去，将军在她儿幼时的印象，尤其是在父亲生前也忌讳去谈它的状况下，更是模糊不清了。她心里需要有个将军现实的、活生生的形象，于是，恳请将军给她一张照片，如果方便，最好是交给我带回去。
她的愿望，我没有理由不尊重；她的一些想法，足够我的思想跨越海峡两岸、驰骋今昔之间，深思又深思。
于是，我一到台湾，就同郭小姐联系，希望借她给孙立人送画的办法和经验，以了却送寿幛之托。不想，她上次并没有见到孙立人，人家只让她把信和画交在门房里。“她只要收到回信就行了。你也不要告诉她这事。”不过，这位热心的艺术家，还是答应帮助我与孙府积极联系。
于是，一天又一天地等着，每天我都去电话催问，郭小姐都是同样的回答，她早就和孙府联系过了，就是没有下文。好些知情者告诉我，孙立人恢复自由了，并不比失去自由时好见。
整整过去半个月了，好不容易才有了答复，说是第二天下午四点钟见我。第二天从台北赶到台中才两点多钟，在附近转了一圈，还是早早地站在门外等着。
看破红尘，万事皆空?
这台中向上路一段十八号，由于孙立人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也为人们熟知，成为常见诸新闻的门牌了。三十多年前，这里自然还没有什么人家，将军住进这日式平房，四周的高墙，围着几乎像一个小公园那么大的空场“寓所”时，墙外也立即围着它盖起了一些两层的、在楼上正好对望这个院子的房子，只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些什么人。二十多年过去，城市发展得周围都是闹市，而这里还保持它固有的清静。大门紧闭，墙外行人也稀，在处处都是越来越拥挤的时候，这倒还是城市很难找到的风景。
这时，我们这么傻乎乎地站在门外，怕又是风景中的风景了。不过，由于郭小姐说到上次送画求见被拒之门外的情景，对比之下想到这次约见几乎是份奇缘，心情还是很兴奋的。
看到表是准四点，上去按了门铃，里面探出一个卤袋，冷冰冰又特神气地问道：
“干什么的?”
“约好我们四点来见孙将军的!”
“不知道这事——”“砰”的一声，门又关了。
“不知道——你问一下嘛——”我扣了几下门，在外高声地叫道。
“糟了，又换人了!”郭小姐发急了，“前天是个手纪老一点的人跟我说得好好的——”
她似乎怕扑空，远远地把我叫来，又有点不过意。
因为，报纸上“孙立人将军的侍卫、司机等八人全部撤回，孙府的安全维护工作，则已委由保全公司负责”的消息发出后，就颇多议论，说是换汤不换药，我们一来又如此，也就难免发一通相似的议论。
“什么又换了人了?是他下班我换班了!”这位门卫显然是在门里听到我们在门外的议论，又探出个头来说：“我会跟你去问嘛!”
我们相视而笑之后，又奇怪自己是遇到什么好运，在将军已经基本闭门不见客时，居然会在原来对此并不抱多大希望时，答应见我们了。郭小姐说，也许是他听说我是来自大陆还是昆明的缘故。
那是一座日式的平房。我们在玄关脱鞋踏上榻榻米的时候，将军夫人正在客厅门边站着。客厅的光线全被四周的树木遮去了，很暗，一进门只见神龛上长明灯的幽光，高大的木雕佛像非常显目，它保持珍贵木材的原色，没上任何色彩，完全是个艺术品。案上的香烛，敬的是佛。张学良被老蒋软禁后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经反复报道，已不算新闻。而孙立人是否同时皈依佛门，则不见传闻，名人失意，还是蒙冤，也必定看破红尘，万事皆空么?然而，在神龛另一侧，却是孙立人当年的几张相片，或戴大军帽，全副武装，或着军常服，身材修长，腰杆挺直，紧束腰带，脚着发亮的长筒马靴，英姿焕发，风度翩翩，让人重见当年风云沙场的名将形象。它和一侧的佛像相对，是人的入世与出世之相对，在这之间它们又有什么因果关系呢?那佛像，也许是他夫人为求他能安度晚年所敬奉的吧?他夫人张晶英女士，还不显老，脸圆圆的，有点发胖，她照顾将军熬过这三十多年，也实在不容易。她看过我带来的信和寿幛，笑嘻嘻地说：
“我们还真是有缘，他是好久没见外人了，有时约好的人，来了也不能见面，他身体吃不消。唉，九十了!今天到医院做保健，医生要他做的动作，我也没有劝他，他就全做了，回来，他还特别高兴，说自己以后要这样做下去!他刚午睡起床，我去扶他来!不过——”她迟疑了片刻，“只能过来跟你们见个面，他支持不了几分钟，也说不了什么，他现在一看到过去的熟人、部属，总会一个人闷闷地难过好久——”
这真是深刻的人生故事，我非故人，然而，怕的是，他由我此行会想到当年在印缅战场不离其左右的人吧!当然，怕他为此难过也好理解，可是，要是他已没有什么可难过的，怕会活得更乏味了。我，不会把他当偶像，但我却必然会像接受检阅似的看他一闪而过，这在我心头泛起一种我自己也说不清的情绪。
“好人还是多，要是好人都能掌权就好了!”
当听到手杖和连走带拖的脚步落地不一致地在地板上“嗵嗵”之声响在门外时，孙立人将军在他夫人搀扶下出现了。他那闪光的眼睛，眼珠已灰白无神。
挺直的鼻梁和厚厚的嘴唇也瘪下去了，那撑得脸庞方方的下巴骨也变形得拉长了脸，修长的身材干瘦得更像一枝抽条又经不住风的弱柳。无论站着或坐着，身子都像在打摆子似的颤抖。真是岁月无情。是衰老成这样，还是三十三年的软禁，将一员虎将摧残得如此?这和两年前“恢复自由”时，接受祝酒时的样子也大大不一样了。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那等待时的韧劲松弛下来了如此，还是他苦苦等待后，等他等到了也不过如此才这样呢?我无法去问。
他这次不是和我们见个面、点个头就走了，而是一坐下来，足足有一个小时。从我们说话间，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微笑，看他点头或蹙眉，他的反应都是极其灵敏的，神志也是特清醒的。但是，他说话却只见撮起的嘴唇在蠕动，很难听清他在说什么，只有一丝微弱的声频在震动。我换了一个座位，挨着他，耳朵几乎要贴着他，也只能零零碎碎地听清几个单词只能有赖他夫人再转述、翻译一道，因此，时间并不少，说的话却不多，但留给人的印象，还是很丰富的。
我从送上寿幛，说到那位托我送礼的人之诚恳、殷切之情，说到人到九十，包括他的战功，包括他的不幸与苦难所留下来的东西也确实不少。当年，他是从昆明出发远征的，在昆明我就看过一部写远征军过野人山的电视剧。部队在被层层叠叠遮蔽得不见一丝日光的密林里行进，天昏地暗，狼嚎虎啸，脚没踏实，就要陷进没膝的泥沼，草丛中作响的大蟒，总是威胁生命地与人同行。没有路标，只有头年为饥病而死的印缅难民在撤退线上的遗骸引路，密林浓雾里，空投补给不上，拖病饿倒的，跟不上队，走散了，也就联络不上了。电视中，写到一个在这样情况下走散的军官，饿得几乎要倒下来的时候，用枪打到一只野兔，用火在烧吃的时候，另一位掉队的女政工，为看到火而看到希望。这个军官看到自己人爬近火堆时，而且爬近的竟是自己过去死死追求，总想占有的女人，这时竟误以为她要来抢食，便用枪口逼着她不准爬近……看得我是不寒而栗。当时，不论有多大的伤亡，部队还是打通了一条中印公路的路基。当被日军击退的英军节节后退时，孙立人派兵走马解围，敌人虽增兵反扑，却是死了一半，才退了下去。当英军第一军团第一师被围，断粮缺水，电话告急，再也无法忍耐时，孙立人斩钉截铁地答道：“中国军队，连我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把贵师解救出围!”
在一场不怕牺牲的白刃肉搏大战后，首先解救出五百被俘的英军出险，掩护了英军一师的人马辎重安全撤退，脱险的英军高兴得抱住中国官兵高呼“中国万岁”。
“你今天在大陆还会知道这样的事?”经他太太转述一道，才终于那么吃力地听顺了这句话。
“即便我不知道，任何有益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事，历史也只会照着本来的样子写的!”
他点点头，那双灰白而干涩的眼珠，不停地在痛苦地转动：“世上好人还是多，要是好人都能掌权就好了!我们国家——”
“我们国家”这四个字，是我听清的，他夫人还没转述，就转口抢着说：
“他又动情了——他也累了，让他去休息吧——”
她上来扣着丈夫的手，将军却连挣两下也没能站起来，我一边协助他夫人，一边提出来说：
“照一张相可以嘛——”
“你就照张相再回吧——”他夫人很开朗地应和着。真巧，郭小姐也想到此事，早掏出她准备好的相机了。因为我送上寿幛时，就说过他“贤侄”想要他照片的心情，这样，也就可以了却这件事了。
“不，不能照!”他抬起手遮住了脸，生怕我们会抢拍镜头似的。
“不知道为什么，上月我弟弟来，他也是不给
照——”他夫人在一旁加以说明。
是为什么呐?他很无奈又求助地道：
“莫困扰我嘛——”
这，会有什么困扰呢?不久前，看到一则新闻，说一位艺术家重病住院时，拒绝任何好心的人前去探视，他不愿那些看过他创造的美好艺术形象者，看到他病危可怜的样子……将军也是这么想么?即使他不是这样想，就是我拍了一张照片回去，他那“贤侄”看到他这个样子，也一定不是她心中原有的“伯伯”的样子。将军老矣!谁都知道人是要老的，谁都知道他不会宝刀不老，而他的欢乐和痛苦，同样在那干瘦的面肌上，皱在他那纹沟里。在这“恢复自由”之后，忧国忧民，壮志未酬未泯也无法伸。前些年，他在园里勤种玫瑰，挥锄挥汗，街上也卖出浓香四溢的“将军玫瑰”，国事不允许他问，他也要做这么点事，现在，即使真的“自由”了，他又能问什么，做什么呢?将军真是老矣。
想到这里，就是他愿照一张相，我也不愿这样照张相带给他大陆的亲人，于是，我也上去搭一只手扶他回房。
他站了起来，虽然两腿在打战，也不动。
“他要送你们——”他夫人说。
这一来，我倒慌了，退出客厅，向他鞠躬，请他留步。
他不同我们说什么，拖着腿还是在往门前走，我走下玄关穿上鞋，再给他行礼告别时，只见他扒开太太搀着他的手，立正，举手，向我们行了一个军礼。
将军还是将军，将军不老；将军老了，是老将军；当年的风姿不再，气概还在。
我那本来有些灰暗的心情，此时心头为之呼呼地跳得十分兴奋起来，直到门卫几乎像报复似的，大声地问道：“谈完了哇!”我才清醒地想到，这是什么地方。
无怪四周不论怎么热闹，成了闹市，门前依然冷冷清清。当年，他有一位旧部濠上人，打听了几年，终于在这条路上看到孙立人牵狗散步，他站在一旁，仍然像个军人那样向他的老上司举手敬礼，孙立人一言未发，只见前面的“引路人”怒目而视。将军向前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回头看他一眼，点点头又继续往前走了。跟在将军后面的那个人走上去问濠上人
“是哪个单位的”，他没理他，跳上自行车就跑，后面居然大唤一声：“站住”，一惊之下，他不得不防范后面的算计……
眼前，街路依旧，寂寥依旧，然而，那样的事总该不再发生了吧?我下意识地回头准备再看一眼门卫那张垮下来的脸，一辆计程车在跟前停下了。我们上了车，说了一声：
“文化中心!”
“你们是记者呀?”车一开动，他就这么问道。大概从我们的去向，联想到这种职业。
“不，我身上有什么像记者的地方吗?”
“不是记者，来这里做什么?”
我一愣，也没作声。我理解，他不是责问，也不是好奇，更没有什么坏意。这地方，三十多年，一直都是一个是非之地，今天，不论有了什么新的说法，至少在他心里，还是一切依旧。想到将军对我们最后说的一句“莫困扰我嘛”，莫非也是这个意思?
我回去，对那位满怀希望听到她伯伯好消息的人，就只能说这么一些事么?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六日，台北
原载一九九 年十一月二十日香港《明报》
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台北《自立早报》
十一月三十日澳洲悉尼《华声报》
十二月十二日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
等海外多种华文报刊
